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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儒认同好色,大儒何妨狎妓----为理学辨诬之四

原儒认同好色,大儒何妨狎妓----为理学辨诬之四

   一、原儒的态度

    老枭声言要为理学辨诬为儒家卫道,有人置疑我重树圣贤标准,是强调克己功夫、主张禁欲主义了。答曰:非也非也。重儒学,当重大节,重大德,重根本,不宜小处着眼纠缠琐屑也。而且,儒家在色欲问题上是非常通情达理的,理学在道德方面"发展"了孔孟之道,但未发展到禁欲主义的地步。以为理学禁欲戒色,是世俗普遍性的误解。

    孔子删(整理)《诗》,并将其作为教科书。《诗经》歌咏两性关系的作品所占比倒最大。开篇《关睢》,就是歌咏恋爱的。《论语》曰:乐而不淫,即孔子称赞关雎内容合於天道;《将仲子》(郑风)表现男女私情,《诗经·召南·草虫》对性愉悦进行了直截了当地描述,《诗经·郑风·溱洧》描绘的简直就是一幅野合的全景画。可见孔子对"人欲"的透彻理解和充分肯定。《礼运篇》中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意思是说,喝好,吃好,喜欢性爱,乃人生最根本的欲望。他叹息"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希望人们能够象好色一样好德,可见他并不反对好色。据说,孔子就是其父叔梁纥和母颜氏野合而生的呢。

   陈寅恪说过:"马克思和弗洛依德两派学说,其实《孟子》中'食色性也'四字已足概括了。""食色性也"常被误认为孟子的话,其实这句话虽出自《孟子》,却不是孟子而是告子说的。告子与孟子的"人性善"观点有异,认为人性非善非恶,与孟子辩论过程中告子说了这句名言,意谓食欲和性欲都是人的本性。但孟子在下面的辩论中并未批判食色二字,对告子的这句话并未反对,可以视为孟子对此言的认同。况据后人考证,告子也属于儒家。

   孟子并且对"好色"持鼓励态度。《孟子-万章章句》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孟子认为男女性交是"人之大伦",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告诉了父母,父母反对,婚结不成,阴阳不能交合,生命不能繁衍,就废了人伦。这是最大的不孝。孟子因此赞成舜不经过父母的同意就与娥皇和女英结婚。

   又,(《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翻成白话就是:齐宣王说,我有一个毛病,好色。孟子说,好色好呀,以往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甫就很好色,十分宠爱其后妃。但那个时候,内无大龄未嫁的怨女,外无大龄未婚的旷夫,男女都能适时婚配。您如果能够考虑让老百姓的色欲也得到满足,好色又有什么关系呢?

   二、儒生的"实践"

   历代名士大儒,蓄女伎为乐或与娼妓有染者,何可胜计。前汉的大儒张禹,常把他的学生带入后堂宴饮,"妇女相对,优人瓜绎巷希枰鼓税";后汉的马融,为世通儒,"居宇乐器,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降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东晋谢安栖隐东山时,放情山水,以声色自娱,每出游必携妓同行;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好携妓游玩,在他1000多首诗中,常出现妓、伎、美人字样,有时妓女还出现在诗歌的标题上,比如《邯郸南亭观妓》、《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等;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也未能免俗,常陪公子哥儿喝酒狎妓,作有《陪诸公子携妓纳凉》,《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等;唐人尚文好狎",许多高官儒士,或蓄养家妓,或纳妾成群,或与艺妓的交往酬答。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出仕之前是个风流主儿,贪享受,好伎乐;明末很多英雄人物如陈子龙也纵酒狎妓;堂堂大清官海瑞还玩过雏妓呢。

   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一,当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兵部尚书等高官。谥文忠。宋钱偭《钱氏私志》有一则关于他的佳话:钱维演为西京留守时,"欧阳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钱)公 责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著,觉而失金钗,犹 未见。'公曰:'若得欧阳推官一词,为为偿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类似文人、官人的风流韵事,古人文集中俯拾即是。

   在古时候,狎妓、蓄妓、携妓等已成为文人以及官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的品格学问道德文章基本无关。对官员,宋、清初期还有禁嫖令,对包括各级各类学生在内的士人,历代王朝对他们基本没有这方面的约束。故士大夫嫖娼狎妓,更是历朝历代蔚为风尚。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好色,爱之亦有道,要乐而不淫(《论语》,快乐而有节制,不过分),要"发乎情,止乎礼义" (《诗大序》。义者,宜也;礼者,国家法律法规和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也。礼是因地而异与时俱进的,不同地时代,不同的地域,有不同地标准尺度)。"发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自然之人性;"止乎礼义",没有违反礼的规范。这是儒家诗教传统,也可以说是原儒关于色欲问题的基本态度。

   三、理学的观点

   儒学发展到理学,自由度和宽容度已大为缩减,但并不禁欲。对此张邦炜先生在其论文《两宋时期的性问题》中有过中肯论述:

