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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黎鸣是最大的狂徒?

为什么说黎鸣是最大的狂徒?

   ----就《为什么说儒学是最大的伪学》一文与黎鸣老先生商榷

   一、吾爱黎夫子,吾更爱真理

   收到黎鸣老电邮来的《为什么说儒学是最大的伪学》一文已好久了,当时粗阅一过,对文中多数观点很不以为然,但是否遵嘱予以“批评”,却一直心存犹豫。因黎老的英风豪气道德文章素为我所敬仰,而黎老对我也赞誉、关爱有加且予我帮助多多。他是震旦文化院顾问(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文化院一直未能开展工作,愧对黎老和其他寄予厚望的各位前辈师友),还参加过林樟旺案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

   但我终于决定对黎老“动手”。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学习达20年,对柏拉图极是崇敬却又非常坚决地批评过柏拉图,认为老师的哲学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存在严重缺误。面对别人的指责,亚里士多德的回答已成千古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枭学舌曰:“吾爱黎夫子,吾更爱真理。我觉得这也是对黎老更高的尊重。

   寒喧一过,下面就文论文就理论理不客气了。由于黎老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学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与把握,管中窥儒,得一斑而失全豹,其文《为什么说儒学是最大的伪学》主要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属无的放矢或歪打金枝。下面择其重大错漏一一剖析之。

   二、请略窥儒学全豹

   为了证明黎老对儒学的批判是管中窥豹,有必要先略看一下儒学的全豹。

   原儒最高或曰核心概念是“仁”,但不是“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几句零词碎语就可概括的,那是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丰富、完整、巨大、全面、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也是一种伦理道德谱系,又是关于制度、社会的学说,囊括了内圣与外王两大版块,包含了中庸、礼、义、智、信、勇、忠、恕、孝、悌、温、良、恭、俭、让、宽、敏、惠、敬、和、爱、友、善、逊、廉、正、聪、庄等等概念。

   我在为芦大鸭子指谬时简略疏理过一下儒学历史脉络:孔子为儒家初祖,以“仁”为核心创儒门内圣外王之道。孔子死而儒八分,其最著名者为两大派系:一是曾子、子思传之孟子的思孟学派,重内圣,倡道德,历唐宋演而为片面追求内圣取消外王之理学;二是子夏、曾参兴于魏的西河学派,重外王,倡礼制,追求儒学的经世致用。此派传入稷下为齐学,又传之荀子,集其大成成为外王之综学,荀子隆礼重法追求外王,但也承认内圣即道德的重要性。他倡导的礼制,基以仁德,扩而为礼,散而为法。礼为政治原则,法为具体刑法规章制度。唐朝据荀子学说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扰昏晓阳秋相而成者也”(《唐律疏议•名例》),蔚成盛世。孟荀二子区别在于:孟子由内圣而外王,荀子则由外王而内圣。荀子学说主要源自儒家外王经典《礼》与《春秋》。

   孔子之后的儒家乃至其苗裔流变,是从这“内圣”与“外王”中生发出来的。孟子荀子之间的歧异,是对“内圣”与“外王”的侧重点不同造成。孟子重内圣,以仁义礼智为“四德”,视仁义为最高道德典范。但不弃外王,故孟子强调养浩然气,为大丈夫的同时大力宣扬“仁政”,例如,他主张要让百姓有生存之产业,“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要让百姓过上安逸的生活…总之,要把“仁”渗透到具体的文物典章制度和人民的日常伦理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人道观变为实际的人道行动。

   孟学传到程朱为理学(程朱自称得孟子心传),纯走内圣路子,表面上也讲“内圣外王”,其著名的“八条目”中,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内圣,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却强调内圣是外王的基础,以内圣扩而为外王,用内圣包括外王,“把整个社会的不同层次看成是个人的层层放大”,实质上是取消了外王。好处是讲究道德修养,流弊是忽略制度建设并泛道德化,极易虚假伪饰,缺乏宽容。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孔子的“外王”思想。他晚年创作的《春秋》,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孔子之时,周王朝已衰,故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是一部外王大法,孔子作《春秋》,不仅是记述春秋时代的史实,也是借托春秋为新王朝立法,寄托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而不是黎老说的编造的谎言捏造历史)。春秋是“以达王事”(司马迁),是行"天子之事也"(孟子),是"立素王之法”(贾逵)就象继西周再开一个东周王国一样,故孔子自己说:我其为东周乎?又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故司马迁称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说:有国家者,不可不知春秋;故隋唐以前尊春秋为五经之首。

   公羊家总结春秋的微言大义(微言是意义精微之言,大义是堂堂正正之理)有: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张三世说、讥世卿说、德刑相兼说、“天人感应”说和谴告说、大复仇说、孔子为王说、天子一爵说等等。尽管公羊学家的解析未必没有穿凿附会的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孔子本意,但后世学者仅把春秋当作一部编年史,乃死读书、读书死也,与书何尤。

