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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桃子与桃树
2002年7月22日傍晚6点，当北京市良乡监狱的灰色的巨大铁门在我的身后悄然关闭，意味着四年来我第一次自由地站在大地上。但是我并没有异样的感觉。我已经习惯于各式各样监狱的大体一样的生活。而且我也知道，监狱之外的中国同四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第三代领导人还在享用着丰盛的权力晚宴，腐败照样蔓延，民主改革依然是“颠覆”的同义语。
我的妹妹、她的丈夫和一位司机已经在监狱门外焦急地等候了十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然而，还有人比他们更辛苦。在他们的轿车附近，停着五辆安全机关的轿车，每一辆的里面都有三至四名秘密警察。为了应付一个和平的持不同政见者而动用如此之多的警力，似乎是一种令人费解的安排。但是，这种安排是万无一失的。秘密警察可能想像到：如果我们四个人在途中突然分头而走，他们至少需要四辆汽车分别跟踪，而第五辆汽车则可以作为紧急情况的备用。
我们的轿车朝着北京市区的方向驶去。我在车内默默地思索。中共政权已经一再失算：它们先是判断我会惧怕一个月的拘留，后是判断我会惧怕一年的逮捕，再后是判断我会惧怕四年的牢狱，最后是判断我会惧怕禁闭室和严管队的高压。它们顽固地认为，一个有社会地位、同官方有着多年交往、生活不错的持不同政见者，不可能不在铁窗面前作出或大或小的妥协。但是它们始终缺乏真正的历史眼光：在一个国家转型的前夜，通常会产生少数无所畏惧、深谋远虑的挑战者。
今天，在我离开监狱的第一个晚上，我准备让中共政权再一次失算。我告诉司机：把车直接开到“长城饭店（Sheraton Hotel）”。安全机关可能猜测：我将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打开尘 封的空调，享用久违的热水澡。与此同时，秘密警察将开始在我住所的门口每天24小时值勤，他们将盘查一切可疑的来访者，或者切断不合时宜的电话。这将使我处于某种变相软禁的状态。我必须在变相软禁成为事实之前，先到一个相对自由的场所处理几件事。
“长城饭店”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开业的一家美国饭店，那里的大部分客人是西方人，中国警方不便在这种地方开展“无产阶级专政”的典型攻势。我和妹妹无视身后紧随的秘密警察，径自走进了饭店，安详地坐在酒吧的椅子上，一边品尝饮料，一边用手机打电话。看来，我的确没有改造好，仍然保持着四年前的恶劣习惯，在外国人出没的饭店进行“活动”。
法新社（ Agence France-Presse)的记者首先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因为他们急于在当天晚上发出新闻稿。同时他们和我约定明天中午见面。
随后，英国路透社（Reuters News Agency）的一位文字记者和两名摄影记者走进了饭店。他们似乎比我还要经验丰富，机敏地说周围有不止一个秘密警察。我笑着告诉他们：你们是合法记者，我是合法公民，警察也许是在特意保护我们。后来，我在一个外国媒体上见到他们拍摄的照片。当我离开监狱时，并不想给中国监狱制造文明的假象，所以我没有刮胡须，也没有改变发型，更没有穿整洁的衣衫。我保留着囚徒的“原貌”。于是这幅照片的形象是：一个满脸胡须的人，头上散生着短发，衣服十分简陋。不止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看到这幅照片，为我受到的“摧残”而惊讶。
我在“长城饭店”的最后一项“活动”，是给纽约和巴黎的中国民主分子打电话。我对他们说：今天中国政府释放我是迫不得已，因为我的刑期已经到头。但是，按照目前的国内政治动向和国际形势，中国政府很可能在不久之后重新抓捕我。尽管如此，我仍将呼吁和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
当我和妹妹深夜离开“长城饭店”时，那里的侍者已经在对大堂做最后一次清扫。回到住所，“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和“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 ）”又分别对我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采访。我躺到床上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
第二天下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蓝墨客（Mark Lambert，他的别致的中文名字使人联想到古代中国的文人，更贴切的翻译应该是马克·兰博特）同我见面。他向我转告了美国方面的真诚问候。我对美国政府多年来为营救我所作的努力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当然，我们的谈话被几米外的中国特工听得一清二楚。
两天之后，我再次出门。这次是要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北京的记者站接受电视采访。我对着电视镜头，坦率地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因为反对恐怖主义而放松对中国人权记录的关注，更不要搁置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的目标。采访结束后，CNN的那位精干的女记者送我到院子的门口。她双手叉腰，久久地凝视着大门对面尾随我而来的安全机关的两辆黑色轿车。
在2002年的夏天，很多西方媒体比大多数中国公众更关心即将执政的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这使我想起两年前的一个监狱故事。
