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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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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最大的利益!---小论儒家义利观

   道义,最大的利益!---小论儒家义利观

   

   党用文奴们喜欢强调国家利益,叫嚣国家之间没有道义只有利益,这当然是荒谬的。那样说,是徒然地为中共在国际社会恶劣的道义形象作无耻狡辨。一个不讲道义、没有道义、不得人心、到处被鄙视受抨击的人,天怒人怨,近怨而远逃,利从何来?纵然费尽心机,诉诸某些人的贪婪,争得点眼前利益,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已。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

   

   野蛮时代,一味高标道德,或许有迂腐之嫌;在社会迅疾发展、文明愈益昌盛的时代,不讲道义只讲利益则更加迂腐,乃毫无智慧和远见的小聪明,任何没有道义的个人、组织和政权,都逃脱不了失败和灭亡的命运。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之谓也!

   

   道义不是利益,却是一切利益中最大的利益,是一切利益的基础和根本。仁者无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些古训,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世界各国的发展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君不见多数民主国家民富国强;而专制特权国家,民众主活国家实力也都差?各国的富贫强弱,原因无比复杂,因"国"而异,但道义形象的优劣,也是其中要因之一。

   

   在义利问题上重温一下儒家的义利观,将大有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很多人根据孟子见梁惠王"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之言,认为儒家只讲道德而不讲利益,把道德与利益对立起来,实属误解。义有两层要义,一、道理,正理;二、义者宜也,合理,适宜,指合乎道德或道理的事物、人在生活中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正确的道路、正当的追求就是义;儒家大经《易》曰:"利者,义之和也",义之和就是利。可见原儒在讲到义利问题时,义字本身就包含了正当适宜的利益因素在里面,公利就是义。与今人纯粹从道义、道德上去理解义字略有不同。

   

   要把儒家的义利观讲透彻,先要从中庸之道说起。在儒家那里,中庸,既是形上之道,又是形下之术,既是价值观,又是方法论,既是一种道德理念和境界,又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方式与态度。"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原儒认为,为人处世,修齐治平,在认识、处理任何问题时,都应该不偏不倚、恰如其分,辩证思维,执两用中,那样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和稳定,达至"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所以,从个人修养到治国理念,在狂与狷、德与刑、理与欲、经与权、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等各种问题各个方面,儒家都提倡中庸之道,在义利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

   

   原儒义利观是:先义后利,义利并重,见利思义,以义待利,以义制利,强调君子爱利,取之有道,要用道德统率利益,也就是说在追求利益的时候要符合仁德,要接受道德的制约,而一定的道德行为必然给人带来长远的利益。孔子并不否定求利:"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而且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且对不同的对象,原儒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要求。对于普通民众,主张先利后义,先富之,后教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比对君子、对统治者在道德要求上相对更低调些。(上述孔子之语均引自《论语》)。

   

   孔子在道德、政治上都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荀子发展了孔子现实主义的一翼,所以在义利观上体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特征。他认为统治者应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并用"礼制"来规范利益方面追求。统治者个人则应先义后利,把道义放在第一位,不然就会人辱世乱乃至国亡,失去利益。"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

   

   孟子发展了孔子理想主义的一翼,所以在义利观上体现出更多的"理想主义"重义轻利的特征。但他并非完全不言利不要利不讲现实。首先,孟子肯定人的物质利益需求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其次,孟子认为,利益和道德对普通民众而言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所以,孟子主张王道仁政,要求当政者"制民之产","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认为,只讲利益,唯利是图,反而没有利益可言。"无礼义,则上下乱","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当政者只有讲道重义,与民同忧乐,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上孟子之宫皆引自《孟子》)。

   

   西汉大儒董仲舒有句名言:"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或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强调道义但不反对功利,而是追求功利和道德的统一。他认为利在义中,义中有利,"正其义而利自在,明其道而功自在。"所以他要求统治者不要急功近利。只要正其道修其理,自然利功在其中,不必"急"于一时也。

   

   《资治通鉴》也有这样一段关于义利之辨的精彩议论: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孟子的老师子思说,没有仁义,何来利益?政治最讲利益,仁义就是利益,利益是仁义的结果。司马迁认为,孟子与子思的话,言辞有异而道理相同。子思对孟子强调利益,孟子对梁王强调道义,是为了因人设教。老枭认为,不论对个人还是对集体、对民众还是对国家而言,儒家的义利观都是最合情又合理、中正而适宜的。

   

   有人问:既然"义也,利在其中矣",为什么孔孟不为当时统治者所重用呢?为什么相对文明的崇儒国家在历史上往往败民野蛮民族呢?这里有历史的原因,如我在枭文《为董仲舒及开明专制鸣冤》中所说,在野蛮的丛林里,文明相对弱小,仿佛羊入狼群;特别是在动乱的世界、战争之期间,专制程度更高的霸道政权往往比王道政治更富短暂效率。

   

   但在文明世界,野蛮反成弱小,就象孤岛注定要被淹没。我曾用男性能力借喻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霸道能够瞬间勃起,但纵欲蛮干,坚而不久;王道往往勃起较迟,却有理有节,持之以恒。在利义问题上何尝不是如此?不讲道义地,急功近利,唯利是图,或许能得小利于一时,但必不能长久。道义,是一切利益的基础和根本,是利益中的利益,最重大的利益!

   

   没有道义,何谈利益?中共在政治上奉行的是极端实用主义的政策,一切内政外交,只讲利害不讲是非,只讲交易不讲道义,国内则唯我独尊与民争利,民众抗争此伏彼起;国际则逆时代潮流而动,被国际社会鄙弃、戒备和防范,几乎已视为流氓国家"邪恶轴心"!所谓的国家利益何在?相反,中共为了减轻西方对我人权的责难,不断出让经济利益,所损害和出卖的国家利益,实非浅鲜!

   

   我早有言在先:以落后抗衡先进,以专制抗衡民主,以僵化抗衡变化,以野蛮抗衡文明,以人治抗衡法治,以愚昧抗衡科学,以黑暗抗衡光明,以极少数抗衡大多数,只能愈来愈孤立,最后吃亏受害的是国家和人民。中共的行径,从真正的国家利益的立场看当然是荒谬反动的,便是从中共政权角度看也是非常短视的。中共骂满清政府丧权辱国,它自己这么一意孤行下去,也免不了以辱国始,以丧权终!中共丧权当然是老枭和广大中国人民求之不得的事,恨只恨它就象附骨之蛆,活着殃民祸国,死时,难免还要让相当数量的人民生命财产为之陪葬!

   2006-3-5东海一枭

   原载《议报》第24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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