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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作家就其本义而言,是不能把历史描绘成太平盛世的,他们总是迅速揭开被捂住的伤口,……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神圣的东西,他们乐于与失败者,与那些有很多话要说却没有讲坛诉说的失败者搅在一起,评点历史的进程。通过为失败者代言,他们对成功者提出了质疑,通过与失败者联系,他们站到了同一阵线中。 

   尊敬的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女士们先生们:

     十九世纪的小说作品一旦作了预告,就会不断连载。报刊杂志给了它们所需要的极大篇幅。那时,长篇连载正处于全盛时期。作品的主体部分是手写的,当最初几章迅速面世后,结尾尚未构想出来。现在,只有通俗的恐怖故事或使人流泪的故事对读者具有如此的魅力。狄更斯的许多小说均以系列连载形式发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连载的长篇小说。巴尔扎克的时代乐此不疲地提供大量生产的系列作品,给当时尚未成名的这位作家上了生动的一课,教会他如何设置悬念、如何在专栏的末尾推向高潮等种种技巧。范塔尼(Fantane)的小说首先连载在报纸和杂志上。首次印行《审判和苦难》一书的那位出版家,曾经在畅销的惊喜中高呼:“但愿这种淫荡的故事永远不要结束!”

⊙ 一只雌鼠荣获诺贝尔奖

     但是,在编织这篇演讲转向别的话题之前,我首先要指出:从纯粹的文学角度来看,这个大厅和邀请我到这里来的瑞典文学院,对于我来说是甚为陌生的。我的小说《雌鼠》,十四年前就出版了,它的灾变的情节及其各种曲折的叙述,也许会有一两位读者想得起来。在你们这样的读者面前,这部小说带有一篇赞词的特征,它是对雌鼠,更准确的说,是对实验室的雌鼠的一首颂歌。

     这只雌鼠已经被授予诺贝尔奖。你们也许会说,她终于获奖了。她多年就已经在候选人名单上,甚至进入了前几名。作为被实验的数百万动物--从天竺鼠到罗猴--的代表,白毛红眼的实验室雌鼠最后得到了她值得享用的东西。为了她的缘故,正如小说中的叙述者所说的,在医药领域内,同时,就诺贝尔奖得主沃森和克里克所涉及而言,也在基因控制的无限领域内,不止一人已经做出了一切可能的研究和发现,并因此而荣获诺贝尔奖。此后,玉米和好几种蔬菜--没有提及任何一种动物--可以或多或少地合法地成为无性系的,因此,这种“鼠人”(rat-men)随着小说不断接近尾声而日益繁殖,成为这种后人类时代被命名为“沃森克里克”的特殊物种。他们把两种最好的种属特性结合起来。人类有许多鼠性,鼠类也有许多人性。这个世界似乎是运用综合来恢复它的健康。在“大碰撞”之后,唯有雌鼠、蟑螂和苍蝇以及鱼类和蛙类的卵幸存下来,这是个从混乱中创造秩序的时代,沃森克里克不可思议地逃脱了劫难,做了比他们的本份更多的事情。

⊙ 人们总是在讲故事

     人们总是在讲故事。在人类学会写字日渐有了文人之前,很长一段时期每个人都在给别人讲故事,每个人都在听别人讲故事。显然,长期以来,有些文盲比识字的人讲故事讲得更多更好,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使更多的人相信他们的谎言。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发现了各种艺术手法,他们很少平铺直叙,而是将它降格为一种次要手法。在他们绝不枯燥死板而是跌宕起伏的故事中,蓦然间令人惊异地卷入辽阔的河床,但见波逐浪涌,樯倾楫摧,尸浮血染,旁枝逸出,众水分流……这些原生状态的讲故事的人,无需依赖日光夜灯而可以在黑夜里完美地进行,他们实际上长于借黄昏薄暮来渲染气氛引发悬念。他们即不沉闷地生发,也不故作惊雷瀑布,而是在情节的发展中,当他们感到听众的注意力不能持久,感到不少听众有意要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便当止则止,以“且听下回分解”或“未完待续”一语煞住。

     在没有人会写字,因此没有笔录时讲的是些什么故事呢?从《圣经》中的该隐和亚伯的时代起,就有谋杀和屠杀的故事了。争斗,尤其是血腥的争斗,总是故事的好材料。种族灭绝很早就随着洪水和旱灾、丰年和荒年的轮替而进入故事画面。牲口和奴隶的长长的单据是完美地被接受的,一个故事没有血脉相传的详细家谱就难以置信,在英雄故事中尤其如此。早就有的三角恋爱,今天仍然流行不衰。半人半兽的妖怪故事--他们一开始就在迷宫中穿行在香草中吸引广大听众,更不用说神仙偶像的传说以及航海的历险,这类故事代代相传,经过加工、扩展、修改,乃至变得面目全非,最后由一个讲故事的人写下来,据说他的名字就是荷马。《圣经》则是讲故事的人集体写作的结晶。在中国和波斯,在印度和秘鲁高原,不管写作如何繁荣,那些或三五成群或单门独户的说书人,那些或无名或有名的讲故事的人始终不会收口,他们后来有不少变成了文人。

