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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未丧斯文也,中共其如予何!

   天之未丧斯文也,中共其如予何!

   

   “凌忽长者,轻慢同列”( 颜氏家训),儒士所戒;自高自大,狂言妄语,君子不取…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某个长者或同列乃大奸大恶,凌忽轻慢还嫌轻了,是真儒士应挺身而出与之划清界线并坚决斗争;过谦伪谦不是借以藏拙,就是怕担责任,亦不可取,非美德。尤其是在这个到处都是犬儒乡愿伪君子的特定时代环境中,对于公众社会政治大问题,对于制度带来的全方位官场腐败和大范围民间苦难,有识有志之士理应当仁不让。明明有一百块钱,却遮遮掩掩地说只有几块钱,明明能挑一百斤重,却缩头缩脑地声称只能挑十几斤,非君子所为。

   

   有网友劝我曰:孔夫子人称圣人,亦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吾观兄之才尚不足胜孔子。况孔子从未自言为圣,尝求学于老子。后人因敬其德,才呼之曰“孔圣”。说得很好。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三万六千行,学术有专攻,种种事业知识信息,圣如孔子,也需随时随处向别人学习。象芦大鸭子,与老枭几番文战,输得一塌糊涂还在那儿嘴硬,故我对他说:当年粱启超一闻康有为说教,立即倒身下拜,恰显梁君大师大儒风范!难道他这一拜师,就在历史上比康有为低了一头么?学问之道最可怕的就是略有所得便沾沾自喜自高自大,从此停留在某一低境而不自知------这恰恰是古今学人包括宋明小儒的通病。

   

   不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是就为人为学之道而言。为人当虚怀若谷,遇事宜不耻下问,但这丝毫不影响孔子在道德、思想、文化的高度自信。孔子、孟子及历代真儒同时是极富思想自信、文化自信、道德自信,极富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人,敢言敢怒敢作敢为有担当,绝不假模假样假谦虚,推三推四推责任。

   

   孔子厄于匡,弟子们害怕了。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就体现了一种绝顶的文化自信。梁漱溟也具有这种自信。1941年日本军队袭入香港,梁漱溟九死一生逃脱虎口抵达国统区以后,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论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底,万不会有的事。这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梁漱溟回答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到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他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问世,依然相信“我的著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为期不在远,不出数十年也…。

   

   梁漱溟之言诚如他自己所言有点狂了(当然这点儿狂不影响我尊他为文革以来两大儒之一),孔子之言则是实实在在的,他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诗书礼乐易每一部都是中华文化的大经大典,尤其是他晚年创作的《春秋》,实为改周制、当新王、合内外、通圣王之作。孔子作春秋,不仅体现了他的文化自信,而且是表现他祟高无比的历史责任感。孔子之时,周王朝已衰,故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是一部外王大法,孔子作《春秋》,不仅是记述春秋时代的史实,也是借托春秋为新王朝立法,寄托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春秋是“以达王事”(司马迁),是行"天子之事也"(孟子),是"立素王之法”(贾逵)就象继西周再开一个东周王国一样,故孔子自己说:我其为东周乎?又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故司马迁称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说:有国家者,不可不知春秋;故隋唐以前尊春秋为五经之首。

   

   公羊家总结春秋的微言大义(微言是意义精微之言,大义是堂堂正正之理)有: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张三世说、讥世卿说、德刑相兼说、“天人感应”说和谴告说、大复仇说、孔子为王说、天子一爵说等等。尽管公羊学家的解析未必没有穿凿附会的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孔子本意,但后世学者仅把春秋当作一部编年史,不会读书也;芦大鸭子指春秋大义为强调尊卑制度,不懂春秋也。

   

   孟子号亚圣,他的狂傲人格和道德自信丝毫不亚于孔子,某些方面犹有过之,以致受后世理学家批评曰“有英气”。孟子那种“说大人,则藐之”的狂狷人格,那种“圣人与我同类,万物皆备于我”的充满主体意识的心态,那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还有他的那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则不仅对后世士大丈阶层人格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值得人们引以为楷模。

   

