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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之脐"与"中央王国"--斯特林堡的中国观

   

     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旅游东方,对于遥远的斯康的那维亚半岛的北欧人来说,殊非易事。像斯特林堡这样神往中国的瑞典作家,只有靠想象神游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已经成为瑞典的国宝级戏剧家,在现代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剧作家奥尼尔(Eugene O'neill)曾经将斯特林堡誉为"当今舞台一切现代性的先驱"。人类的一切思想领域,斯特林堡几乎无不涉猎。他的瑞典文全集五十五卷,内容极为丰富。

     从学习汉语到酷肖"汉风"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工作的青年斯特林堡,欣喜地见到了一批珍贵的中文书籍。据说,这批图书原为普鲁士弗里德里克大帝的妹妹、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的母亲卢维莎•欧尔瑞卡(Lovisa Ulrika, 1720-1782)王后的藏书。为了给这批中文图书编目,斯特林堡化了一年时间集中学习汉语,并且终于编出了一份包含49个条目的中文图书目录。

     学习汉语对斯特林堡的创作发生了直接影响,使得他的几部剧作酷肖十八世纪以来在法国流行的"汉风"(chinoiserie)。他借用佛教人物的《一出梦剧》(1902年),戏剧场景与中国戏曲的虚拟性或写意性极为相似,尽管斯特林堡并未直接接触过中国戏曲。在他的另一部剧作《鬼魂奏鸣曲》(1908)中,与某些丑恶人物构成对比的是一位善良、热情的青年,他与一个姑娘的恋爱场面,被特意安排在供着佛像、莲花飘香的房子里。他把学佛视为与欣赏自然美景一样的审美活动,作为净化人类灵魂的良方,寄托了斯特林堡本人的审美理想。这两部剧作在艺术上为欧洲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戏剧开了先声。

     1911年,斯特林堡相信自己的汉语水平已经有所提高,他重新回到青年时代就关心的这个论题,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撰写了《世界语言之根》一书。在该书的插图中,有一本汉语读本的封面:《汉文启蒙》,巴黎城阿伯兄辑,辛巳年镌,御书楼聚珍梓行,主要根据法国汉学家Stanislas Julien的汉语语法书和DeGuignes编的汉语词典编写而成。斯特林堡学习汉语可能主要就是靠这本读物。此外,他还经常与亨利•科狄尔(Henri Cordier)等著名汉学家通讯,撰写关于中国文化和汉语的论文。

     世界文化两大"中心论"

     在研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斯特林堡对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欧洲思想界的欧洲文化中心论开始表示怀疑。他撰写的小册子《中国和日本》(1911)就是学习中国和日本的文史资料的笔记。该书原本为了参加是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以人类和平为议题的第一届世界种族会议而撰写。书中的《中国与中国人》一文尤为有趣。作者写道:"日本人已经向前推进了;现在来了带着最后通牒的中国人。早在1897年我就显示出,他们即将登台......,我力求消除对这个民族的某些危险的偏见。欧洲人对他们投之以不容置疑的冷笑,虽然黄种人问题后来转移到日本人那里。"在斯特林堡看来,整个中国历史都被西方人丑化了,从罗马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Serica)开始有了较深的偏见。为此,斯特林堡力求公正地评价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成就。

     在《中国与中国人》一文中,斯特林堡提到,古希腊福基(Phokien)的得尔福(Delphi)曾经被称为"地球之脐"或"中心点",而中国也自称为"中国",即"中央王国"。在斯特林堡怪诞而大胆的幻想中,古希腊的每一个大城市、重要港口和海岛,都可以在中国找到相对应的处所:广东相当于希腊埃维亚(Euboea)的卡尼索斯(Canethos)城。台湾岛或琉球岛在中国大陆之外,相当于在希腊大陆之外的塔菲亚岛(Taphioe),厦门相当于希腊的夏阿门(Hyam)城邦,海南岛相当于埃伊纳(Aegina)岛......这表明在斯特林堡看来,无论欧洲文化中心论还是中国文化中心论,只不过是自以为是的一厢情愿罢了。中国文化与作为欧洲文化源头的希腊文化是彼此平行、各自独立发展的。斯特林堡还采用了某些中国古地图来证明中国文化与欧洲的文化远祖--巴勒斯坦(Palestina)和希腊文化有久远的姻亲关系,认为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中国人起源的探讨

