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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儒说

   大儒说

   

   当今中国许多东西都在大贬值,大儒的头衔也不例外。但见乡曲小儒、乡愿俗儒、乡气腐儒们把大儒这个“高级别”尊称当成一顶破烂草帽似的,或自戴或互奉,这边一个儒学大家,那边一个当代大儒,这个号称大儒风范,那个也是大儒旷世,闹得不亦乐乎。用儒家的标准衡量,当今所谓的知识分子大多不学无术,连俗儒、陋儒、腐儒、小人儒都不多见,何况大儒!就是用放大镜去找,也难找到一两个影子。有个叫咱老百姓(真)的网友读了几篇枭文,顺手也送了我一顶大儒之冠,让我哭笑不得。

   

   怎样才是具备大儒的风范呢?《礼记-儒行篇》中,孔子举出十有五儒,加以圣人之儒共为十六儒,就是儒家理想人格的16种特质。孔子从对人、对已、对事等方面较为全面地描述和概括了儒的道德规范以及言行举止,可以视为大儒的标准:一是虚静以待,二是谦虚谨慎,三是恭敬信让,四是重忠信,五是操持专一。“见利不记忘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六是刚毅木讷,“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七是杀身成仁。“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八是风纪端正。九是为民请命。十是“博学”、“笃行”、“不淫”、“不困”、“慕贤”、“容众”、“毁方”、“瓦合”。十一是选贤与能。十二是谦让待友。十三是保持品德的纯洁。十四是高风亮节。“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十五是交友重道。“行本方义,同而进,不同而退”。

   

   儒者的行为准则虽然很多,核心则只有一个“仁”字。千般威仪万种细行,无不归结为以仁为本。故孔子说:温柔善良,是仁的根本;恭敬谨慎,是仁的基础;宽容余裕,是仁的体现;谦逊亲切,是仁的能力;礼节,是仁的外表;言谈,是仁的文饰;歌曲音乐,是仁的和谐;分散,是仁的传播。达到这样的境界,方不愧于大儒,通儒,硕儒之称。

   

   孔子点出儒的理想人格,“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礼记•儒行》),“身可为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孟子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知其不可而为之,充满了浩然之气和大丈夫精神。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准民主思想,并且认为民众诛杀暴君属广正义行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分别见《孟子》《尽心下》及《离娄上》)。

   

   中国历史上为国为民的儒之大者,历朝历代层出不穷。汉以来,贾谊、司马迁、班固、范晔等都对封建集权的虐民残民的暴行予以愤怒批判;东汉末年,主荒政谬,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为首,上议执政、下讥卿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风而扇之,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后来虽遭弹压,却仍不屈不挠,匡时救弊;两晋之际的鲍敬言著有《无君论》,系统地提出了“无君”的主张,其中心思想是“古者无君,胜于今世”,认为君主是社会一切丑恶、灾难的根源;宋末元初的邓牧,在其著作《伯牙琴》《君道》篇、《吏道》篇)中尖锐地抨击暴君和酷吏:“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小大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

   

   晚明东林诸儒敢于评议时政,痛斥腐败,向黑暗的政治势力挑战;东林子弟的著名领袖、“中国的卢梭”之誉的黄宗羲,批判锋芒直指专制君主。他在被学者称为“中国十七世纪的人权宣言”的《明夷等访录》中指出,君主专制乃“天下之大害”:“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个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赵翼撰《廿二史札记》,以大量材料揭露帝王昏庸、专制、嗜杀、淫乐等罪恶;李贽倡童心说,高扬个性和人格尊严;后来的龚自珍、魏源,清末的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五四前后和三四十年代的王国维、胡适、顾颉刚等,都是卓越的启蒙思想家,大儒之称,当之无愧。

   

