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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诗为证----八九民运的异议诗歌

  一九八九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名之曰悲剧是最为妥贴的历史界定和美学界定。十多年过去了,历史推移成故事,一方面,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九泉下抑或有知的死难者及其家属和广大民众,暂时难以如愿,无法在中国大陆公开为这场悲剧昭雪,另一方面,“六四”元凶也无法遂愿,无法从史册、从人们的心灵中抹去历史的记忆。而八九民运的异议派诗歌,就是这个说不尽的悲剧故事的最动人心魄的见证。

     不但是继续抗争的生者,而且死不瞑目的死者,在请求

     诗歌作证——  我们的肉体展开

     我们躺着,感受

     梦想一刹那离开时

     肉体的压迫

     时间从上面滚过去

     ……

       ——雪迪《站在死者后面》

     诗人以死难者的视角说话,仿佛那些无辜的亡灵始终在注视着幸存者,在诘问历史。因此,当我们谈论“六四”,谈论八九民运时,我们不但是在与生者对话,也是在与死者对话,与历史对话。

  意象之一:火炬•电光•蜡烛

     诗人不看重生命的长度而看重生命的强度,他是原上野火,天际流星,轰轰烈烈点燃自己,瞬间的燃烧、闪耀,因为他自己无法与这个世界的邪恶共存,他的些许火花,或许可以把别人照亮,或许可以加速旧世界的崩溃。    当王维林只身阻挡一列坦克时,他本身就是一首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诗,不管他是否写过诗。这位孤独的英雄与坦克长龙的对垒,构成一出悲剧:他误以为在他身后站着全体中国人民,误以为在他身后是整个中华民族“用血肉组成的新的长城”,他低估了中国人的丑陋和怯懦,高估了中国人承受政治风险的能力。我们的这颗闪光的彗星陨落了。

     老果的诗将王维林视为民族精神的化身:他——

     在全世界的注视中

     替古老的民族

     博得延续千代万代的鼓掌

     替古老的民族

     作最伟大,最伟大的

     站立……。    张嘉谚认为,诗人黄翔则是“现代高空卫星至今没有发现的一个精神上的‘王维林’”,与黄翔对阵的“坦克的长龙”,是一顶顶反革命帽子,是一座座阴森恐怖的监狱,是把血肉之躯拷打得遍体鳞伤的警棍,是剥夺一切表达自由的检查制度……但是,这位诗人始终在与整个极权文化对抗。八九民运的燎原之火,不应当忘记黄翔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首先吹响的那首《火神交响诗》。    更多的反叛者在先后呼应。山西省煤矿干部学院讲师葛湖的狱中诗《给妻子》:“命中注定我将走向黑暗/在黑暗中释放我的电光”。

     “六四”悲剧是一支被摧残的蜡烛——这是异议派诗歌中不断出现的一个意象。王丹在《既然》中写道:“既然想走出漫长的黑夜里/我们何必在意是风中的蜡烛……”;周伦佑的一首狱中诗写道:“再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看一只蜡烛点燃,然后熄灭”;而在诗人雨田的《自由者》,是“一个被惊醒的睡梦者”

     从死去多年的人的手中 他接过

     燃烧的蜡烛 内心充满着真理

     他作为自由者 发出阵阵呐喊

     《圣经•以赛亚书》中有这样的句子:“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不信,你看,在香港,在美国,在欧洲一片片自由的土地上,年年都有悼念六四的烛光;同时,在中国大陆,也在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们举行的小型的追悼会上,点燃了一支支蜡烛。一点点烛光,在一切良心未泯的善良人们的心里,永远亮着。

  意象之二:解构“太阳情结”

     千万支点燃的蜡烛,与那落日,可以构成一种隐喻。“革命”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太阳情结”的复杂情感。六十年代以来,直到“六四”前后,异议派诗歌都有一种明显的解构“太阳情结”的倾向,一种颠覆。