   西汉时儒家内部产生经今古文之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更主要是对经书中重要名物、制度、解说等大有岐异。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尊者今文经派也。董仲舒乃今文经学和公羊学大师,故公羊学在汉代盛极一时(当然,公羊学个别观点如天子一爵论,有“侮”帝王尊严,不可能堂皇宣传,只能隐约其说),所以汉朝文物典章制度亦为有史以来最为完备,并多为后世王朝所袭用。如在秦朝已推行的郡县制在东汉得到完善。汉代的地方政府,共分两级,即郡与县。“中国历史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钱穆)。中央与地方两级制度同样是从汉朝开始完善,汉朝建立的文官制度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先进性。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指出,中国人在汉朝统治期间取得的领土和确立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中国人至今仍然称自己为“汉人”…。

   公羊学是儒学中最具“外向型”、“开放性”性质的学说。汉武帝开疆拓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大汉天威”镇天下,良有以也,岂徒然哉。汉以后公羊学便渐衰微,直到清末魏源、龚自珍及廖平、皮锡瑞、康有为略兴微波外,不复振作。

   三,别把儒家当替罪羊!

   对儒学全豹略予扫描可见黎老对儒学和孔子的了解过于肤浅,理解发生重大偏差,他全部的抨击便几乎都落了空。称宋明理学为伪哲学,固属偏见(关于宋明理学,可参照枭文《大儒说》);称两汉经学为伪神学,更是管窥。以伪谥儒,太也武断。黎老敢于谥儒学以伪学,是有两大杀手锏在手。其一,黎老认为儒学“在漫长的历史中,制造了大量的伪人、伪君子。”

   确实,汉以后君主专制渐严,明儒暗法或外儒内法,往往打的是孔孟招牌,行的却是韩非子那套,儒家道德模式受到别有用心的扭曲和利用,产生了许多负面作用,成为桎梏人性、束缚人民的工具,甚至“制造了大量的伪人、伪君子。”但虚伪是“制度”的产物,是政治、社会生活泛道德化的结果。例如,东汉选拔官吏实行“推荐”制度,标准有二,学问与道德。在种种道德行为中,又以孝为先,所谓以孝治天下。于是士大夫们为了追求崇高道德声誉,不免产生种种矫情做作乃至卑鄙欺诈行为。最重视诚信原则的儒家,政治化之后却成了滋生虚伪的土壤。

   这种伪人、伪君子是在道德要求上过于高调的“措施政策规章制度” 制造的。如果政治的归政治,道德的归道德,此弊可除。外在的典章制度以防恶为主,不宜太过扬善,或者说扬善时不宜过度和高调,不然就会产生两大弊端:道德杀人和伪人横行。所以,我在《“蒋家儒学”的几大认识误区》中指出:自由主义设计制度的目的,以防恶为主,在道德要求上则较低调,如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对信仰的宽容等。在道德要求上的低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让各种不同的价值系统同在共存,恰恰是最大的道德,保障个人权利,就是制度最大的善。至于如何激励人心超拔向善,如何给予陷于锱铢必较利益场中的人以超越的希望,自由主义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可以供包括儒学儒教在内的各种文化、宗教大展拳脚。在这方面,儒学与自由主义正好互补。

   儒学与历史上特定的制度及其所规范的行为准则有关,但也有别,不能一概而论。制度与文化的关系,错综复杂,让儒家文化来为两千多年专制产生的官场化社会的恶果买单,把伪人伪君子的大量滋生,把一切专制主义的罪恶统统往儒家身上一推了之,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五四以来,尤其是中共执政以来,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或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中国文人已基本不存在,“基本上”都是马列化、党化党用的文人了。南唐冯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元宗戏之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我也要问黎老,既使连近代从西方传入的社会科学也逐渐被改造成了新的伪学,干儒家底事?儒家不应该成为专制制度特别是党主专制的替罪羊!

   黎老贱儒家而尊基督,那么,西方中世纪和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伪人伪君子也一样层出不穷,又该归罪于哪一家呢?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剧作就是嘲讽贵族,批判教会,揭露上流社会的虚伪的,其代表作《伪君子》不仅深刻地揭露了法国贵族社会的伪善和黑暗,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宗教的欺骗性和危害性。黎老对此如何解释?

   同时有必要指出,社会上伪君子也比明火执仗的真恶棍好,政治上假兮兮的伪善比赤赤裸的真恶好,这就是为什么比起以马列斗争专政学说为意识形态的中共来,奉行仁爱学说的君主专制更温情脉脉温良恭俭让更得人心并有其历史合法性合理性的原因所在。

   四、张冠李戴不合头

   黎老以伪谥儒的理由之二是儒学不符为“学”“三要素”。黎老认为,西方一切的“学”都来自哲学,成为“学”至少必须具备如下的三个要素:一,构成记忆的公理要素;二,构成理解的方法、工具要素;三,构成创造性可能的开放或自由(心态)的要素。

   对此我要指出三点,一、把一切知识、智慧、文化、信仰统统削足适履地放到西方的尺子下去量,这种治学方法是典型的洋教条主义和西方标准论;二,以自然科学的标准解析人文科学,把儒学放到“现代科学”的显微镜下分析,本身就属于张冠李戴。已有网友指出:关于用完备要素、公理的逻辑来说明社会学特别是思想的正确性与系统性,这完全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老人家对这一点用自然科学代替社会科学特别是思想科学的可怕有过详细的论述。第三,便是以黎老自已的标准衡量之,儒学非“学”的结论也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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