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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幻影之恋

海伦:我从未去过特洛伊;那是一个幻影。

    仆人:什么?你的意思是我们仅仅为了一件虚幻的事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欧里庇得斯:《海伦》

    在荷马史诗中,远征特洛伊的一个希腊战士在城墙上瞥见了引发战端的海伦,惊鸿一瞥而为之倾倒的这位青年人感叹地说:为一个如此美丽的女人打十年仗是值得的。而在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改编的这个故事中,被特洛伊王子从希腊掠去的海伦最後亮相说,王子实际上并没有劫持她本人,而只赚得她的幻影。希腊方面为之战斗的绝代佳人的美—一种理想美—也只是一个幻影而已。

    革命的浪漫和诗意的一面的确美如海伦,但革命的结果往往只是一个幻影甚至一个魔影。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可以很好地借来比况某些欧美左翼作家的共产主义之恋。

一、群星灿烂的左翼作家

    自从共产主义的幽灵在西方徘徊以来,我们看到不少左翼作家倾向革命,其中不乏世界文豪。这并不奇怪,因为马克思勾勒的共产主义美妙蓝图的确具有令人销魂的魅力,具有足以征服年轻人的情愫。

    具有1789年大革命的传统、建立过巴黎公社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法国,是盛产左翼作家的沃土。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罗曼•罗兰、安德列•纪德、加缪、萨特都曾是左翼中坚,此外,超现实主义作家艾吕雅、阿拉贡、达达主义创始人查拉、以及以描写中国革命著称的马尔罗都是共产党人。1951年在与加缪关於《反叛的个人》的笔战中,坚持共产党立场的萨特,最後也撑不过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坦克的撞击。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同时也是不成功的诗人和剧作家,在旅居法国期间加入法共。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後,毕加索由於不满法共的态度而批评共产党道德,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也是共产党人,他充当了共产主义全面崩溃的挽歌手。

    在英国,戏剧家萧伯纳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都曾是社会主义的同路人,他们於1884年创立的费边社接纳了好几位无产阶级作家。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穷极潦倒之时信仰过马克思主义。三十年代,在诗人W.H.奥登和斯蒂芬•斯彭德周围聚集了一群左翼青年诗人。阅历丰富的女作家多丽丝•莱新的共产主义理想幻灭的心路历程也具有代表性。

    在纳粹和法西斯策源地,德国的戏剧家布莱希特,既是左翼中坚,也被视为反法西斯英雄。德国的君特•格拉斯为左翼作家赢得二十世纪最後一顶诺奖桂冠,他的政治生涯却以退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加入绿党告终。意大利诗人卡尔杜齐与第一国际有过初恋,不久移情君主立宪。後来的小说家伊格拉佐•西诺纳和戏剧家达里欧•福在分享权力的意大利共产党身上看到了腐败,毅然与之决裂。

    在苏联和东欧,不少人比西欧作家更有切肤之痛,领教了共产主义的滋味後更早地走上了叛逆道路,革命诗人马雅科夫斯基和小说家法捷耶夫的自杀就颇能说明问题,即使像高尔基这样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的理想国也难免幻化为无形的大监狱,一度身系金丝笼中难以展翅。而诺奖作家索尔仁尼、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或关进古拉格受尽折磨,或遭到围攻、驱逐,或至少处在一种“内在”流亡状态。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诗人”塞菲特和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这两位诺奖得主都曾遭到他们依恋过的共产党的整肃。匈牙利作家阿塞•柯斯特三十年代在苏联考察之後,终於於1938年因不满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所谓托派审判案而退出共产党。

    在北欧也有不少左翼作家,但是,由於北欧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较早地被北欧的民主政体所融会接受,一批无产阶级作家的心路历程与西欧左派有所不同,当另作别论。

    在美国,尽管官方对共产主义思潮防范甚严,也有不少作家由於卷入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或因为参加西班牙内战和反法西斯的二战而倾向共产主义,其中的知名作家有以自杀结束生命的杰克•伦敦。“工人无祖国”的口号曾经使不少美国犹太作家一度“改宗”革命然後又回归宗教。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倾向社会主义也是出於类似的民族背景。海明威属於美国的“迷惘的一代”,约翰•斯坦倍克则带有更多无产阶级色彩,也是以信仰始,以迷惘终的左翼作家。

    从苏维埃政权诞生之时,就有不少欧美左翼作家或自愿或被邀请前往苏联参观访问,列宁和斯大林都希望得到西方舆论的支持,待之如上宾,而这些欧美作家,除了像布莱希特那样在苏联受宠若惊的以外,大都出於良知如实报导了他们的见闻,揭穿了革命的恐怖真相,流露出他们的幻灭感。共产主义在苏联肆虐三十多年後,到了四十年代,柯斯特揭露斯大林的“大镇压”的小说《正午的黑暗》(1941),奥威尔的寓言小说《动物庄园》(1945)和预言小说《1984年》(1948)使马克思当年设计的乌托邦遭到悲剧性的同时又是喜剧性的解构,幻影的破碎引起西方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注意。1948年,由柯斯特、斯彭德、赖特、纪德和西诺纳等六位欧美左翼作家合著的《败北之神》(TheGodThatFailed)出版,这些昔日的信徒感到马克思之神再也不灵验了,精神的废墟惊醒了世人的良知,他们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对十月革命进行了反思,以求改弦更张。他们的共产主义之恋鲜有“白头偕老”者,长期沉浸在与苏维埃的蜜月中的布莱希特,已经被批评家指为“斯大林主义的同谋犯”。