     早在文革中的1973年,芒克的组诗《天空》中就有“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之句;黄翔写于1976年后的《倒下的偶像》:“一轮炎日下沉了/他的扩散的余温久久不能消尽”,接着,这“茹毛饮血的太阳”(《肉体的太阳》),这“一团日球的蛋黄,在时间中缓缓溶解,/天空破碎的蛋壳,流着黄色的光”(《魇》)。

     海子从八六年到八八年间先后自印了总题为《太阳》的七部长诗。骆一禾认为,海子之所以选择“太阳”和“太阳王”作为长诗的主神,“是由于他要以‘太阳王’这个火辣辣的形象来笼罩光明和黑暗的力量,使它等同的呈现,他要建立的史诗结构因此有神魔合一的实质”。

     二十八岁的青年诗人骆一禾参加天安门绝食的第二天凌晨就晕倒过去,昏迷不醒十八天,最后死于天坛医院。他在最后于八九年三月一日完成的《黎明》一诗写道:

     一片战场上血红的光明冲上了天空  火中之火,他有一个粗糙的名字:太阳

     和革命,她有一个赤裸的身体

     在行走和幻灭。

     这是六四前夕一个诗人对于革命和太阳的最后幻灭。

     这些殉难的鲜血,使嗜血的太阳变色。晓喷的《六月(组诗)》(1990)中,“夕阳刷着野兽的赤色”;无名诗人《我曾经爱过的女人》中,“天空中滚动着黑色的太阳/月亮早已成为乌鸦的翅膀”;而当廖亦武身陷囚笼时,在他的狱中诗稿《活法》的想像里,“太阳停在空中/像一场永恒的车祸。”

     陈建华的《死亡过滤的小曲——“六四”四周年祭》中,诗人在荒原上“给世纪末的夕阳/抹一把黑色的记忆”;刘洪彬的《中国,你是我的恶梦》中,“太阳是溅在灰纸上的一滩血”;未名也做过太阳的恶梦,在他的《夕阳》中,“那艳丽的晚霞,/是你吐出的最后一口血丝。”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通篇都是对一个被滥用了的比喻的“反其意而用之”;雪迪的《站在死者后面》展现的画面,“太阳的嘴角上挂着血/太阳刚刚喝完中国的血/正在东方升起”……。    中国极权者忌讳这个“太阳”被颠覆。在郑义的电影《枫》(1979)中就有一个最后被官方检查剪去的镜头:一个抱着在武斗中惨死的情侣的红卫兵,消融在越来越大的太阳中。

  嘲讽:剥皮和戏拟

     八九民运中,反官倒、反腐败的主题则往往出之以喜剧形式。    西方人所说的戏拟(parody),即一种滑稽性模仿,与中国人俗称“剥皮诗”的表现手法颇为类似。一首现成的诗,往往只要改动个别字句,便“反其意而用之”。悲剧性诗歌可以解构“太阳情结”,喜剧性诗歌则可以解构伪崇高。对“神圣”太阳的亵渎、反叛,最大胆地表现在戏拟《东方红》的民谣中:“东方白,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改革。他为自己谋利益,他教人民各顾各。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共产党,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光。”这种手法,或称红歌黄唱,早在文革后就在民间流行了,诸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社会主义好》等不少“革命歌曲”均被“篡改”成为与原词构成一种反讽。

     渗透了帝王意识的毛泽东诗词,成为戏拟和剥皮的好对象。如《念奴娇•鸟儿问答》被戏拟为《念奴娇•权贵问答——四二二大会堂纪实》:“李鹏紫阳/牵万里/翻上会堂屋角……”(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北大校园里张贴的嘲讽的词)。此外,不少古典诗文也被用来剥皮翻新,针砭时政。《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被戏拟为“世人都晓‘倒爷’好,倒来倒去都发了。只要能把大钱赚,道德良心不要了……”。

