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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腐败权”和古今几面小镜子

“合法腐败权”和古今几面小镜子

   我曾在《党主专制与君主专制》一文中比较两种专制的特性时指出,比起君主专制来,中共的党主专制在许多方面变本加厉、与时俱进了。仅官吏方面,中共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与国家政权机构相重迭的党组织系统,实行“党政双重衙门”;官民比例自古未有,举世罕见;有些朝代官衔官职可以捐,但任何朝代举人进士的头衔都是不能买卖的,现在则研究生、硕士、博士学位都可以交易,只要有钱有权就行,所以广大官员不持假文凭(真的假文凭或假的真文凭)者几希;古代官吏贪贿所得大都转移回老家,现今则转移到海外;“公仆”比“父母”更加歧视自己国民,更加贪婪掠夺成性不管人民死活,更加虚伪邪恶…等等。另外,中共高干的“合法淫乱权”和“合法贪污权”,也有着鲜明的中共特色。

   “合法淫乱权”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中纪委与古代的御史台相比更为逊色),各种规章制度对中共官员的约束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仅如此,在规章制度上,中共官员享受到的腐败自由度也是空前的。例如《动向》11 月刊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中共自建国以来对干部生活作风问题有个”内控政策”,共有三条:凡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即区、营级)在生活上腐化,但政治上表现好、工作上没过失,一般不作党纪、行政处理;凡行政十三级以上干部(即地、师级)生活上腐败,但政治上表现好、工作上没大过失,组织不需查究;凡行政八级以上干部(即省、部、军级)生活上的问题,一律不列为问题。

   从政策上明文规定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有淫乱腐烂的特权,用“政策”赋予高级官员“合法淫乱权”,这种做法的无耻程度,历代官吏地下有知,也将叹为观止!

   宋代对文臣武将的控制就很严格,严禁官吏狎妓,违者严惩。熙宁中,祖无择知杭州,与官妓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执,希涛榜笞至死;刘涣知并州,因与营妓有私而谪为磁州通判;蒋堂知益州,因私官妓而迁河中府;苏舜钦提举进奏院,因召两军女妓置会为人告发,竟被削职为民;熙宁年间,两浙路张靓、王庭圭、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王洙权同判太常寺,坐赴赛神与女妓杂坐,黜知濠州(据《中国妓文化史》)…。从上述例子看,当时对官吏狎妓的处分很重。也有不少官吏因此而受处罚。各君主王朝到了后期,政治腐败加剧,官员普遍腐化,狎妓之风日炽,此乃普遍现象。明清时代开始严禁官吏狎娼,后期法令渐弛。但因狎妓而褫官者史不绝书,广大官吏并未获得“合法淫乱权”! 中共对广大公仆的爱护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呵。

   “合法贪污权”

   有一篇广泛流的网文《中共高干是如何享受特权的》,又名《中共离休高官的奢侈生活》,内容真实性如何不敢肯定,但我相信有相当的可信度。文章写道:

   公款10亿元,平均每人1千万!这是117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离休高干一年的开销。这些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口上的党政高官,离休后,享受巨大特权。其中享有最高级离休特权待遇的有12人,他们是:江泽民、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荣毅仁、薄一波。大陆官员的退休制度等级森严,名目繁多。县级及其以下是“退休”,退休金按年资对原工资打折扣;公费医疗待遇亦打折扣。中央司局级及地方地市级以上的是“离休”,意思是“离职休养”,并没有“退出”,工资照发,公费医疗,但其它待遇就“人走茶凉”了。省部级以上的干部,特权就更大了,生活优渥,医疗费用实报实销。

   据香港《动向》杂志披露,200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公费开支高达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多万元。

   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不等,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多万至600多万元。比如汪道涵,去年公费开支达947万元,医疗开支500多万元,上海锦江宾馆、大公馆专门为他设有两个包括医疗设施的“汪办”。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的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

   此外,以江泽民为首的12名中共最高一级离休领导人,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行宫。例如,江泽民今年5月底从中南海迁出后,居住的地方包括: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玉泉山中央军委招待所5号楼,上海西郊宾馆、大公馆,苏州太湖,等等。其他人也不例外,在各地都有行宫。如李鹏在北京、青岛、成都;万里在北京、杭州、珠海;乔石在北京、上海(青浦)、杭州;朱镕基在北京、上海(衡山)、苏州太湖;李瑞环在天津、青岛;宋平在北京、上海;刘华清在北京、青岛、珠海;尉健行在北京、珠海;李岚清在北京、上海、南京;荣毅仁在北京、上海、无锡、珠海;薄一波在北京、青岛、珠海,等等。

   最高一级离休的领导人,还可随意享用两架国航专机,两架军用专机,3列有7节车厢的专列。专列所经沿线,都有武装保护,所有快慢旅客列车,都要停站让行。即使是同方向行驶的特快列车,也必须停下,让专列超越而过。另外,还有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组医疗专家、上海华东医院2组医疗专家、广州军区总医院1组医疗专家,随时待命。

   其他105名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等一级的离休高官,享受的待遇包括:每人都配备两名警卫、一名司机、两名工作人员、一名厨师、一名保健医生;两辆汽车;乘飞机,包头等舱或公务舱六至八个座位;乘火车,包一节软卧或加一节专门车厢。

   去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内部公布了现任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国务委员申报的个人资产情况,“清廉”程度出人意外,如贾庆林22万6千元;曾庆红7万6千元;黄菊19万元;吴官正12万6千元;李长春14万8千元;罗干2万8千元…。一般人哪知那些高级公仆仅“合法”的享受每年就达几千万乃至上亿元之巨?这样的奢侈,完全可以说是对国资民产的一种公开的掠夺、巨大的浪费、合法的贪污!

