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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徐水良文集》的一点联想——也谈联合国改革

   

   徐先生:

   因为共特网警封锁网络,我就集中时间将你的文集粗读了一遍,也乘机来谈谈我的一点想法。

   说起这种卑劣下三滥的封锁网络。焦国标先生最近接受美国之音访谈中说:国际互联网是国际畅通的,而中共要将它变为国内互联网,根据这几天朋友们反映的讯息表明,这个互联网巳成了共产特务机关的私家互联网,它还不移遗力地干扰国外广播,这真是这个泱泱大国的耻辱。这足以说明下面几位先生谈联合国改革非常迫切了。

   我们是同时代人,你文集中的很多观点较能取得认同,如农民问题,我虽不是出身农民,但也务过一年农,并有许多近亲是农民,懂得他们的疾苦。

   在批马、列、毛和对共党的定性:——它是一个反人类、反人性、残暴、冷血、自私的卖国党——这是共产党几十年来的一贯表现,我们这一辈人又是它的真实历史见证人,因此看法完全一致,尽管我说不透道理,认识没有你深刻,但这些血的事实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的。

   我也同意你对“狭义民运”和“广义民运”及民运三种类型人的分析。只是我对民运现状知之甚少,别说海外,就是国内、省内也有许多朋友不认识或未交往过的。但我总觉得你对狭义民运这根“阶级斗争”的弦是否绷得太紧了点。共产党里的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之流绝对是坏人已是毫无疑义,如用百分比计算,是百分之百的坏人,没有什幺三七开、四六开之分。但对自己队伍里的朋友,曾长期受共产党迫害、折磨的人譬如彭敏(据说他搞了一个流亡政府,自封总统是吧?)但与毛邓比,总不能说彭敏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吧,最多五、五开。毛、邓、共党里许多人的双手都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而彭……和我们大家一样都是受迫害者。

   袁红冰的书我读得很少,那篇《联邦中国议会选举》,文字上的不足、病句、语法错误,对我来说一窍不通,在你逐句点评后才看出一些毛病。袁先生接受美国两家中文电台的采访录音,我倒是听了,他说话的腔调似乎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者有一种“哗众取宠”的味道,对不起我在此连续用了两个贬义词,巳经对袁先生大不敬了,也许这是他的风格,我们还是不要挑剔为好。他从国内带出的、巳在台湾出版的四部书,未知你是否读过?如果还未读就下决论说是“一堆废纸”是否有点武断了!据录音报导:记者采坊澳洲、台湾、包括在美国的一些中文造诣很深的学者,对这四部书的评价也很高的。至于袁将四部书出版后大功告成,决定弃文从政,并担任一个民运组织的秘书长,这应该是一件值得热烈欢迎的大好事,也是他本人的自由,不应草率地将他从“正派民运”中推出去,你说是吗?

   就象有人批评《九评共产党》一样,这九篇文章是应即之作,文字上难免有不足之处,罗列的事件有点像开中药铺,离“美文”差距当然很大,但它的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不但震撼了整个华文世界,而且影响了部分英语世界。不得不让我们这些从事民主运动的朋友们为之折服。按理说这样的文章应该是出自民运人士之手——民运队伍中有的是文章高手——为什么法轮功的朋友做出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和检讨?

   任不寐先生在《中国天鹅绒行动宣言》、《选举民主中国过渡政府》中的一段文字能很好地说明:“中国民主运动从来不缺乏关于怎么正确的争吵,但从来缺乏既然那样正确你为什么不去做的实践。自由民主事业从来不是别人的事,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这是份开创性的事业,因此,这运动将弃绝所有专业上的冷潮,而欢迎把相关责备转化为你认为正确的方式参与近[进]来。”

   湖南的刘建安先生寄给我批评《九评》的文章,我读了后产生与任先相同的看法。与此同时,焕武兄也和我谈起同一个话题,他批评一风《给联合国的公开信》、对《九评》不屑一顾、也批评袁红冰的《联邦中国议会选举》。

   《自由亚洲》电台为研讨袁、任的《网络大选》文,邀请国内外10位知名学者的讨论录音中都作了肯定的评价。其中有林老、吴国光、任不寐、袁红冰、赵达功……等。

   我如是想:共产专制极权不会自动退历史舞台、心甘情愿交出政权。只有千百万具有献身精神的中国人一次次使用各种手段向其发起冲锋,[联邦中国议会选举也是其中的一次尝试]等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机成熟了。那时你徐先生提倡的“全民起义”就会“水到渠成”。没有这许多人无数次的努力,因为共产党太顽固,贸然搞“全民起义”恐怕不会成功的。

   对近来全国发生的反日浪潮,你我都认为是共产党的误导,其实质是反对日本“入常”。我本人对日本没有好感,更痛恨共产党出卖领土、主权,不但放弃战争赔偿,还打压、迫害民间对日索赔人士。