    本文所着重评介的几位欧美左翼作家,除了都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文坛重量级作家之外,他们颇富代表性的另一个共同特点在於:他们都曾先後去苏联这个“现实的共产主义”国度实地考察,他们都曾对共产主义有爱意好感,或有过一段恋情甚至短暂的蜜月,但是,他们或者即刻看穿了这个乌托邦的罪恶,或者反思过後大梦初醒。

二、罗素的明智

    由於英国有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的传统,国际共运兴起之时,英国的知识分子不如法国的狂热和激进。萧伯纳和罗素最初都主张渐进的改良。

    与萧伯纳有所不同,罗素对共产主义的萌动的爱欲不甚强烈,他没有求婚,更没有蜜月。接受过自由主义的洗礼的罗素,在十月革命前,曾发表演说支持克伦斯基(Kerensky)的1917年二月革命。接踵而来的十月革命却迫使克伦斯基流亡,这是促使罗素想亲自考察苏联的一个原因。1918年,罗素出版《自由之路》,研究各种社会主义,他对十月革命既未赞扬也未批评,而是保持一种理性的静观态度。罗素在该书导论中开宗明义指出: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应当是人类的终极理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工联主义意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社会,但国家赢得太大的权力和中央集权均令人担忧。他认为近期的最佳体制是行会社会主义,在政经体制方面采取联邦制,既承认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合理的要求,又可以消除工联主义者对国家的畏惧。

    在革命实践中,罗素意境敏锐地预见到:“在国家成为雇主的[社会主义]形式中,所有工作的人均从国家领取工资,从而有卷入暴政的危险而阻碍进步,一旦可能的话,这种形式甚至会比现存政权更糟糕。”在该书第七章罗素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和艺术”的问题,他认为对於艺术等创造活动来说,如果要求艺术家把他们的才华首先奉献给权力实体,然後才容许他们服从自己的创作冲动,那么,文学艺术就绝不可能繁荣。罗素的这种预见後来由他在苏联的亲见亲闻所证实。

    1920年,罗素作为欧洲知识分子最早的代表人物出访苏联,列宁亲自热情地接见了他。可是,伪崇高背後的卑鄙躲不过这位哲学家的敏锐眼光。访苏归来之後,罗素立即宣布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失望和厌恶。罗素的某些朋友认为,对十月革命的任何批评只会对那些想重建旧秩序的反对派伸出援手。罗素略有犹豫之後,决定发表他的考察报告,即小册子《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1920)。从此,罗素在英国处於更为孤立的境地,不少朋友指摘他对苏联的敌意。同年,罗素应邀访问中国,向往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从罗素那里得到的劝戒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要学布尔什维克。结果,当时的中国人大惑不解乃至讥评四起,他们哪里知道罗素在苏联的亲身感受。

    在苏维埃政权的权力角逐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之後,罗素在《权力,一个新社会分析》(1938)中指出,人的侵略本能和占有本能在政治经济领域膨胀为“权力之恋”,而权力,往往同时意味着财富的占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错误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更大的更重要的错误是在实践上的。……权力之恋是在社会事务中重要活动的根源,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历史就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第10页)。同时,罗素以讽刺的笔法写道:“最成功的民主政治家是那些成功地取消了民主而成为独裁者的人。”接着,罗素提醒读者:列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是借助民主而崛起的(第47页)。应当作为脚注补充的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後借助民主的前提是:如果民选的立宪会议有利於布尔什维克,就利用这一机构为布尔什维克罩上一层民主的外衣,如果它不听话,就干脆靠暴力驱散它。後来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布尔什维克靠暴力宣布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为“人民的敌人”,从而以苏维埃代表大会取而代之,列宁成了罗素所讽刺的那种“最成功的民主政治家”。 罗素进一步指出:斯大林的苏维埃制度的反动性在於它的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官僚主义和谄媚习气已经日甚一日。俄国是一个巨大的监狱。当罗素的朋友在欢呼解放者,并且认为这一政权正在创造一个天国时,他感到尴尬,他不知道究竟是他的朋友还是他自己疯了。1968年,苏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之後,罗素像萨特一样发表公开声明表达了他的强烈抗议。

    自从罗素考察了苏联感到幻灭之後,一生致力於国际和平运动。二十年代罗素在中国期间,吸引这位思想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的清静无为和儒家的伦理精神。见证了一系列历史罪恶的罗素,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信徒,但他作为座右铭所奉行的是基督教圣经中的一句格言:“你不应当追随一群人去行恶。”

三、萧伯纳的天真

    罗素和萧伯纳的认同社会主义,除了出於真理和正义的追求以外,他们都基於对穷人的深切同情。如批评家P.P.豪在《萧伯纳批评研究》中所言:“人们会始终记得特列福西斯,他的早期小说(指萧伯纳的《业余社会主义者》—引者)中的那个主人公,‘通过高声叫卖穷人的受难而保持他的同情并表达他不断的义愤。’”(第161-162页)萧伯纳曾自称为费边社的“一个普通的无产者”,他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投身社会主义运动,为费边社撰写宣言和一系列政论。他的早期剧作《鳏夫的房产》(1892)和《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都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尽管他并不主张暴力革命。但一旦十月革命的暴力发生之後,萧伯纳就挺身而出为布尔什维克的正义性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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