   这样离谱的超高级待遇,别说任何民主社会的高级官员难以想象,便是历代官吏地下有知,亦必叹为观止!历代王朝的高官待遇高低有别,有的王朝丰厚些(如唐朝宋朝),有的皇帝“吝啬”些(如朱元璋),对于“离休高干”的照顾,也各有不同。但明文规定的待遇高到中共这种程度、照顾好到如此“境界”者,翻遍二十四史,还真不易找到!清朝八旗子弟的腐化及后期官吏的腐败是一向“”脍炙人口”的。但是,事实还有另一面在。清朝贪官很多,清官也是指不胜屈,列入后人《清官册》中的大清官40多位。清官光绪进士、吏部主事、御史胡思敬的《国闻备乘》中记录了一则事实《翁师傅晚境》:

   翁同龢起贵介,不问家人生产。晚年罢官家居,薄田数顷,不足供家用,岁暮大困。无子,有侄曰曾桂,当同在军机时,一手挈之以起。时任浙江藩司,缺甚腴,因贻书告贷。苏、杭相距只一日程,竟置书不答。同龢愤甚,检书画、朝珠数事付质库,始获度岁。其门生故吏官京师者,多贵幸用事,闻其贫,相率醵资托昭文孙雄寄献。雄亦同龢弟子,学骈文,宗孙洪派,既得资,尽干没之,不以告同龢。同龢没后,书名大噪,一楹联值二十金。存时虽极窘乏,以曾为帝师,入枢府,不便鬻技自给。生平好作诗歌,随手取乱纸起草,积之盈箧,手自封储。后被家人窃卖,剩缣零绢,散在四方,枉费心血,不能成集矣。

   翁师傅何许人也?请看其简历:翁同龢,字叔平、瓶生,号声甫,晚号松禅、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一甲一名进士,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这样一位位极人臣的状元宰相两朝帝师,这样一位掌管户部达15年之久的“国家领导人”,回乡后竟然囊无余资,晚年生活靠亲友和门生接济!由此可见满清政府给予高级奴才的待遇或曰“合法贪污权”,还是很有限的。翁同龢有自题联曰:大才真比明堂柱,志士能麾当路金。可见其自许之高与自律之严。对比中共离休高官,对比我们广大公仆奢侈腐朽的生活,怎不教人感慨万千,兴“今不如昔”之叹?

   中共官员绝大多数以权谋私、营私舞弊、权钱交易、公权私用等,这些在西方悬为厉禁的行为,在中国巳成普遍现象,腐败的安全系数之高或曰失事率之低,举世无双。别说总理和总统等高官,便是小小局处级,只要有一点实权,在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哪一个不是土财主兼土霸王?早已捞得盆满钵满,并且仍在利用一切机会大捞特捞?万一有个风吹草动,还可以举出逃做海外寓公去。中共高级干部穷奢极欲的“合法贪污权”之大是普通老百姓做梦都想不到的,可是我们的公仆还要拚命追求“制度外的腐败”,实乃欲壑难填呀!

   中共高干的“合法淫乱权”、“合法贪污权”,可统名之为“合法腐败权”,中共官场普遍而空前的的道德败坏与规章制度败坏,于此可见一斑。中共特权阶级毫无疑问已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特权腐败集团,其特权的巨大、腐败的深度,纵向比较,是古代君主社会也望海兴叹的;倘横向比较,体制内略有良知者也必羞愧难当!只是中共乃异向淘汰的体制,脸不厚心不黑者多乎哉不多也,知羞知耻者难得一见。附平时拣拾的几面小小”西洋镜”于后。

   几面小小”西洋镜”

    “西洋镜”之一:德国杜塞尔多市现任的市长、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以前是一位掏烟囱的工人。在杜塞尔多市,市长的职务补贴很少,所以,市长为了生活,就不得不去重操旧业——掏烟囱。在德国其他城市也同样有像杜塞尔多市一样的市长,他们有的做业余教师,有的去做业余修理工或别的工作。

   “西洋镜”之二:秘鲁议员们勉强同意秘鲁总统托雷多返回斯坦福发表2003届毕业讲演的请求,条件是托雷多此行自费。议员们还规定他不能使用总统专机作这一私人出访,随行人员也必须自费。

   “西洋镜”之三:德国总理施罗德为了节省房租,施罗德住的是一套月租金不到600美元的两室公寓中。每次他的妻子和女儿到他那儿度周末,他的女儿只能睡在支在父母双人床旁边的一张简易床上。1997年,施罗德承认自己与现在的妻子有染后,被前任妻子希卢赶出家门。之后,他似乎变得更加一文不名,几乎连去慕尼黑看望妻子的路费都掏不起了。还有,总理施罗德的表姐、58岁的的西格尔现在每月只能靠1000马克的失业救济金生活。失业使她的精神倍受打击,但她无意请求她的表弟施罗德帮忙,不想给目前烦恼多多的表弟再添乱。据悉,她并不是施罗德家族中唯一的失业者。她的妹妹和施罗德亲弟弟也都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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