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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董仲舒及开明专制鸣冤

为董仲舒及开明专制鸣冤

   开明专制的设计建筑大师

    ----为董仲舒及开明专制鸣冤

   西汉董仲舒,汉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应召对策。遣为江都王相,又调任胶西王相,后病免归家,著书讲学以终。作为公羊学大师,他以《公羊春秋》为纲领,融合黄老、法家,建立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思想体系,为两汉以降的开明专制拉开了浩瀚历史帷幕,铺下了基本理论和制度轨道,堪称开明专制的设计和建筑大师。他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常为人垢病,有的固属自取,有的则属误读,冤枉不少,兹特为辨白之(黎鸣老堪称极端反儒派的代表人物,其《董仲舒,一个有罪的伪先知》,对董仲舒的误解甚深,打击极严,此文并非专为反驳黎老而作,但读者可参阅),同时亦为开明专制说句公道话。

   一、"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

   董仲舒为人垢病的思想之一是神秘主义的"天论"。天有意志的神学思想和天人感应的说法当然是牵强附会的,但其中的积极意义亦不可一棍子打死。

   "天"在董仲舒笔下,除指自然之天,还有另外两层主要含义:道德之天,指一种最高的普遍的道德原则;神格之天,视天为众神之君,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不仅有意志、有情感、有目的,而且全知全能,可以主宰一切自然变化和人世祸福吉凶。道德之天从属于神灵之天,天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天主人从"。

   董仲舒认为 "天人相副","天人同类",视人为天的副本和缩影,与耶稣说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人类的说法不谋而合,只不过上帝有人之形,董仲舒的有神无形。更重要的岐异是:他一方面以天为"神",以天为主,一方面又否定命定论,强调人对命运的把握、人对天的主观能动作用。

   他或以人与天地、阴阳、五行同位:"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故数者十而止,……天至人而毕";或将天、地、人三者并举:"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或将人视为天地间万物之至贵:"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可以"绝于物而参天地"。这就很有点天地人三才平等和人定胜天的味道了。

    徐复观先生认为,在董仲舒天人思想中,天人互相影响,互相决定,而由人决定天的意义更重,"周以前,人的祸福完全是由帝、天的人格神所决定,人完全处于被决定的地位。周初开始,帝、天的人格神对人的祸福退居于监督的地位,把决定权让给各人自已的行为,但人类行为的好坏,只由人类自身领受应有的结果,断不能影响到人格神的自身。凡是宗教中的最高人格神,他只能影响人,决不可受人影响,否则便会由神座上倒了下来。但董氏的天,是与人互相影响的,人天居于平等的地位"(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二、"屈君以伸天"

   董仲舒为人垢病的思想之二是君权神授。但须知董仲舒在论证君权神授的同时亦阐明君权神"制",在"屈民以伸君"的同时"屈君以伸天",希望借天意来抑制君权。

   他说"天,仁也。"而圣人和天子作为天的代表,就应"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无私。""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之?"所以,天子必须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具备仁德,广施仁政。

   董仲舒曾提出有关仁德的社会措施有:"限民名田",抑制土地兼并;"盐铁皆归于民",不许官吏与民争利;"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建立明堂礼制,严格约束诸侯贵族行为;立学校,从民间选贤良等等。

   灾异则是上天对君主的警告:"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政治有失,天就以灾害来谴责;如不知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示;如果不知悔改,天命就会改变,使其丧邦败国。

   "王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残害民者,天夺之。""春秋之所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其诸侯,安者爱其封内,危者爱其旁侧,亡者爱独其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这些论述,都饱含"屈君而伸天"之意,其出发点是用"天"的权威来对"君"的意志进行限制。

   徐复观先生认为,董仲舒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近代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求之于宪法;而董氏则只有求之于天,这是形成他的天的哲学的真实背景。"(徐复观《两汉思想史》)。"求之于天"的效果当然有限,但设身处地试想一下,此外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抑制君权呢?