   至于理学家,大都遵循孔孟之道,既不赞成纵欲,也不主张禁欲。程颐确实曾经慨叹:"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朱熹进而强调:"去人欲,存天理。"然而从前学人将此作为程、朱宣扬禁欲主义的铁证,则是出于对"人欲"一词的误读。程、朱此处所说"人欲",专指私欲,并非泛指包括食欲、性欲在内的一切欲望。在他们的著述中,不乏肯定物欲的言论。如二程说:"利者,众人之所同欲也";"圣人所欲,不逾矩。"程颐明确主张:"为君当与民同欲"。朱熹甚至认为:"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他将"欲"区分为"合不当如此者"与"合当如此者",其界线在于是否"逾矩"。并举例予以说明:"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在他看来,"天理人欲,几微之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者,人欲也。"可见,理学家的思想虽然较保守,并有反对追求美好生活之嫌,可是他们的主张毕竟不是禁欲论,而是节欲说。

   南宋初著名理学家、人称五峰先生的胡宏认为"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如夫妇之道,圣人行之有道而安,便是天理;庸人溺之无节,便是人欲,这就是同体异用,同行异情"。人欲亦是天理,欲的正当合理的满足,便是天理,欲的放荡无制便是人欲。他指出:夫妇之道,人丑之者,以淫欲为事也.圣人安之者,以保合为义也.接而知有礼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为能守而不失也.《语》曰:乐而不淫,则得性命之正矣.谓之淫欲者,非陋庸人而何(《胡宏集》)。他认为,夫妇之间性关系并非"淫欲"的丑事,那是庸人之见,但两性之间的关系有其应当遵行的一定规则。理欲之辨,在宋明理学家那里是一大中心议题,或以理为人的本质,主张屏绝欲,或以欲为人生命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以理调节之。对天理人欲概念的理解也往往因人而异。但在色和性问题上,可以说都属于节欲主义的范围。

   冯梦龙《古今笑史》中有一则名为"不近妓"的笑话:"两程夫子(即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赴一士大夫宴,有妓侑觞。伊川(程颐)拂衣起,明道(程颢)尽欢而罢。次日,伊川过明道斋中,愠尤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无妓;今日斋中无妓,汝心中却有妓。'"面对妓女,兄弟俩的表现截然不同,弟弟避之惟恐不及,哥哥则入乡随俗,谈笑应酬。我比较欣赏程颢的态度,虽然用现代目光看还不够洒脱。"尽欢而罢"理所当然,以心中无妓自我标榜,未免给人以"伪"的感觉。

   四、为朱熹说句公道话

   宋理学家中朱熹名声最大也最臭。除与一个叫严蕊的女伎纠缠不清外,他曾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时都带着她们;他的大儿媳在丈夫死后却怀了孕等等,被监察御史沈继祖揭露后,成为当时一大丑闻。老朱因而受到此时人及后人斥骂和嘲笑,连累理学也蒙上"伪学"之名。但我认为,如果大儿媳怀孕与老朱本人无关,恋上女伎,纳尼为妾,纵然不妥,也属小节,并无损老朱大儒之名。何况士人及官员狎妓嫖娼纳妾乃当时社会常情。据张邦炜《两宋时期的性问题》中介绍:

   (宋朝)官员与娼妓往还、爱恋乃至发生性行为,均肆无忌惮。历任各地地方长官的苏轼晚年坦陈:"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宣和年间,某两府官出任江南东路安抚使,公然宣称:"为爱金陵佳丽,乃分符来此。"在宋代,岂止声名狼籍的巨贪权臣、风流倜傥的骚人墨客,多数官员通常都与娼妓打得火热。直爽者如寇准,他与歌姬过从甚密,并如是说:"人生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清正者如范仲淹,他在知饶州(治今江西波阳)时,爱恋一官妓。离任后仍恋恋不舍,捎去胭脂并题诗:"江南一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豪放者如辛弃疾,不仅有田田、钱钱两名能文会诗的姬妾,而且在丹徒(今属江苏)"每燕必命侍妓歌其作",在上饶(今属江西)有"吹笛婢名整整者侍侧"。

   宋初律法有职官不得狎妓之例,但落实不易又贯彻不严,收效极小,几成虚文。体制内外大小儒士十之七八有纳妾之风狎妓之癖,苏轼、寇准、范仲淹几位都属儒门和官场重量级人物,还不照样"与娼妓打得火热",何独苛责老朱乎?要我说,老朱的行为,从当时的"官场惯例"和道德规范而言,"亦是合当如此者",社会上对这类现象并不认为不道德,而是视为高雅风流的表现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他错就错在遮遮掩掩,反而弄巧成拙了。如向苏轼、寇准、范仲淹等学习,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狎妓纳妾,不就万事大吉了么?

   五、好色非耻,狎妓有道

   此文辨明理学理论上并非禁欲主义,但在实践中却有一定的禁欲倾向。朱熹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者,人欲也。"很明显违背了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教诲。理学家讲天理人欲,讲严辨理欲,节欲无欲,但哪些属天理的范畴,哪些属人欲的范畴,往往各说各话,如朱熹所说,"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理学家将"欲"理解为"私欲",反理学者则将"欲"理解为人的一切欲念、欲望,往往"反"不到点子上。但什么欲是"私",什么欲又是"公",亦无明确客观的界定。所以理学的灭人欲,往往灭之逾度,以致流弊无穷。说是"灭"不正当的过分的私欲,很容易把正常合理的欲、把一切欲望欲念也灭掉了,这就很容易演变成道德暴政,并且成为言行不一的伪君子的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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