   在一定历史时期,政教分离的君主专制是一种相对较优的制度选择,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所以,用批判的武器抨击它的思想家是大儒,也有一些清廉忠正、以道事君、“恒称其君之恶者”、敢触君之逆麟的官僚,不愧大儒之称。君主专制以儒学为国教,故历代政治人物中,大儒辈出。与中共广大党奴相比,古代大儒名世的名臣大臣普遍有一种“以道自尊”、“帝王师”的心态,人格高贵得多了。找一个名声最臭的朱熹为代表吧。此君把道德推向极致,鼓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一个叫严蕊的女伎纠缠不清,因爱生恨而加以迫害;宋庆元二年,监察御史沈继祖揭露他曾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时都带着她们;他的大儿媳在丈夫死后却怀了孕等等,成为当时一大丑闻。老朱在大量事实面前不得不上表承认纳尼作妾等事,表示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呵呵。但是,大儒毕竟有大儒的风范。

   

   他曾上奏朝廷,指出当时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还上书切责当时的皇帝赵扩独断:“今者陛下即位,末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尽丸于公议乎!”朱熹明确要赵扩遵守“治体”,近习不得干预朝政,大臣不得专任己私,君主不得独断。这一批评,除体现了大儒兼大臣的朱熹个人的尊严外,也说明君主专制政体中,也不乏一定程度的“民主作风”呢。想起彭德怀伟雄无双,上万言书时也得先大夸一顿大好形势才指出什么什么小方面出了一点问题,不禁黯然。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原初主要是针对“君”而言的。朱熹认为“天下事有大根本, 有小根本, 正君心是大本”, “天下之事本在于一人, 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 故人主之心一正, 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 人主之心一邪, 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朱熹希望“正君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希望用“天理”来制约“天子”巨大的特权…,可见老朱的脊梁骨还是很直很硬很高贵的。

   

   到了文革,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才与他们的“狗头”一起彻底被砸断,如“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冯友兰,对学术极尽自我诋毁,对领袖和马列极其无耻吹捧,奴颜媚骨,无以复加。其它大儒大师们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从此士人的铮铮骨气、浩然之气遂告式微。文革以来,配称大儒者在我看来只有两个人:马寅初梁漱溟而已。其余则不大亦不儒,如枭诗所笑,“不知道义不知书,不敢为民一鼓呼。纵有小才无大德,唯知术学下功夫。”,“前怕豺狼后怕狐,任凭欺压愿为奴。偶蒙赐食哼哼叫,所谓儒门尽蠢猪” 我真为那些自命为儒家门人的学者汗颜哪。

   

   以开创儒家民主制为己任、有当代大儒之称的蒋庆先生是国内极少数值得我尊重的学者之一。但严格地说,蒋先生“大”得还不够。因为儒学是一种济世之学,批判之学,讲究现实和当下,倡导当仁不让,干涉政治。歌颂暴政依附恶制者当然不可能“大儒”, 冷漠现实旁观苦难,“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躲进书斋把儒学搞成所谓的学术,也有违大儒的社会责任与历史责任。时至今日,任何专制都丧尽合法性,一党专政更是属于贼仁残义的“独夫”暴政和可诛必杀的窃国大盗,岂有大儒而不与之划清阶线发狮子吼的乎?还有,如枭文《己未能走路,莫嘲人不飞》中所指出,蒋君构建儒家民主乌托邦,其学不无迂阔,略嫌华而不实。当然,这是我极而言之,苛而责之了。放在当代中国这个“山中尽侏儒”的大环境中考察,蒋庆先生堪称儒家中最大的人物矣。

   

   至于把大儒的帽子套往枭头,也不合适,尽管我知行合一,仁义双全,知不可为而为之,比许多所谓的大儒要儒得多大得多。各家学问到了高处,境界都是相通的。我打通了中西文化的任督两脉,于传统儒释道及其它奇经八脉亦全线贯通,精萃尽搅,一通百通,纵横无碍。老枭亦庄亦禅亦佛亦儒又非庄非禅非佛非儒,说我儒,我又深入道玄妙悟空理;说我道,我又凄凄惶惶救世心切;说我佛,我又一心住世逢佛敢杀!我以一代大宗师自期,世间没有哪一门哪一派可以“范围”我容纳得下也。呵呵。诗曰:

   

   其一

   千秋慧命堕谁扶?何处神州觅大儒?

   眼底已空天下士,灯前重读古人书。

   

   其二

   新知旧学两深沉,破壁来拈度世针。

   强国尊民国士梦,吼狮啸虎老婆心。

   2005-12-23东海一枭

   首发《自由圣火》(《自由圣火》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自由圣火》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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