     各种漫画式的幽默和讽刺手法,在新的民谣顺口溜中,也大行其道,对腐败官倒和乖戾反常的社会现象的揭露批判,穷形尽相,妙趣横生。例如,民谣中寥寥几句就维妙维肖勾勒出来的那“革命的美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的贪官污吏,作报告声称“喝酒也是干革命,有酒不喝也不对”的纪检会主任,等等,语言浅白,言非若是,言是若非,令人忍俊不禁。

     还有一种具有悲喜剧的美学特征的手法,在一首题为《有没有脑袋都一样——北京戒严有感》的打油诗中,表现得最为鲜明,诗中的一无所有的学生和市民:就这脑袋是咱自己的/眼睛您又给蒙上了/耳朵您又给堵上了/嘴巴您又给缝上了/手脚您又给捆上了/咱百姓还剩下什么/动弹不了一无所有/可您还说咱动乱了/干脆/这脑袋也给您了吧/有没有脑袋都一样。

  人格特征:忧患•乐天•狂狷

     异议派诗歌的悲喜剧特征,还可以从诗人的人格或主体精神的角度来深入考察。希腊诗人埃里提斯(Elytis)在他的诺奖领奖演说中说,“在某种完成的层次上的诗,既非乐观主义也非悲观主义。它呈现为第三种精神状态,在那里,对立面已不复存在。”埃里提斯所说的第三种精神状态,接近于佛家所说的中观主义。在中国诗人中,它与儒、道、释合流的文化渊源相通,是揉合了忧患意识、乐天精神和狂狷品格的一种状态。

     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古语,都在表明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代代承传。”法学家于浩成90年羁狱时,在《六五自寿诗仍用前年诗韵》中写道:“雨凉夜落又值秋,骨肉离分老少愁,民不自由毋宁死,国无法治最堪忧”;《六三自寿诗》中又有:“头顶犹悬达氏剑,腹中变动屈子忧。”这种为国家分忧的危机感和屈子“哀民生之多艰”的同情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两个侧面,以屈子沉江式的自杀为最高表现形式。在八九民运前后,青年诗人海子自杀了,方向自杀了,戈麦自杀了,女诗人蝌蚪自杀了……,尽管他们的自杀原因细究起来各不相同,但不自由的极权社会给他们造成的精神压力和那种窒息感,也许是其有意识地选择死亡的最深层的原因。

     青年诗人骆一禾是因为参与绝食而致死的,在他身后还留下了一篇纪念已经自杀的诗友海子的绝笔文章《海子生涯》。海子,原名查海生,同样是一位杰出的悲剧诗人。诗人于89年3月26日黄昏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这正是八九民运山雨欲来的前夜,要诠释海子的自杀,最好也许是引用他自己的诗句:

     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

     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

     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

     诗人们毕竟有悲有喜,如王国维所言:“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乐天精神。

     乐天精神在某些异议派诗人那里,是难以摧毁的。孟歌,一位长期羁狱现已年逾花甲的流亡者,在他的《花甲述怀》中有“半生哑囚半世歌”之句,而同样无辜的马少方则在他的《狱中诗》中剖露心迹:“我只能/守着一个梦/写诗”。鲍彤在《炼狱》(1989)中吟咏道:“读罢《黄庭》又《易筋》,几生修得住秦城”,其子鲍朴称这首诗为打油诗,打油诗当然是富于喜剧色彩的。据鲍朴注,诗中提及的诗人在狱中所读的《黄庭经》和《易筋经》都是有关体育锻炼的书,在鲍彤看来,“坐牢真是三生有幸哪,天天都能修身养性。”何等旷达。

     狱中不但可以读书养性,有时竟然还可以赏花怡情。王希哲的《禁闭室看花》就有“柙木沉沉方半开,身拂飞缬下莲台,闻道今年春光好,总披铁链看花来”之句,王希哲自言:他不把监狱看得很阴森恐怖,而是以一种平常的眼光来看它,因此,狱中能看到鲜花盛开,也有赋诗的雅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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