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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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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者与乡愿

狂者与乡愿

    ----再和袁红冰《英雄不谦卑》

   一

   袁红冰所崇奉的英雄主义哲学和《英雄不谦卑》中所描述张扬的“英雄的骄傲”,与历代大儒所实践、明代心学(理学的大派别)发展到极致的狂者人格一脉相承;其笔下令人倾心的英雄形象,与孔子所推重的狂者气象千古辉映;而那些精神太监心灵阳痿者,那些奴性天成媚骨内敛之辈,那些“为追逐世俗名利,终生戴谦卑之假面,蝇营狗苟于人间,蛇行鼠窜于世上”的谦卑者,与孔子所斥骂的乡愿何其相似乃尔。

   二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译为现代语就是,如果找不到“中行”的人为友,就与狂狷者交往。狂者敢做敢为,大所有为,狷者清高自守,有所不为。何晏集解引包咸语曰:“狂者进取于善道”,朱熹《集注》曰:“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又曰:“曾皙言志,而夫子与之,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谓狂也。”(见朱熹编纂《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十四》)。程颐认为,"人有些狂狷方可望圣人.思狂狷尚可为,若乡愿则无说矣.今之人才说这人不识时之类,便有些好处;才说这人圆熟识体之类,便无可观矣"。

    “中行”就是完全合乎中庸之道,乃圣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格,狂者太过,狷者不及。中行难求,退而求其次,狂狷就比较了不起了。钱穆认为中行就是兼有狂狷二者的长处,他在《论语新解》中说:中行之道“退能不为,进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长也。后人舍狂猖而别求所谓中道,则误矣”。总之,在孔子和古今大儒们那里,狂者,志向远大,志存古道,意气风发,执著追求,不屈不移,不夺不悔;狂,是一种积极进取的高级精神形态,一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人文情怀和淑世精神!

   狂者的对立面是乡愿。乡愿,通常解释为一乡之人都称之为好人的人,即好好先生,伪善者,伪君子。孔子认为,“乡人皆好之”的人不是好人,真正的好人是“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可见原儒讲和谐宽容谦让恭敬,但绝不和稀泥当老好人,在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黑白分明,决不含糊!孔者对乡愿极为反感,正言厉色地斥之为道德的盗贼(“乡愿,德之贼也。”《论语•子路》),乡愿虚伪矫饰,言行不一,表面上来忠厚廉洁,实际上笑里藏刀,没有一点道德原则,是偏离“中行”最远之人。孟子为乡愿作了具体画像:“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

   三

   在《高昂的头颅-------为理学辨诬之六》中,我指出历史上绝大多数大儒和理学家都极富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及尊严意识,并择要介绍了他们的狂言危行和狂傲人格。这里,我再介绍的明代心学的狂者气象及狂狷与乡愿之辨。

   王守仁,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28岁中进士,历官庐陵知县、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左金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等,敕封新建伯,是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及军事家,其学上承孟子,中继陆九渊,与朱子学派分庭抗礼,称为心学,后人又称王学、阳明学,是理学在明代的转型。

   程朱理学发展到后来,流于虚伪做作和陈式格套,王阳明另起“心学”炉灶,强调不依圣贤榜样和道理格式行事,一切全凭真心自得。如此唯“心”的哲学,在道德实践上自然会特别“狂”。在这个破尽山中贼和心中贼、文治武功兼得大成的人物看来,所谓狂者,虽有别于圣人,行为虽有病处,然心事光明超脱,比其它人格更接近圣人。后人评王阳明曰:外王内圣,狂者胸次!蒋介石终生崇仰之。

   王阳明在平定了宁王朱宸濠蓄谋多年的大叛乱之后,曾与弟子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良等人谈起外界对心学“谤议益众”的原因。众弟子或认为是先生权势地位日重而以遭人嫉妒,或认为是心学说影响日增而与朱学争异,或认为是弟子日益增多而以进身受挫被谤。王守仁则认为三者皆非主因,根本原因是他本人是一个“只信良知”的“狂者”。但他反省之后并不收敛,反认为过去还有点“乡愿的意思”,表示今后要做个只依良知而行的狂者。他说“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饶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他的门人尚谦听了,出门后叹曰:“信得此过,方是圣人的真血脉”。(《传习录》)。

   王守仁“汲汲逞逞,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暖席”,自比孔子,以夫子之道自任,热心救世,要用“良知”去唤醒人心,“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答聂文蔚》)。这种“病狂”与救世思想,在在体现于他的平叛事功和教学活动中,也时时表露于他的大量诗文里。如这首诗:

   举世困酣睡,而谁偶独醒?

