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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胜过莎士比亚吗?--诺贝尔文学奖面面观

   傅正明译斯图热•阿连教授撰

   (Sture Allen,瑞典文学院院士)

     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在其1910年的《致瑞典国民》一文中,以谩骂的语调涉及许多论题,其中之一是1901年度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普鲁道姆(Sully Prudhomme)的评选问题:“此外,这位获奖者被认为已经理想地(ideally)写作(后来在别处被篡改为意义不同的‘理想倾向地’idealistically这一词),可是,他却是一个实利主义者(materialist),也曾翻译过卢克莱修。”斯特林堡继续写道,这项奖颁发给布鲁道姆“违反了法规和[诺贝尔的]遗嘱”[1]。

     斯特林堡所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诺贝尔曾在1895年的遗嘱中约定:诺贝尔文学奖应当颁发给那些创造了“在一个理想方向上的最杰出的作品”的人。作为诺贝尔的同时代人,当斯特林堡指出“理想倾向的”(idealistic)与“理想的”(ideal)这两个形容词意义有别因而违背遗嘱时,他很可能是正确的。但他并没有提到两者的区别何在。诺贝尔所用的“理想的”这一形容词的意义问题--向来被认为是奇特的甚至是反常的--几乎被讨论了一百年,论者提出了多种“解释”。正如爱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在其著作《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标准研究》(1991)中所指出的:“的确,文学奖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不断尝试解释这一道语焉不详的遗嘱。”

     诺贝尔给我们提供了五项标准,其中三项是对五项奖普遍有效的标准,另两项是特别为文学奖制定的。(1)“颁发给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益处的作家”。这是在遗嘱的相关段落中第一句话就引进的一项基本标准。(2)“在过去的那一年”,出于明显的理由,这里被解释为:作家被提名时应当是健在的--没有莎士比亚的席位,其作品应当是在当时就有影响力的。(3)“不考虑候选人的国籍”。这是一项有远见的标准,虽然没有与十九世纪末叶的民族浪漫主义保持一致。最近十年来,它已经尽可能地得到了广泛的运用。(4)“颁发给那些人他们将创造出……最杰出的作品”。这当然意味着文学上的优异。(5)“在理想的方向上”。这句话与一项包括对遗嘱修改稿进行调查的语言学的分析是相吻合的,它意味着;“在通向一个理想的方向上”,在这里,理想的领域在上述第一项标准中已经挑明。

     由于保守的常务秘书维尔森(Carl David af Wirs)早就奠定了这种取向,诺奖评选的最初几年,在文学院的讨论中导致对遗嘱中“理想倾向的”这一词的解读,没有兼顾到特格纳(Esaias Tegna)等人的研究成果。这一取向的形成源出于瑞典哲学家波斯崔姆(Christopher Jacob Bostrm)的精神;德国美学家费希尔(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也曾倡导过理想的现实主义,维尔森可以说是步其后尘。无疑,斯特林堡注意到这一点,因此提出反驳意见。

     理所当然,文学院的态度,反映在颁奖评语的历史中。在最初三十年,几乎每隔两年的评语都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采用“理想倾向的(地)”之类的词语。

     但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日渐摆到前台来了。爱斯普马克采用报导和通信之类的资料,在上述那本书中考察了评选标准。他的增进知识的研究已经揭示了与时推移的支撑种种决策的观点,例如文学上的中立倾向(在一战期间,北欧作家得到意外的青睐),宏伟的风格(仿效哥德的提法),普遍的趣味(与民族的或受制于其他方面的趣味相对立),先锋(承认首创的和独特的作品),一种实用的态度(注重有意义的但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因为既没有什么最佳作家,也没有共同尺度)。这样一来,在好些年的评奖讨论中就有多种不同的内部依据。

     另一方面,对外公布的颁奖评语,形成了一种正式的信息资源,鲜明地表达了文学院的评奖宗旨。对此进行一项研究,自然可以揭示出对于刚才例举的那些支撑决策的各种依据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并不怎么丰富,这幅图画有点儿复杂。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注意到重复出现的若干依据。

     就颁奖评语中的更通常的因素来看,首先是提到获奖作家降生的国家,有时也提到作家来自哪一个洲。这适合于好几位作家的颁奖评语,例如,德勒达(Grazia Deledda)的笔下在她故乡撒丁岛的一幅富于立体感的图画,法朗士(AnatoleFrance)的高卢人气质,川端康成表达在日本精神特征中的极为敏感的天性,莫里森(Toni Morrison)赋予美国现实的本质方面以活力的幻想的力量,聂鲁达(Pablo Neruda)给一个洲的命运和梦想带来活力的一种自然的力量,等等。

     尤其是在初期,文学院往往指出某一部作品作为颁奖的主要理由,但无论如何,自从1965年给萧洛霍夫(Sholokhov)“顿河的史诗”这一评语之后,就再也没有提到某一部作品了。其他以这种方式提到八本书是蒙森(Mommsen)的《罗马史》,斯皮特勒(Spitteler)的《奥林匹克之春》,哈姆森>(Hamsun)的《土地的生长》,雷蒙特(Reymont)的《农民》,托马斯•曼的《勃登布鲁克家族》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杜加尔(Martin du Gard)的《蒂波一家》,以及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仅有一次在颁奖评语中将一位作家称为先锋:T.S.爱略特(T.S.Eliot)。但是,皮兰德娄(Pirandello)是因为他大胆而巧妙地复兴了戏剧的场景艺术而受到赞扬,福克纳(Faulkner)是由于他在艺术上对现代美国小说的独特的贡献而受到推崇。此外,在海明威和萨特(Sartre)的评语中均提到其作品所产生的影响。