   三、"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

   董仲舒为人垢病的思想之三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我认为值得讨论。

   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董仲舒的道亦有 "常道"与 "非常道"之别,有"天道"和"人道"之分。"天不变,道亦不变"指的是天道、非常道,是宇宙最高规律和历史发展最高原则,具有客观性,自然性,"天之道终而复始"。

   人道有可变者,有不可变者,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道",是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与天道一样不可变。具体的政事、制度乃至政权则是可变的。故董仲舒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新王受命于天,为了突出"天意",就要进行改制,改换新的服饰颜色和礼乐制度。又曰"譬之琴瑟之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政事不善政令不行就是"失道",就要"必变而更化之"。甚者可以进行革命,以有道伐无道。

   一次,汉景帝时,辕固生、黄生两个儒生为汤武伐纣的问题产生争执。黄生认为汤武是弑君者。辕固生则认为,桀纣暴虐,汤武顺应天下之心讨伐无道,应算奉天乘运。辕固生争不过黄生,就说,按你的说法,高皇帝(刘邦)取代暴秦也错了?最后汉景帝出面裁决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意谓讨论这个问题是愚蠢的。对于君主而言,这个问题的确不好表态。支持汤武革命,岂非鼓励造反?反对汤武革命,岂非质疑自家政权合法性(刘家天下是从秦始皇手里抢来的)?

   董仲舒则是赞同汤武革命的。他认为汤武以有道伐无道,顺天应人,合乎天理,天经地义。他说,"桀,天下之残贼也;汤,天下之盛德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

   这与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董仲舒曰:"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如果君王失掉民心,作恶害民杀民,那就丧失了作天子的资格。

   四、三纲五常,善的等级制

   董仲舒为人垢病的思想之四是三纲五常。

   徐复观则认为三纲乃法家思想,因为"在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并没有三纲的观念,而只强调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以相互间的义务为秩序的纽带,而不强调此种秩序中心的一(按'即所谓纲')"。(徐复观《儒家对中国历史运命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迄于东汉初年,一部分对专制政治取妥协态度的儒生有取于《韩非子-忠孝篇》所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的思想,遂在《白虎通-三纲六纪篇》中正式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这是法家思想,挟专制之威,篡夺了儒家的人伦思想,乃儒家人伦思想的一大变化,实亦中国历史命运的一大变局"。(徐复观《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

   三纲之说是董仲舒对法家的汲取和改造,本质上已经儒化了,因为董仲舒的三纲是与五常结合在一起,要以仁、义、礼、智、信五常去规范和"维护"的。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三纲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用现代眼光看,固然极为反动的。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在家天下的历史阶段,在等级社会或曰阶级社会,以五常为核心的三纲属于"善的等级制",无疑是一种次优选择。

   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最为人垢病的一件事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孙景坛先生认为,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只能叫"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

   董仲舒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是事实,武帝"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此后儒学成为大多数王朝的意识形态,都是事实,称之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未尝不可,只不过汉武帝"独尊儒术"程度有限,独尊儒术但不废百家,"罢黜百家"行动"温柔",是"罢黜"而不是"消灭",黄老及兵、刑、农、医、阴阳等其他学说的研究仍然是合法的。而董仲舒本身的思想体系是以儒家公羊学为主,融合黄老和法家发展而成的。

   叫得天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不过是举贤良方正,俊茂异材,"置《五经》博士",不以"百家"作为统治思想而已,不是象焚书坑儒那样对"百家"赶尽杀绝,更不象中共"消灭百家,独尊马列"那样极端!

   有人认为独尊儒术导致了百家争鸣的结束和万马齐喑的局面。其实,战国末期,百家争鸣之盛况便已不再,秦始皇"焚坑事业"成功,只剩法家独鸣。汉武帝时,说百家,主要不过儒家和黄老,其余已衰微。

   六、关注当下的现实主义者

   人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生活"在历史中。理想可以无比美好,社会却不能超越历史。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是最高、终极的社会理想,但在理想社会到来之前,人类不能不生存于历史之中。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原儒向往和描绘了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却又拥护、支持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度,为天下为家的君主专制服务?其实,并非儒家自我矛盾,恰体现了一种历史大智慧,表明原儒不是不切实际的浪漫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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