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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前言
·方觉简介 (含图片)
·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性意见
·扩大中国的政权基础
·推动中国的根本改变
·4.翅膀还在 —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专访
·新形式的政治流亡
·同“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的讨论
·避免人权外交的再次失误
·流氓国家的后盾
·正确计算人权比分
·北京仍然没有春天
·萨斯(SARS): 敦促中国面对政治改革
·非民主政权没有前途
·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第17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上的书面答谢词
·当前中国的人权状况、政治改革与民主反对派
·中国的新领导层:状态与建议
·政治改革的新幻想
·走出专制的阴影
·中国的转型与全球战略重点的再转移
·同美国议员谈话的备忘录
·中国需要等待多长时间?
·中国的大变革要在第四代领导人之后
-美国之音对方觉的直播电视采访
·远离毛泽东
·宪政神话与修宪局限
·促进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关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
·由改革的执政党逐步转型为现代左翼民主政党
·布什政府第二个任期的外交态势
·无党派人士参政与多党直接选举
·方觉:中国政治形势的几个问题
·民主改革是改善人权的基础
·中国应该采取负责任的对日外交
·对日外交要有现实主义
方觉自传:《龙会转型吗?- 我在中国的5座监狱》
·第一章 错过了自由的晚餐
·第二章 北京之春还是北京之秋
·第三章 走进地狱
·第四章 第一次学生运动
·第五章 失败的交易
·第六章 哪条大道通罗马
·第七章 雪崩与孤岛
·第八章 人权外交
·第九章 法西斯(Fascism)
·第十章 渤海岸边的“古拉格(Gulag)”
·第十一章 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
·第十二章 跨世纪
·第十三章 乌鸦与垃圾
·第十四章 桃子与桃树
·第十五章 蒙住眼睛
·第十六章 中国转型的难产
***
·不再重复“雅尔塔时代”
·美国总统进一步明确台海政策底线
·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义
·伊朗政治倒退的后果
·轻率使用核语言
·韩国政府的荒谬主张
·中美关系的长期问题:民主和安全
·美国的对华政策:今后4年的焦点
·The Focuses of US Policy toward China for the Next 4 Years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Democracy and Security
·北朝鲜继续拖延核危机
·就美国总统即将访华致布什先生的公开信
·An Open Letter to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on His Upcoming China Visit
·欧洲天平的重要变动
·超过胡耀邦
·防止人祸:中国需要良政
·颜色革命的共同努力
·对民众滥用武力
·日本政府的主流对华立场
·民主转型的两大关键
·只能同台湾的民选政府谈判
·解决法轮功遗留问题
·2005年的中国:政治停滞
·显示大众的力量
·拉丁美洲的政治逆流
·放弃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期望
·中美关系的实际问题
·约束安全系统的亢奋
·需要具体行动
·政治上的昏聩
·美国外交的长期目标
·中国外交应该有更多更大的进步
·容忍并容纳建设性的不同声音
·美国对伊朗政策的重大调整
·威慑在冷战后的变化
·民主改革不同于统战活动
·台湾的反复无常的表演
·把民主与强国协调起来
·是中国修改对伊朗政策的时候了
·2006的三个周年
·中国不必为俄罗斯买票
·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反腐败
·绝食闹剧
·北朝鲜的约会
·安理会对北朝鲜的有限压力
·难以置信的中国-北朝鲜关系
·以色列同样无权自行其是
·依据事实应对古巴
·反对恐怖主义不应该地缘政治化
·伊拉克战争告诉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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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人权外交


   据说20世纪以前,一些欧洲的专制国家喜欢在海洋中的某些孤岛上建立监狱,以便更好地将犯人与世隔绝。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伯爵》中的那个主人公,就曾置身于一座海岛监狱。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的民主海洋中,共产主义孤岛可能更需要监狱,因为残剩的共产主义国家有更多的人向往自由。
     
   当然,我无法像《基度山伯爵》中的主人公,在监狱的地下挖一条秘密通道,然后只身游向自由的彼岸。我只能平静地、富于耐心地在与世隔绝的牢房中等待。
     
   1998年7月23日我被秘密关押之后几天,国内和国外的一些朋友发现我已“失踪”。他们猜测到了“失踪”的原因。他们将我“失踪”的信息告知了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外交机构,也披露给西方媒体。我的“失踪”引起了西方的关注。
     
   但是,1998年对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来说,并不是一个有利的年份。
     
   这一年的三月,欧盟(EU)首先宣布:考虑到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进步,欧盟将不在当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提出或联署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
     