⊙ 我如何成了一位有争议的作家

     像我们这样集中精力写作的作家,不管怎样我们都还记得不少听过的故事,不会忘却口头文学的源头。一件好事传千里,所有的故事都要通过口耳相传。讲述起来有时模糊,有时犹豫,有时迅急,仿佛被恐惧驱使着,有时悄悄耳语,以免被人偷听走漏风声,有时高声,有时清晰--所有这些技艺都源自文学自我期许的实际上很难达成的初衷:编织生活的精彩片断。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在写作中忘记了这一切,那么,我们的故事就会吊书袋,就会像灰尘一样干巴巴。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书可以读,也是一件大好事。不管我们高声为他人朗诵还是独自吟诵,书籍总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它们已经成了我的灵感之源。在我年轻而具有可塑性时,诸如麦尔维尔、杜林这样的大师,或路德的出自《圣经》的德文著作,经常激发我高声朗读。我在写作时,会把墨水与唾沫搅在一起。现在事情已经变了许多。被称为写作的苦工,我已忍受了五十年,不,我在自讨苦吃时添加了不少调味品,我咀嚼那些咬不动的多筋骨的章句,嚼碎成容易下喉的软糊糊的东西。我在狂喜的孤独中自言自语,当我捕捉到恰当的语调、共鸣和回响时,我就挥笔疾书。

     是的,我爱大声朗读。长期伴随着我的这个伴侣的多音符号的健谈不断在呼唤我,使我把逐字逐句抄写的文字变为一部部手稿。当我向听众朗诵某些篇章时,我感到没有什么比我自己的书更令我喜欢--这些书好久以前就已经流到那个封闭地区,已经化为读者自己的财富。早已过了语言的断奶期的青年,头发花白却仍然贪读的老人,把那种书面语言变成了他们的口头语言。具有魔力的作品一本接一本面世。赢得一种立场,逆时代潮流写作,在他的路上铺设站得住脚的真理,这就是这位作者信仰的原始宗教。每个人都相信他的不言而喻的许诺:未完待续……然而,我是如何成了一个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所有这一切是如何一齐令人惊异地写到了白纸上呢?是一种怎样清高的家庭教养使一个孩子达到如此狂热的地步呢?

     我早在12岁那年就想当艺术家。这个念头与二战爆发时我的想法是一致的,那时我住在但泽的郊区。但是,我的职业发展的第一次机遇等待了好久,直到次年我在“希特勒青年”杂志《伸出一只手!》(Hilf Mit!)上发现了一个诱人的机会。那是一次有奖故事竞赛。我立即写出了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受到母系背景的影响,这部小说题为《卡苏比亚人》,但情节并未发生在这个人口愈来愈少的小民族的痛苦的现状中,而是发生在13世纪的一段新旧交替时期。在那旧王已死新王尚未即位的权力的真空中,土匪、强盗把持道路,一个农夫对正义的唯一要求就是“袋鼠法庭”,即不依国家法律程序而私设的公堂。

     我现在还记得起的是,对卡苏比亚的偏僻乡村的经济状况作了简单交代之后,我开始描绘种种掠夺、抢劫和复仇的杀戮。掐死人、杀死人然后用烤肉的叉子串起来的细节比比皆是,被“袋鼠法庭”吊死处决的人也相当多。在第一章结尾,所有的主要人物和大批次要人物都死光了,有的被埋葬了,有的却暴尸于野,填了乌鸦的肚皮。由于我的文体感不容许我把尸体化为幽灵,把小说转变为鬼怪故事,我就必须承认这是一次失败,我只得给它一个意外的结尾,不必“未完待续……”。当然,这样收场是不好的,但这个作家生手学到了一点教训:下一次他应当对他笔下的人物表现得温和一些。

     我开始读得愈来愈多。我有自己的阅读方式:把指头塞进耳朵。让我解释一下,我的一个妹妹和我在狭窄的环境中长大,家里只有两间房,因此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房间,甚至经常挤在一个角落里。长此以往,这反而变成了一件好事,也就是说,我在童年时代学会了在人群中间在嘈杂环境中如何集中精力。我可以在鸣响的铃铛声中阅读,我经常沉浸在书本的世界。我的母亲是喜欢开玩笑的,有一次,她拿走我已经咬了几口的面包卷,换了一条肥皂摆在我面前,站在旁边盯着我,可我一眼也不瞧就去拿肥皂,张口就咬,差不多嚼了一分钟,那种怪味才使我从纸上的奇遇中走出来。这样一来,母亲就对一个邻居夸耀说,她的儿子读书时是如何聚精会神。

     今天,我可以像小时候一样全神贯注地阅读,但我再也没有像那次一样着迷了。我家的书籍那时摆在蓝色帷幕的窗格玻璃后面的书架上。母亲是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她把陀斯托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并列在一起,夹杂着哈姆森(Hamsun)、拉阿比(Raabe)和维基•包姆(Vicky Baum)的小说。塞尔玛•拉格洛芙(Selma Lagerlof)的《贝林的故事》是容易到手的。我后来继续到市立图书馆去读书,但我母亲的藏书给我提供了最初的冲动。她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开店铺的妇女,有时却不得不把货品赊给信誉不可靠的顾客。她也是一个极为爱美的人,经常靠简陋的收音机听歌剧,听轻松的乐曲,高兴地听我讲得愈来愈好的故事,她还经常去市立剧院,也多次带我去看戏。

     几十年前,我在布满虚构人物的作品中以史诗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童年轶事。今天,我在这里重温旧事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有助于我回答这个问题:“是什么把你造就为一个作家?”整天地陷入白日梦的能力,一般意义上的玩弄语言的工作,此外,与其说是为了我自己的目的还不如说是为了语言的目的,因为坚持真理就会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一句话,被广义地视为天才的东西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所有这些突发奇想的才华,之所以能转化为一种具有恒力和深度的载体,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牧歌中的那种突发性的政治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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