   公孙衍、张仪二人游说诸候、合纵连横、权倾诸候、名振天下,乃战国时“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 “大人物”。孟子却不屑一顾,认为此二人没有仁义没有原则,无非擅长摇唇鼓舌、曲意巴结、溜须奉承等“妾妇之道”而已,根本不配大丈夫之称。《孟子》里这一段话是大丈夫精神的最佳写照:“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以大丈夫精神自励和勉励后人,再三教导不能"苟且",不能"诡迂",不能"钻穴",不能行"妾妇之道",言论、行为、手段要合乎"大丈夫之道"。孟子为推行其政治主张辛劳奔波不遗余力,但在那个充满诡诈、倾轧、势利、强权的时代,面对君王依然保持大丈夫的倨傲形象,不肯丝毫暂时性弯曲自己。孟子学生陈代劝孟子“枉尺而直寻”,以屈求伸,如苏秦、张仪等纵横家那样,以妾妇之道博得诸侯们的好感,再慢慢实施自己的思想主张。孟子坚决不同意。他谴责那些不由其道,不择手段去争取做官的人,颂扬“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方正刚直为行为,强调君子在立身出处上不能苟且,不能投机取巧搞机会主义。虽然孔孟都很倡导通权达变,但在立身处世的原则性问题上,却是非常认真毫不苟且的。

   

   很多人笑我骂我狂,那是他们太不了解我也不可能了解我。须知管党生兄说“是谁在中国甚至国际上最有影响?我!”是狂妄,释迦牟尼兄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则是百分之一千的实话真言。梁启超有句诗曰:百年之后当知我,举世如狂欲语谁?或许要几十年上百年之后,才会有些人知道我,但那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人心不古,民多愚昧,遇见大善知识不但不知恭敬,反而蔑之侮之,却对伪谦士真犬儒伪君子真乡愿乱拍巴掌,那是他们的可怜,是这个时代的大悲哀!我剖肝输胆实话实说,反被俗物蠢才目为狂生。就算狂吧,孔子也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认为“中行之士”是最理想的人格,如求之不得,则狂放狷介也可以,唯有乡愿最是要不得。国人多狭隘,我示以宽广;国人多媚共,我示以反党;国人多伪谦,我示以清狂。岂为狂而狂哉;就算狂吧,我的狂不仅有真才实学和仁智勇三大德为内基的,而且有方向性针对性,是对上不对下、对党不对民的。倘孔子地下有知,亦必竖大拇指曰:好样的,我与枭!

   

   盗亦有道,批评亦有道。例如我说“我打通了中西文化的任督两脉,于传统儒释道及其它奇经八脉亦全线贯通,精萃尽搅,亦庄亦禅亦佛亦儒又非庄非禅非佛非儒,一通百通,纵横无碍”,此言极为自负,正确有力的批评应该是举出我学识上的纰漏和不足,指出我于中西文化某些方面滞碍不通之处。倘能那样,我必择善而从,谦虚受教。倘空洞而肤浅地泛泛斥之为狂,就没啥意思。我批评芦大鸭子时说过:做生意需要本钱,所谓无本生意,其实还是要“本”的,智慧、关系、信息等无形之本也是一种本。做学问更要有本,这个本,就是老老实实、实是求是、尊重事实、尊重真理的态度,同时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有多大学问说多大话,故作谦虚即不必,妄言欺世更不宜。

   

   有网友曰“老枭终究还是摆脱不了禅宗极端与狂妄之空理,还是在达摩之下”此言差矣,除了十年的努力刻苦类似、都属于历史人物两点,之外我与达摩没有可比性。达摩救世,以救世人之心为主,我现在从事的民主事业则是外王盛业。我说了,我是亦庄亦禅亦佛亦儒又非庄非禅非佛非儒,区区狂禅,焉足以范围我之见识、学问、思想、理想、胆魄、智慧、意志与道德文章?我现在所发的大都仅是为现时现地现事而作的“战斗文章”,就象孔子晚年才作《春秋》一样,我真正集各门各派之大成、传诸万世而不朽的大文还没开笔呢。

   

   老枭之所以见中共而藐之,是因为这辈子轰轰烈烈爱过恨过笑傲过,已活得足够精彩,倘能坐坐反动派的大牢,只会让人生变得更加流光溢彩;同时我如孔子孟子以及梁子有着足够的自信在:天之未丧斯文也,中共其如予何!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我若死,众人众神众佛都将震怒!中共倘敢向我下手,必会加速崩溃掉----那等于是重症患者玩火自焚玩刀自割,而具体执行者也因其罪恶之轻重而各得报应乃至难逃意外(我死了,再为你们祈祷、求情就不灵喽)!不信就请拭目以待吧,哈哈哈。有枭诗为证:

   

   亦凡亦圣亦雄英,独对今人抚古琴。

   十万图书一腹贮,五千文化两肩任。

   打通微奥东西脉,炼就精纯日月心。

   莫笑眼中常泪满,吾民吾国患忧深!

   2006-1-3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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