     相反,颁奖给伯纳文特(Benavente)是因为他以巧妙的手法发扬了西班牙戏剧的优秀传统。循着同样的脉络,在蒲宁(Bunin),帕斯特纳克(Pasternak)和索仁辛尼(Solzhenitsyn)的评语中分别提到他们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古典的/伟大的/不可割裂的传统。

     在后五十年往往表述得更为明显的观点是强调对人类普遍处境的描写--自1947年纪德(Gide)获奖以来,提到这一方面多达十二次。例如颁奖给贝克特(Beckett),是因为其作品在描写现代人的极端的困境方面达到高度水准;给辛格尔(Singer)是因为他生动地描绘了人类的普遍处境;给戈尔丁(Golding)是因为他的小说照亮了当今世界的人类处境,给大江健三郎的评语提到他笔下的人类困境的令人惊异的图画。

     今天,在过去的努力的启发下,文学院内部有一种“回到遗嘱”的倾向,这样说我认为是公正的。例如,给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评语:“她通过宏伟的史诗性的作品已经--用诺贝尔的话来说--使人类获得巨大的益处”。

     由于诺贝尔基金会对诺贝尔大量财产的高效率的管理,我们文学院拥有充分的资源去编织一张专家网络,以便搜集来自各个文化领域的报导。有资格提名候选人的人,有这种特权的人们形成了另一张国际网络。但是,评选程序是以文学院院士的阅读为基础的。当然,颁奖给谁,孰先孰后,会有些主观因素,但这仍然来自评选小组的丰富的经验,并且经过会议期间的充分讨论的检验。院士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事实:诺奖的声誉有赖于得主的一览表。

     在《科学的美国》(1994)中,明斯基(Marvin Minsky)有篇文章作了下述评论:“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在知识领域的发展中似乎已经达到一个高峰。没有显著的标记能够表明我们将更富于创造力。爱因斯坦能够比牛顿或阿基米德更杰出吗?当今剧作家有人能与莎士比亚或欧里庇得斯媲美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但这还不能使他满意。我们应当探寻超越我们的知识极限的途径。他认为,可以借助工程学的置换人体,采用纤毫技术(nanotechnology)的置换人脑来尝试这种超越。这样一来,颁奖给谁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项选择将成为千古不朽的选择。

     要想超越高峰,第一步,探寻者应当发明一些电子装置,并且通过大量的微观电极把它们连接到我们的大脑,从而增强人脑的能力。但是,最后他们应当想出妙法来替代人脑的各个部分。明斯基观察到,这在这样做时,我们应当让我们自己进入机器。这种新的聪明绝顶的机器,他沿袭莫拉维克(Hans Moravec)在《神童:机器人和人类智力的未来》(1988)一书中的说法,称之为我们的“神童”。由于那些微粒的运动比大脑细胞快亿万倍,“神童”可以设计得比我们的思维敏捷得多。明斯基估算,这样一种东西,只要工作半分钟似乎就抵得上我们好几年的辛苦,一个小时抵得上一个人的毕生的创造。

     能胜过莎士比亚吗?妙哉!尽管这并非一个先决条件,但无疑会大受欢迎。可是,且慢,对于这种与机器人有瓜葛的东西,这种像人非人的东西,我不期待它们有任何真正的竞争力。顺便问一句:一部机器会欣赏颁发给它的奖品吗?让我们欣赏1996年诺奖得主辛波丝卡(Wislawa Szymborska)在她的《未进行的喜马拉雅之旅》一诗中的智慧:

     我们继承希望--

     继承遗忘的天赋。

     你将看到我们如何在

     废墟中生孩子。

     叶提[2] ,我们这儿有莎士比亚。

     叶提,我们玩纸牌拉提琴。

     在黄昏,

     我们点起灯,叶提。

  ◎种种解释

     丹麦文学批评家乔治•勃朗德斯(Georg Brandes)在一封信中说:他曾请教诺贝尔的一个朋友,诺贝尔的确切含义可能指什么。他得到的答案是:诺贝尔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理想倾向的”,他意指“对宗教、皇权、婚姻和社会次序大体来说采取一种挑战的或批判的态度”。关于这一点,首先要说的是,对“理想倾向的”给予评论是相当好的,但出现在这里的词原本是“理想的”这一词。不管怎样,他似乎可以使人想到:诺贝尔采取一种独立的立场。

     瑞典文学院前任常务秘书奥斯特林(Anders sterling)对于他自己的“诺贝尔的实践的理想主义”的说法,倾向于强调雪莱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所起的作用。据他看来,诺贝尔是指一种积极的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作品。他进而认为,只有这种最广义的解释,才能多有裨益。

     瑞典学者布兰德尔(Gunnar Brandell)曾经指出:诺贝尔图书馆的藏书资料并未显示出他受到雪莱的特别的影响。布兰德尔怀疑查明诺贝尔的确切含义是否有可能。但他仍然大胆推测,诺贝尔之所以将文学奖与其他的国际性的奖联系起来,目的在于他特别希望借助文学对国际上的相互理解作出贡献。

     文学院前任院士隆德奎斯特(Artur Lundkvist)曾经对一个采访者提出的问题作了下述答复:“这项奖应当有一种理想的倾向;它应当代表人道主义。它不能颁发给那些提倡暴力的人。”可以看出,隆德奎斯特并没有局限于纯粹的文学创作,他指的是作家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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