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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文学院“不在乎”诺贝尔遗嘱了吗?

茉莉、傅正明

   马悦然先生是我们敬重的汉学家与学术前辈。记得那年我们刚到瑞典时,茉莉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讲述自己“六四”入狱的经历,就是马悦然先生亲自做的现场翻译。中国八九民运失败这么多年来,马悦然先生一直以极大的正义感,不顾中共当局的压力,参加我们中国人举行的“六四”纪念并发表演讲,表现了他令人景仰的人格风范。

   然而,作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马悦然先生2001年1月25日接受了 记者曹长青的电话采访,就高行健获奖谈了一些看法,其中有不少说法是我们无法苟同的。本著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极大尊重,本著学术自由的求真精神,我们在此与马悦然先生商榷求教。

   根据曹长青的采访稿,在问到“诺贝尔奖有没有‘理想主义’色彩”时,马悦然先生这样回答:“理想倾向,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诺贝尔,他的遗嘱就说,文学奖,要赠予在文学界写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的作家。但是理想倾向到底是什么,那就不好讲了。丹麦的一个学者,叫George Brandes,他是1972年去世的,他认为诺贝尔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解释诺贝尔所谓的理想倾向,说这个词来表达对宗教、君主制度和婚姻制度的一种批评性的态度。”

   当曹长青进一步追问:“你认为高行健作品有没有这种理想主义倾向呢?”马悦然先生回答说:“要是用一般的去解释,那当然是有的了。表示对宗教君主制度和婚姻制度的一种批评性态度,嘿嘿,那就是高行健了。但是对这个理想倾向,现在瑞典文学院就不大在乎,不大管这个了。”当曹长青谈到高行健的作品与诺贝尔奖的理想精神不相符合时,马悦然先生又强调说:“我们瑞典文学院对诺贝尔所说的那个理想倾向早就不管了,因为我们不太清楚他到底说的是什么。要是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了,那高行健就是一个非常符合理想倾向的作家。”

   我们认为,马悦然先生这样的回答不但是主观武断的、偏颇的,而且是不负责任的,与我们所了解的事实不符,与瑞典文学院的一贯的宗旨和原则相悖。下面,我们就此进行探讨。

一、是“不管”遗嘱还是“回到遗嘱”?

   根据我们对瑞典文学院的多年观察及其有关资料的研究,我们发现,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作为一个接受委托执行遗嘱的机构,瑞典文学院一直在理论上努力解释遗嘱中的“理想倾向”,并吸收他人解释的成果,在理论上已经接近诺贝尔的初衷。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瑞典文学院对待诺贝尔遗嘱,并不是如马悦然先生说的“不管了”,而是进一步加强了研究,并一再重申“回到遗嘱”的评奖方向。

   1987年,现任诺奖评委主席埃斯普马克( Kjell Espmark )就以瑞典文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选择背后的标准研究>> (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Prize. A Study of the Criteria behind the Choices,瑞典文本,1987年;英文本1991年)中,就明确表示,文学奖的历史似乎是一系列的不断尝试解释这一道语焉不详的遗嘱。

   1997年,瑞典文学院院士爱兰德松( Ake Erlandsson )在法国雷恩大学就诺奖发表长篇演讲,详尽介绍了瑞典文学院从本世纪初接受诺奖评选的任务以来,如何不断力求阐释诺贝尔的遗愿,调整评选标准。

   1999年,文学院前任常务秘书斯图热•阿连( Sture Allen )在电脑联网上发表的<<能胜过莎士比亚吗?--诺贝尔文学奖面面观>> ( Topping Shakespeare? Aspect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一文中也明确表示,今天的文学院内部有一种“回到遗嘱”的倾向,他还对“理想的”(“idealisk”)这一有争议的瑞文词进行了详尽的文本考察,他强调说,“理想”的特殊领域是由所有诺奖的基本标准限定的,换言之,全部获奖者都应当是“给人类带来最大福址”的人们。

   2000年,埃斯普马克主席又在网络专栏上发表了<<诺贝尔文学奖>> (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一文,重申“回到遗嘱”的原则。他指出:“对于‘理想倾向’这一原则的愈来愈宽泛的解释,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继续在进行。文学院秘书劳斯•吉伦斯登( Lars Gyllensten )指出:今天,这一表述形式‘并不是从字面上来把握……总体来看,值得获奖的严肃文学促进了对于人类及其状况的认识,并且努力丰富和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这一点已经被认识到了。’”

   现任文学院常务秘书赫拉斯•恩格道尔( Horace Engdahl )在二○○○年诺奖颁发时,接受了中国作家万之先生的采访(见香港<<明报月刊>> 2001年1月号)。根据这一采访,我们得知,在给高行健的颁奖新闻公报中,仅仅只有那句“评语”(“其作 品的普世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道路”) 是文学院集体通过的,其余部分是常务秘书一个人撰写的“介绍”。

   按照恩格道尔的说法,今天的文学院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诺贝尔遗嘱的,“这 个所谓‘理想倾向’的‘理想’,在我们看来,就是文学本身,就是文学本身的理想。文学成为不同文化间的桥梁,使人类之间有沟通的可能。事实上,好的文学作品就像没有写明收信人地址的信件,它不是固定给一个人看,而是可以给任何人看的。作家可以从自身的文化背景出发,而又走向他人,而能走多远,你永远也不知道。就是在遥远的地方,一个好作品也总会有新的接受者。它也可能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而达到我们说的普世性。我认为诺贝尔遗嘱中的‘理想倾向’就是这个意思。”