2000年秋天，一位负责警官又来找我谈话。他颇为艺术地讲完了相对轻松的题外话后，开始切入主题：胡锦涛同志将接替江泽民同志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你对胡锦涛怎么看？我深知，中共政权是高度政治化和高度权力化的，它对未来的政治前景和未来的权力分配有着周到的思考。它认为我对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持不妥协的批评态度，那么它现在想试探我对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会不会表示友好？毕竟我不会在江泽民之后退出舞台，甚至不会在胡锦涛之后退出舞台。我告诉这位负责警官，实际上也是告诉他的上级：一个政党的最高领导人，应该通过党员的民主选举产生；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应该通过人民的普选产生。我希望中国朝着这个世界公认的正确方向前进，不要一再沿袭由老一代领导人指定“接班人”或者由高级领导层内部确定新的领导人的不民主传统。
离开监狱后，我多次对不同的西方媒体讲过，尽管胡锦涛比江泽民温和、年轻，但是他以及整个第四代领导人都不准备在中国启动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第四代是第三代的延续而不是创新。与其说胡锦涛有可能像戈尔巴乔夫，不如说胡锦涛更有可能像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在保守的勃列日涅夫之后，着手提高工作效率，着手清理腐败，着手整顿社会混乱，着手提拔开明的高级官员，然而他并不想着手进行民主改革和制度转型。胡锦涛正是安德罗波夫这样的改革意愿十分有限的新领导人。令人遗憾的是，安德罗波夫仅仅掌权一年零二个月，并没有构成政治上的一代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一代不久便脱颖而出。中国的安德罗波夫们却至少要掌权十年。在这十年里，中国不大可能出现民主的灿烂阳光。况且，至少在今后五年，江泽民及其在第四代领导人中的众多的保守的支持者，仍将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的勃列日涅夫在政治上并没有完全消逝。
这就引发了一个切身相关的问题：在未来的十年，我们这种民主分子能够做什么？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个监狱故事。
2000年夏天，当中国政府对我玩弄“保外就医”的骗局时，它指派一位负责警官同我进行了意味深长的交谈。这位警官不无诚恳地说：“方觉，你为民主理想作出了很大的个人牺牲。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在你的有生之年，你的牺牲能够得到多少回报”？我完全明白，这不是一个虚伪的问题，而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任何一个政治活动家，都不会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多多少少总会有现实的个人的政治考虑。我也诚恳地答复这位警官：民主制度像一颗桃树，民主分子个人的政治收获就像树上的桃子。没有桃树，生长不出桃子。我们现在首先关注的，是种下民主的桃树。我坚信在有生之年能够尝到民主政治的果实。这位警官的结束语也许还是真诚的：他钦佩我的信念和意志。
对我表示过钦佩的警察不止他一个人。1998年夏天，安全机关第一次审讯我时，一位负责人就说：我们打过交道的持不同政见者不少，但是没有遇到过具有你这样的水平和能力的人。
不过，按照极权政治的逻辑，越是钦佩的对手，就越要千方百计地压制，以便防止对方成为政治上的真正的竞争者。
所以，即使我离开了监狱，中共政权也不会乐于让我自由自在地种民主改革的桃树。
回到家中四天后，两位警官走进了我的房间。他们谦和地表示：愿意帮助我解决工作、生活和健康方面的问题。如果我需要工作，有关机构可以出面寻找恰当的单位；如果我感到日常生活不方便，有关机构可以给我介绍保姆；如果我想去看病，有关机构可以联系医院。总之，希望我对政府抱一种合作态度。我知道，有关机构力图使我尽快“走上正道”。我谢绝了警官们的好意，表示：我现在是独立身份的公民，将自行处理工作、生活、健康方面的事情。警官们又提出：希望和我经常“聊天”，交流“对国内和国外的一些事情的看法”。我再次谢绝，并表示：我同有关机构对国内外事情的看法距离很大，很难展开“交流”。
尽管我不想同秘密警察“交流”，但是我还想同民主分子交流。
2002年9月初，我去会见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丁子霖教授和她的丈夫蒋培坤教授。丁子霖夫妇在1989年“6·4事件”之前并没有参加过反对派的活动。但是，“6·4”的枪声一夜之间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命运：他们正在读高中的唯一的儿子中弹死去了。从此之后，丁夫妇开始为中国的民主改革呼喊，为纠正“6·4”冤案呼喊。
几天之后，我又去拜访了中国科学院的许良英先生。许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了70年代末期，他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加入了批评共产党极权制度的行列。许先生的夫人王来棣女士，也是一位思想敏锐的民主主义者。有趣的是，在他们家的门旁的另一套房间里，住着一位中国科学界知名的左派学者。听说这位左派物理学家还肩负着监视许先生夫妇的非物理学任务。
秘密警察不会赞许我的活动。它们考虑要加以限制。
2002年9月10日，美国大使馆的马克·兰博特先生同我在电话中约定：明天上午10点会面。监听电话的安全机关对这个会面的时间感到困惑：明天恰好是“9·11事件”一周年，方觉是不是想利用这个时机向美国外交官指责中国政府并没有真心反对恐怖主义？必须防患于未然。
2002年9月11日上午9点，我的住所的电话铃响了。一位熟悉的警官说道：“老方，我们现在想来你家谈谈”。我完全清楚对方的来意，我对这种稍带礼貌的询问同样给予了礼貌的回答：“我今天上午出门有约会，请你们下午来”。对方的答复就不那么礼貌了：“下午谈恐怕不行。我们已经到了你的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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