   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惊。

   反谓醒者狂,群起环斗争。

   洙泗辍金铎,濂洛传微声。

   何当闻此鼓,开尔天聪明。

   ------(《月夜二首》二)

   在诗中,他自比举世酣睡的独醒者,认为孔孟之学失传,濂洛传统渐微,他希责任用良知之学改变社会的道德风化,以救乱世。阳明门下弟子多具有这种“狂者胸次”,当时社会文化生活受心学影响,亦出现了自尊自信自立之气象。阳明弟子、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作《王道论》曰:“有王者作,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使天下共明此学,则天下治矣。”自许出则必为帝王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嘉靖、隆庆、万历的百年间,泰州学派风行天下,“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袁承业《明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序》)。

   泰州学派传入江西后,又出现了以颜钧、何心隐、徐樾、罗汝芳等为代表倡自然人性论的“狂禅派”,危言危行,风靡一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中写道:“泰州(王艮)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钧)、何心隐一派,遂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狂放思潮逐浪高,逐渐脱离宋明理学的范畴,“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并进而发展成为反理学运动,这是理学作为内圣学说或曰道德心性之学的逻辑发展之必然,详情另议,此处不赘。

   四

   狂狷与乡愿之辨,是心学的内容之一。王阳明认为:“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件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他认为尽管“狂者胸次”与“圣贤气象”有别,尚非儒家最高理想人格,但狂者远超常人,距 “圣人”不远,“一克念即圣矣”。

   阳明弟子王龙溪以倡“四无说”闻名, 提倡无我、无物之学,成为浙中王门领袖,讲学四十馀年, 在南北两京及吴,楚,闽,越,江,浙都有讲舍,听者云集。其弟子梅守德(字纯甫)问王龙溪以狂狷乡愿之辨.他回答曰:

   “狂者之意,只要做圣人.其行有不掩,虽是受病处,然其心事光明超脱,不作些子盖藏回护,亦便是得力处.若能克念,时时严密,得来即为中行矣.狷者虽能谨守,未辨得必做圣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发开展,以入于道.故圣人思之.若夫乡愿,不狂不狷,初间亦是要学圣人,只管学成谷套.居之行之,像了圣人忠信廉洁;同流合污,不与世间立异,像了圣人混俗包荒.圣人则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尚有可非可刺.乡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好合同处,又足以媚小人.比之圣人,更觉完全无破绽.圣人所以为圣,精神命脉,全体内用,不求于人.故常常自见己过,不自满假,日进于无疆.乡愿唯以媚世为心,全体精神尽从外面照管,故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学术邪正,路头分决,在此!吾人学圣人者,不从精神命脉寻讨根究,只管学取皮毛支节,趋避形迹,免于非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为是,陷于乡愿之似而不知,其变可哀也已!所幸吾人学取圣人谷套尚有未全,未至做成真乡愿,犹有可救可变之机.苟能自返,一念知耻,即可入于狷;一念知克,即可入于狂;一念随时,即可入于中行”。

   其中价值排序是,圣人最高,狂者其次,狷者又其次,最坏的是乡愿。关于明朝其余理学人物的狂言狂行,可参见枭文《高昂的头颅》。

   在道德实践上,倡导“狂者胸次”与严格的道德自省并无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儒家及理学心学家都是能够虚心接受批评、勇于认真迁善改过的人。狂,非外在姿态的轻傲,更非胡作非为肆道忌惮,而是一种确信内在良知率性而行的心态的饱满。

   五

   对于乡愿,儒家及理学从来都是持批评态度的,抨击最力、论析最全的似属晚明东林派。东林人士曾深入考查分析乡愿产生的原因。顾宪成曰:“告子无善无不善一语,遂为千古异学之祖。得之以混世者,老氏也;得之以出世者,佛氏也;得之以欺世者,乡愿也”,又说:“无善无恶四字,就上面做将去,便是耽虚守寂的学问,弄成一个空局,释氏以之。从下面做将去,便是同流合污的学问,弄成一个顽局,乡愿以之”,“乡愿何以为无善无恶也?曰:其于流俗污世不为倡而为从也;即欲名之以恶而不得矣。其于忠信廉洁不为真而为似也,即欲名之以善而不得矣。是谓无善无恶”(《证性编•罪言上》),这是从学理上追查乡愿之源。

   顾允成曰:“三代而下,只是乡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虽不犯乎弑君弑父,而自为忒重,实埋下弑君弑父种子。仲尼恶乡愿,正与作《春秋》意同”(《小辨斋偶存•札记》)。钱一本曰:“圣门教人求仁,无甚高远,只是要人不坏却心术。狂狷是不坏心术者,乡愿是全坏心术者!”(《明儒学案•东林学案》),这是指出乡愿产生的心性原因,是“自为忒重”,过于自私自利,“心术”坏了。

   但是我认为,如果刨根问底,还是要进一步从政治上去找根源。乡愿之所以“三代而下”层出不穷,自古多有于今为烈,是因为有适合乡愿成长的肥沃土壤。这个土壤,就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劣胜优汰、取伪弃真的政治机制,就是“不把人当人看”的专制苛政、恶政和暴政!乡愿该骂,作为乡愿之“母”的专制政治更该骂,这才是真正的大德之贼! 关于乡愿,还是罗晓晖先生的《乡愿铭》写得最为深刻,录此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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