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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一死亦英雄------为理学辨诬之一三

   临危一死亦英雄------为理学辨诬之一三

   

    理学高谈心性迂腐空疏轻视事功不切实际,创派以来,质疑、反对、批评的声音就不曾停止过。与朱熹同时的陈亮批判理学"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使中国胥为夷狄,安存转为沦亡而不能救"。到了明末清初,反理学运动达到了高潮。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人都对理学进行了严厉批评,陈确、颜元、李塨等人为学更是专以批评理学为宗旨。

   

   颜元早岁好陆王心学,后转研程朱理学。中年以后,目睹理学空谈流弊,怀疑程朱理学的价值,进而以推翻程朱,复旧孔孟自期。他认为,理学家的学问无不尚虚,不关经济,不干实事,不学军事,只知静坐以养性,读书以揣摩八股。著述集文,不是为了经世致用,而是贪从祀庙廷之典,为了吃点冷猪肉。为了纠正理学弊端,颜元竭力提倡实学、实习和实行。"平日危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是颜元嘲笑理学尤其是心学(陆王理学)的话。

   

   对于"临危一死"者,我却不敢有丝毫不敬。晚明理学人物热衷党争一直延续到清兵入关,但当时知识分子重名节轻生死蔚为风尚,不仅学宗程朱、后来大都成为抗清主将的东林党人为然,复社中亦有像瞿式耜、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陈于阶等烈士殉难。兵部尚书卢象升抗清阵亡,后来清兵南下,卢家抗清殉难的有百余人;常州孤城抗清八十三日,忠灵殉难者十万余人;顺治八年清兵进攻舟山,鲁王将士臣民同日殉难者万余人;记实书籍《云间明末殉节诸臣纪略》、《松江明末忠节录》《松江府昭忠录》等记录了不少殉难者的事迹;顺治皇帝曾下旨褒录北京的殉难者…。这无数殉难死节者中,有大量的士大夫和理学人物。他们尽管不满朝政,但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却挺身而出舍死忘生。

   

   以"慎独"为宗旨的儒学宗师刘宗周说:"一边是求生以害仁,一边是杀身以成仁:几人看得清楚?就下一割,惟有志之士必遂其志,成得之人必成其仁。志一决而莫违,心已安而无累。君子之于仁道,则以杀身殉之也。"在他看来,求仁大义即在尽忠报国,故其当明屋倾覆,国家存亡之秋,绝食蹈仁,遂平生之志而全其名节。甲申(1644)、乙酉(1645)之后,殉难者甚多。其中,有平居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者,如严起恒在永历朝"终日与故人门生诙谐小饮。"有人问其"何恃而暇,公笑曰:'更何恃哉?直办一死耳,焉得不暇'"。…又如,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一作幼元),漳浦人,学者称石斋先生。他为官严操守、重气节、刚直敢言,虽屡遭困厄,受尽发配、囹圄之苦,以至险被冤杀,然不改其用世之志。明亡,他投入抗清斗争。南明隆武二年(1646)三月,兵败被逮,抗节不屈,慷慨就义。受业于高攀龙的吴钟峦,明亡后慨言:"见危临难,大义所在,惟有一死。""当此之时,惟见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徇社稷,成败尚听诸天,非立命之学也。"1651年8月,他在滃洲"于圣庙右庑设高座,积薪其下,城破,捧夫子神位,登座危坐,举火而卒,年七十五。"诸如此类,难以尽举,要皆体现吾儒传统美德(据陈寒鸣《晚明清初名节思潮略论》介绍)。

   

   尽管庄子认为儒家以身殉道、以身殉天下与小人以身殉利都属于"以物易其性"伤身残性的行为,都一样可悲不可取。但我认为,不论所殉之道是不是真理,不论天下值不值得一殉,殉道殉天下都是一种可歌可泣的高尚。有人说临危一死报君王属于愚忠,这是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了。在现代民主制度未诞生之前,君主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和传统合法性,君主是国家理所当然的合法代表,君主利益与民众社会利益颇多一致,尤其是外敌入侵之时,报君王很大程度上便是报国家报人民也。

   

   死生亦大矣,能够临危一死,心性之学不虚谈矣。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理学虽偏离了孔孟之道,但毕竟是继承发扬了儒家重大义重气节的传统的儒学大支派,方向有偏而宗旨无异,生死关头成仁取义者大有人在。我们可以笑他们迂腐无能,可以笑他们空疏不实,但对他们临危一死的大无畏精神,应抱一份最起码的尊敬。那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也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

   

   颜元等人批评理学家"平日危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可以,他们有这个资格,当代中国人则没有也。放眼当下,是共产党员还是体制外文人,不论是拥共派还是反共派,普遍缺乏道德理想,平时空口谈主义,只怕临危不是一逃便是一降。别说为理想为信念临危一死,便是具备说说真话的勇气者,十几亿人中也找不出多少个来。

   2006-1-17东海一枭

   首发《自由圣火》半月刊第十三期《自由圣火》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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