     关于中国人的起源,斯特林堡认为他拥有的资料可以表明:中国人源出萨拉森人(Saracener,英文为Saracen,或译赛利仙人),其后裔系西亚地区阿拉伯人,十字军东征时之回教徒。这种观点不足为信。萨拉森人也许迁入中国而成为中国回民的祖先,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说,所谓华夏文明的炎黄子孙是萨拉森人的后裔,那就把中国人的起源大大推迟了,而这与斯特林堡的两个文化中心论是抵牾不合的。

     人类学家对于中国人的起源早就存在着分歧。相当一部分专家指出,从中国出土的人类化石来看,中国人种具有独立的祖先。但是,根据近年的一份《美国科学院院报》,美国华裔学者金力率领的研究小组多年以来利用"微卫星"(microsatellite)基因科技对人类的起源进行了多年研究,人类的单一起源说获得了有力的佐证。现代中国人很可能约在六万年前来自一个共同的非洲祖先。据说,现代人类首先从中亚沿着印度洋海岸穿过印度到东南亚,然后再迁移到中国南部。这些中国人的后裔后来迁移到北部和西北部,其人口繁衍直到欧洲,最后到了美洲。

     汉语源流的比较研究

     斯特林堡的汉语研究同样出于他的幻想臆说。他认为中文是随着希腊文、希伯莱文和梵文而发生变化的,甚至每个汉字在希腊文(和希伯莱文)中都有自己的姻亲,汉语语法也是希腊式的。在《中国和日本》一书中,斯特林堡谈到西文中的"面包"一词(瑞典文brod, o字母上加两点,英文bread),在汉语中为Ping,即饼。但是,如我们所知,无论是声母还是韵母,饼与面包都不甚相近,可能是由于斯特林堡并不懂中文语音而只能根据当时的注音所作的判断。斯特林堡还注意到汉语书面语与口头语差距甚大的现象。在他列出的几个简表中,有汉语词汇简表、中国几位皇帝姓名和普通中国人姓名的瑞典文拼法与拉丁文、希伯莱文拼法对照表,中国的乐律和希腊乐律名称对照表、某些汉字,自古至今的不同字体的写法,汉字的某些重要偏旁举例、汉字的数字表示法,某些汉字与赛普路斯语(Cypriska,地中海上的小岛)和其他文字的比较,此外,还有介绍藏文的短文。

     斯特林堡的《世界语言之根》小册子,也涉及到中国语言文字。该书列出了中文的214个"根"(rotter, o字母上加两点)或"关键"(nycklar),即中文的部首,并加以解说,其次序与近年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汉语词典的"部首索引"的排列大致相同。作者还将中文与梵文、希伯莱文、希腊文和拉丁文进行比较。次年,即1912年,为了弥补前书的不足,斯特林堡又出版了《汉语渊源》小册子,进一步将中文与希腊文、希伯莱文和拉丁文进行比较研究。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例如书中将"狐狸"(注音为Fouli)误写作"狸狐"。"略"字的异体字"略"(各字在田字下),释义有"打死"或"杀死"(doda,o字母上加两点)。而实际上,"略"字虽有侵夺、强取之意,如侵略、略取,却并无致死之意。

     斯特林堡的上述著作和戏剧,表明了他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一直持续到他最后的岁月。他关于中国的怪诞的幻想曾引起瑞典乃至整个欧洲学者的广泛注意。但是,斯特林堡介绍中国和汉语的小册子却很少被人重视、介绍和研究。例如,张静和先生的专著《瑞典汉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是研究瑞典汉学的力作,但对斯特林堡只字未提。斯特林堡的汉学研究应当是更完备的瑞典汉学史专著的颇有意味的章节。

     瑞典文学院院士劳斯•弗塞尔(Lars Forssell)最近在一首回顾文学院两百多年历史的颂歌中,提到文学院创建以来的"疏漏":不少瑞典著名学者未被选为院士,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斯特林堡。试想,如果斯特林堡能被选为院士,同时在文学院内部早就有几位像他一样关心东方文化的学者,那么,诺贝尔文学奖的欧洲中心密集分布图也许早就大大改观了。当然,更大的"疏漏"在于,斯特林堡这样的伟大的作家同时也被排斥在诺奖大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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