   欧盟的这个新决定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它既没有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哪些实质性的“进步”,也没有说明这类“进步”是否会持续下去。欧盟这个新决定的真实背景是:当时欧盟的多数国家已经是左翼的社会党执政,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欧的“社会主义”是同情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同时,欧盟同中国有越来越多的贸易和投资联系,那些有对华经济利益的商人集团积极游说西欧的左派政府采取亲“共产主义”政策。这是一幅带有讽刺意味的画面:西欧的社会党一向是批评“资本主义”的,但是社会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却得到了“资本家”的大力支持。这种荒诞的图画生动地表现了现今西欧左翼政府的实用主义立场。
     
   实际上,任何一个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欧洲人,都未必赞同欧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乐观评价。
   在欧盟公布上述决定的前夕,法国驻中国大使馆负责人权事务的一等秘书主动约见我。在他的住所内,我们进行了长谈。他认真倾听了我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人权问题的批评,也谦虚地听取了我对法国和欧盟的软弱的对华人权政策的不同意见。欧盟宣布上述新决定后不久,这位一等秘书又一次约见我。这次会面是3个人,另一位是法国最大的日报—《费加罗报》(Le Figaro)驻北京的资深记者。那位老记者告诉我:他从70年代起就开始采访中国,曾经见过当时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他听了之后自豪地连连点头。我坦率地提醒道,希望法国和欧洲不要过高地评价中国有限的经济改革和畸形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问题是,以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仍然拒绝政治改革,阻挠中国的根本转型。这两个法国人饶有兴趣地同我讨论了这些敏感问题。分手的时候,那位一等秘书提出准备同我作再一次的会面。可惜,不久之后我就被送进了监狱,无法同他确认新的会面时间。
   1998年下半年起中国人权记录持续恶化,有力地说明了1998年春天欧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乐观判断是不恰当的。
     
   令人发笑的是,当欧盟宣布了上述不恰当的决定后,美国的克林顿政府紧接着宣布:鉴于欧盟已经决定不在1998年春季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提出或联署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美国政府也决定不在当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提出批评中国的议案。克林顿政府的这个声明比欧盟的那个声明更令人困惑:美国一直是西方人权外交的领袖,但是这个领袖现在却要跟在西欧的社会党政府后面!
     
   其实,克林顿政府的人权政策很早就出现了软弱的倾向。当克林顿还是不太知名的阿肯色州的州长时,为了竞选总统的需要,他曾批评老布什的政府对中国“过于软弱”。但是,当克林顿1993年成为新的美国总统后,这个“年轻人”的对华政策比他的年老的前任的对华政策要软弱得多。
     
   1994年春季,刚刚当了一年总统的克林顿,就急切地宣布美国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同中国的人权问题脱钩。这是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一个重大倒退。因为美国并没有太多的可以影响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的有力手段,而每年审议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联系中国的人权状况,是美国影响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的主要途径之一。克林顿政府却主动地并且一劳永逸地放下了这个重要武器。这等于是告诉中共政权:你们可以随意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中国的人权问题,不必担心美国的道义谴责和可能的贸易惩罚。
     
   中共政权充分理解了克林顿政府的温馨的信号。1995年,中国政府借口当时的台湾最高领导人李登辉到美国作了一次私人访问(参加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庆祝活动),单方面宣布中止中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的人权对话。台湾问题同中国的人权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中国政府以李登辉私人访美为借口停止中美人权对话,完全是蛮横无理的做法。这种胡搅蛮缠恰恰说明了中共政权根本无意于真正改善中国的人权记录,对中美人权对话并没有诚意。它只是将人权问题作为外交筹码。令人遗憾的是,克林顿政府并没有对中国政府单方面中止人权对话作出必要的反应。不仅没有必要的反应,两年之后,克林顿打破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6·4事件”)后美国政界不邀请中国主要领导人访美的共识,邀请江泽民访美,实际上正式肯定了江泽民的保守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抬高了中国的勃列日涅夫式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国际地位。克林顿政府1998年放弃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提出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是美国的人权外交的新的倒退。相比于西欧的社会党政府,克林顿总统是毫不逊色的左派。
     
   但是,西方社会是多元社会,不仅存在着某些亲“共产主义”的利益集团,而且存在着很多坚守自由和民主的利益集团。同时,无论是在美国的克林顿政府系统,还是在西欧的社会党政府系统,都有不少官员并不完全赞成他们的领导人的软弱的人权政策。所以,任何一个西方政府都不可能完全搁置对中国的人权记录的关注。
     