   不管恩格道尔个人的解释是否符合诺贝尔的初衷,不管这种解释带有多少片面性,这 毕竟是这位新任常务秘书重新解释‘理想倾向’的一种尝试,而不是马悦然先生所说的:“我们瑞典文学院对那个‘理想倾向’早就不管了。”

二、“理想倾向”的解读已经明晰

   如上所述,近年来瑞典文学院一再在强调“回到遗嘱”。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以往,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遗嘱中“理想倾向”的解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历届诺奖公布时文学院给出的简洁评语( Citation )、新闻公报( Press release ),以及在颁奖典礼上一般由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或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宣读的颁奖词( Presentation Speech )中,经常涉及到诺贝尔的遗嘱和文学的“理想倾向”的解读,这些成果已经对“理想倾向”做出日益鲜明的解释。由于诺贝尔本人留下了不少的读书笔记和文学创作作品,不少诺贝尔传记作家都在他们的著作中,介绍诺贝尔的政治的、哲学的、文学的观点,同时,一大批高尚的诺奖作家的获奖演说,也阐述了了他们对诺贝尔精神的理解。前人所做的这些解读都有迹可寻,并非徒劳无功。

   因此,只要稍稍研究一下诺贝尔的生平,认真阅读一下上述资料文献,就不难发现诺贝尔遗嘱精神的有力证据。这些解读并不是如马悦然先生所说的那样讲“不太清楚”,而是越来越明晰。在这里,我们试图归纳诺贝尔所说的“理想倾向”的内涵,向马悦然先生和瑞典文学院求教。

   我们认为,诺贝尔的“理想”可以概括为下述三个方面:

   1、在社会政治理想上反压迫和追求正义

   马悦然先生在访谈中提到的勃朗兑斯( 1842-1927,访谈中说他是1972年去世的,不知是马悦然先生还是曹长青先生的误记)的解释,是勃朗兑斯在请教诺贝尔的一个朋友之后得到的回答。我们认为,这个解释虽然没 有把诺贝尔的“理想倾向”阐述得很全面,但至少把握了诺贝尔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反压迫的社会理想。

   无政府主义作为十九世纪兴起的一种政治思潮,其要义即是反对极权国家对个人的压迫,其中公社主义一派所构想的新秩序是,建立自给自足和自治的地方社群,用来取代极权的官僚国家。

   从诺贝尔的长篇政论草稿<<灿烂的非洲>> ( In Brightest Africa, 1861年)来看,诺贝尔反对君主专制,怀疑君主立宪而倾向于共和制度,是因为他担忧在君主立宪制度下的君主的最高欲望,可能仍然是对最高权力的欲望,这正好表明诺贝尔的政治理想在于建立一个没有政治压迫、人人具有同等的政治权利的民主社会。由于在西方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期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因此,诺贝尔的反对宗教的观点,就是反对宗教迫害,这与他反对政治压迫是完全一致的。如瑞典文学院一位早期的院士亨利克•苏克( Henrik Sch□k )所言,诺贝尔是一个特殊的无神论者,深受英国诗人雪莱的影响,“他之所以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中的神的信仰,是因为在他的眼里,这样的神无异于一个残忍的非正义的世界主宰,应当对一切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的背负罪责。”由此推论开去,诺贝尔对婚姻的批评性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他所反对的是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也就是说,他反对家庭专制。

   可见,诺贝尔的政治理想与他的社会理想密切相关。尽管诺贝尔本人有时也抱怨“正义女神”总是迟迟不来,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对正义的追求,他心中充满了对一个文明世界的热望。

   2、在道德理想上提倡人文主义博爱

   谈到诺贝尔的道德理想,我们又得回到诺贝尔的宗教观点上来。苏克教授明确指出:诺贝尔一生的乐善好施是与他的特殊的宗教信仰相关的:“任何一种宗教,对他来说唯一值得信仰的前提就是对他人的爱。……他希望从精神的残缺中把一个自由的人类的博爱之神解放出来。”为此,诺贝尔生前不但为其公司员工提供福利,而且投身社会慈善事业,资助和平运动,可以说,诺贝尔是当时的资本家的“良心”所在。

   1885年,在诺贝尔给法国文豪雨果八十三岁寿辰的贺电中,就明确地提出“博爱的思想”(英译作ideas about universal charity )的措辞。由此可见,阿连院士把诺贝尔称为“激进的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者”,是有充分的依据的,诺贝尔本人的道德理想,乃是他所设定文学奖的“理想倾向”一个初衷。

   作为一个公认的人文主义者,诺贝尔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景仰,对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的景仰,是人所共知的。瑞典文学院创立两百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种优秀的人文主义传统。前文学院常务秘书奥斯特林( Anders Osterling )指出,诺贝尔要奖掖的是一种积极的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作品。他进而认为,只有这种最广义的解释,才能多有裨益。事实上,人文主义有时被视为一种“仁爱的宗教”( religion of humanity )。

   由于对诺贝尔的道德理想的深刻认识,瑞典文学院曾经将此表述为评奖的“道德价值参照系”。根据埃斯普马克的总结,1972年颁奖给德国作家伯尔,即是“直接乞灵于诺贝尔本人的遗愿,它首先要奖掖的是第三帝国的废墟上的这次道德复兴的首席代表,然后才是这个国家的艺术复兴的这位首席代表”,既然如此,那么,坚持这种“道德价值参照系”就是选择候选人条件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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