   我的家深受日本侵略之害,家父用辛苦积攒一辈子的钱建造一幢新楼房,还来不及搬进去居住,被日本鬼子浇上汽油烧光,几个店铺和所有财产被抡光,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我就是在逃难途中出生的。老父也因受尽折磨、积劳成疾,在我六岁那年就过早地离开人世,我也因此无法接受较多的文化教育。

   但对日本“入常”是另一回事,面对被专政国家操控又无所作为的联合国,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民主国家的力量。最近安南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主席都强调:“联合国不改革不行了”——再也不能让那些流氓恶棍将联合国玩弄于股掌之上。因此我完全同意一风给联合国的公开信;——他让专制国家在联合国闭嘴,就是要削弱它们操控联合国的能力。——;樊伯华先生:人权委员会领导安理会的设想;焦国标先生:人权高于主权、在联合国里要突破主权不能触动的禁区。——不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人民不但失去了人权,更没有主权可言。

   在联合国内增强民主力量,在亚洲——日本、印度是民主大国家,但印度没有日本影响大。最近有消息说,国际法庭审判柬埔寨红色高棉屠杀罪,由于缺少经费而无法开庭。在总预算三千多万美元的经费中,日本一家就捐献二千一百万美元。因为你文中也不同意日本“入常”我就谈点看法。

   共产党在毛时代狂妄地大谈“要拯救全世界三分之二苦难民众”,现在看来很可笑。而美国政府却一直担当起这个角色。五十年代对朝共、七十年代对越共的侵略南韩、南越的反侵略战争,近年来又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化了无数钱死伤很多优秀士兵。这次总算打出了两个民主政府,这才真正是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我完全赞同你对美国的评价。

   我在敬佩赞叹之余,产生一个想法,是否可换另一种方法,换一种既不牺牲人的生命,又节省大量军费,不造成破坏的方法,将烽火硝烟的战场移到联合国大厦来,你在文集中也谈到,对付像中国那样的超级大国不能用对上述两个小国那样,[让这个无赖金正日烂透后,不妨也可来一下]。那末改革联合国在近期不失为两全其美的较好办法。

   记得在上世纪末,中共为了丑化美国,在媒体上大肆宣扬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就是不肯说美国一年交了多少会费,他自己又交了多少?在这之前美国一年承担全部会费和“维和”费用的三分之一,在这之后降至四分之一[日本五分之一]。昨晚听《美国之音》讨论日本“入常”,一位教授说:现在美国承担联合国全部费用的百分之二十三、四,[日本承担百分之一十二、三]。也就是说美日两家相加,巳超过联合国总费用的三分之一强。我有一个主观想法,联合国改革固然要强调人权高于主权,同时是否可用一定的比例将承担联合国费用与表决权[否决权、发言权]挂起钩来,或部分挂钩。譬如:将一个国家的代表权分成三块,1、人权一块占40%;[主要表现在这个国家是不是民选的];2、席位占30%[不管是大国小国、穷国富国,也不分是专制、还是民主]3、承担义务占30%[包括出钱、出力,在国际社会中作出的贡献、发挥的影响力]。总之,不要怕联合国会分裂。记得那一次美国是故意拖欠会费的,正象当时一些国会议员说的:让那些不交会费或交很少会费的无赖流氓国家利用联合国的讲坛骂美国,“我不干了,退出!”如果美、日两家真退出,联合国肯定会瘫痪,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工资发不出如何运转得起来?二战后不也由这五个国家发起成立“国联”,才有今天的联合国?重起炉灶也许会更好。当然,日本“入常”,日本政府还有很多事要做。

   今天听《美国之音》的《国会一周》中说:2005年美国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推动民主,国会将通过立法——推广民主作为今后工作的中心,并成立专门办公室。这就是“2005年促进民主法案”,国会批评历届国务卿没有一位到了所在国,将民主人士请进大馆来帮助、支持他们。它要求今后驻外使节,特别是专制国家的外交官,不但要将民主人士请进来、还要走出去,到他们家中去。相信这些民主人士有这个胆量的。我想这个胆量国内很多朋友都具备,但必须有前面所说的联合国改革、外交压力等一系列措施配套。否则,只要看看现在,每逢敏感时期,民主、异见人士都被软禁起来了。或者象新疆女商人热比娅一样扣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关进监狱,美国政府、国会尽管有最善良的心也实现不了这个美好愿望的。

   对付专制极权国家从“武”的转为“文”的、从战场转到联合国议事厅,特别是象中国死要面子的超级大国,大概是代价最小效果较好的办法,不但节省了大量战争经费,更可以避免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人的生命的死亡。或许在经贸上有些影响,但从大量统计数字表明中国依赖美国的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依赖中国。我不说大到一市、一省、一个国家,就说我小女儿一家,去年加工外贸服装净收入超过十万元人民币作例子,如果重新回到二十年前的封闭时代,丢掉了美国这个大市场,先不说老百姓答不答应,共产党中的食利阶层绝对不会答应。因此,前途应该说是乐观的。

   我胡言乱语瞎说一通,不知道你有何想法,就当我们之间的交流切磋吧!

   此颂

   敬请夏安!

   后学:范子良

   2005.05.07.

新世纪2005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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