   1998年9月28日,即我被秘密关押了两个多月之后,中国的公安机关给我的家属送去了一份姗姗来迟的“逮捕通知”。而按照中国的法律,它们应该在1998年7月23日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家属我已失去人身自由。
     
   第二天,即1998年9月29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同我的妹妹约定,9月30日会面商议有关我被逮捕的事情。当然,中国政府绝不会乐于让我的妹妹同美国的人权官员见面。9月29日晚上8点多钟,我的妹妹被召唤到公安机关。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所谓“一处”,这是中国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秘密警察系统的一部分)的负责人严厉地要求她:明天不许去会见美国外交官。我的妹妹表示:中国公民会见外国外交人员是合法活动。秘密警察简单、明确地对她说:如果你不能够答应我们的要求,那么你今天将不可能回家。于是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我的妹妹是北京一个政府管理的公园的工作人员,她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她甚至不完全清楚我在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她主要是从良知出发,认为我不是一个“犯罪分子”,不应该被非法关押。她只有一个七岁的儿子,不让她回家,意味着她的儿子将陷入惊慌和混乱。秘密警察的这种流氓手段也许是有效的。僵持到深夜十二点钟,我的妹妹被迫答应明天不去会见美国的人权官员。
     
   但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会永远屈服于专制的压力。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的妹妹多次会见过美国大使馆的人权官员和美国国务院的访华人员,也多次会见过西欧一些驻华使馆的官员,还多次会见过西方媒体的记者。她向国际社会转告了我的被非法关押的真实情况,尽管她为此受到中国秘密警察长期的严密监视和粗暴干扰。
     
   我是1998年下半年起中国人权状况迅速恶化的浪潮中第一个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传统的中国政治有一对经久不衰的行动准则:“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中国政府试图将关押我作为一个政治信号,震慑国内的其它异议分子不要“贸然行动”,同时也警告共产党内那些同情和支持我的人,绝不允许在政权体系内出现不同的声音和独立的政治力量。
     
   在此之前,1998年6月,朋友们告诉我,中国浙江省的几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拟议公开成立“中国民主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曾经是1989年“6·4”活动中的大学生积极分子,有的人在“6·4事件”后被非法判刑。这些年轻人在中共政权的长期压制下,不但没有了政治活动的余地,甚至失去了工作机会和生活保障。于是他们愤激地准备以组党表示抗争。
     
   我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对一些朋友讲,从长远的民主进程看,中国需要有现代的政治反对党,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投入到组织反对党的努力中去。但是1998年中国组织反对党的条件是完全不成熟的。因为中国的异议分子几乎没有任何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几乎没有任何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的空间,几乎没有任何可靠的经费来源。所以,中国的民主分子首先应该争取初步的政治活动条件,组织反对党应该在民主活动有了相当的发展后再去尝试。如果现在匆忙而草率地建立“反对党”,不可能产生重要的政治作用,也不可能为今后的民主进程提供切实的政治前提。
     
   但是,浙江的这些愤激的年轻人继续筹备组织反对党。参与这个活动的大约有数十人,他们之间的政治联系总的来说是松散的,并没有建立真正的政党的框架。这就是“中国民主党”的起源。
    
   2002年7月我第一次离开中国监狱后,美国大使馆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曾经征求我的意见:美国政府应该营救哪一个仍被关押在监狱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我认真地建议道:需要营救1998年在浙江筹备“中国民主党”的主要人物王友才。值得欣慰的是,后来我得知,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优先释放的异议分子的名单中,包括了王友才先生。虽然我并不推崇王友才和他的朋友们1998年幼稚的“组党”试探,但是我仍然愿意尽自己的人道主义责任。
   当1998年6月浙江的年轻人提出建立“中国民主党”时,北京的个别参加过二十年前(1978-1979年)“民主墙”活动的人,公开发表意见,认为目前不需要组织反对党,应该同中共政权“良性互动”。
   在1998年夏季的几个月,中国政府没有立即对浙江的组党活动采取镇压措施,这似乎预示着一个光明的政治前景:或许中国可以存在温和的反对党?其实,1998年的中共政权绝不打算开放党禁。它之所以没有立即镇压浙江的组党活动,仅仅是因为这个组党活动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政治影响,安全机关试图悄悄地平息那些年轻人的愤激情绪。但是,北京的某些人也许担心中国“第一个反对党”的桂冠戴在别人的头上,于是几个月前还在公开反对浙江的组党活动的人,突然在1998年秋天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这个带有“抢注商标”色彩的举动招致了浙江的年轻人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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