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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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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贤封圣大会预告
·“漂浮浪荡李泽厚”等(东海随笔九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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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贵得很”等(东海随笔五则)
·“英雄贵得很”等(东海随笔五则)
·“英雄贵得很”等(东海随笔五则)
·“英雄贵得很”等(东海随笔五则)
·“大流氓不爱耍流氓”等(东海随笔九则)
·负面的老师
·天常生病笔常痒,国不升平心不平
·唯真理是图: 建议东海脱掉儒学外衣(东海附言)
·“大流氓不爱耍流氓”等(东海随笔九则)
·英雄笔,汉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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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老人:名人张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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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老人:勉习近平先生(东海随笔九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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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视假洋鬼子是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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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拥儒我拥共
·《良知永不灭》
·所知障患者
·怜悯假洋鬼子,剔除伪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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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拥儒我拥共”等(东海随笔八则)
·关于乌市惨案的两点意见
·祝贺我吧,或者咬我!
·国不可作信仰,民不可无诚信--与于丹教授商榷
·“以寂寂无名为耻”等(东海随笔十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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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精神的现代意义—五四反传统思潮再思考


   
   一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滋养熏陶出中国历史上灿若星群的仁人志士、圣人贤士、义人侠士、高人大士、狂人逸士、奇人异士,我都喜欢,都欣赏,但自古以来最让我倾倒的统一了真善美的圆满人格,非孟子莫属,或者说孟子最配作我的人生模范与精神导师。自从小小枭上初中时在故居阁楼上发现尘封虫蛀的儒家经典之后,儒家的伦理道德,尤其是孟子这个“有英气”的儒家亚圣的言行事迹人格风范,就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融入了我的血脉。

   孟子曾游说诸侯,推行其政治主张,到过梁(魏)、齐、宋、滕、鲁等国,但其仁政学说被普遍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世用,遂退居讲学,并“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他继承孔子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君主负有保护人民和维护国家的责任,要“泛爱众”,“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要行仁政。仁政具体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要求君主与民同乐,戒战戒杀,省刑罚减赋税苏民困,使民以时,“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关怀救助鳏寡孤独等穷愁困顿者,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等,具有相当鲜明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特征。
   二
   识者皆知,民本不如人本,德治不如法治,仁政不如宪政——用今人的标准去衡量,孟子的民本思想和仁政学说当然已经大大落伍了。这是历史的局限。孟子做梦都想不到还有一种可以直接通向仁政的自由民主制度。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宪政民主诞生之前,仁政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的君主专制,是最合适的社会制度,是社会各阶级的最人道最理想的选择,不仅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也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所以,以儒家学说为治国理念的君主专制在历史上有其开明性、合理性、合法性和进步意义,曾创造了令人艳羡的东方文明,创造了无数的人间奇迹和辉煌。儒家成了传统政制中抑制君权的思想渊源。仁政,纵然难免伪善,也比赤裸裸的苛政恶政暴政霸政更人道、更进步。因为儒家的宽容,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宗教战争;因为道统的制约,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政权,在和平年代,没有出现过西方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那样的极端黑暗和野蛮。
   儒学之所以成为历代王朝的意识形态,首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对正义观念的选择。董仲舒劝皇帝独尊儒术的基本逻辑,就是强调儒术于民众于国家有利从而于根本上合乎皇家的利益,避免重蹈秦朝的覆辙;其次,历代统治者在实际操作中并不严格遵守孔孟之道,而把它当作一种手段和装饰,或者一面漂亮的招牌,甚至阳儒阴法、明儒暗法。汉朝独尊儒术,但汉宣帝却教导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第三,历代统治者及御用文人不同程度、别有用心地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歪曲和阉割。如宋明理学,把本来颇为通情达情,中庸宽仁的孔孟之道“发展”成了丧失人性和弹性的“毫无宽容度的烂货”(芦语),以致理学无理,道学不道,以“天理”灭人欲乃至灭人命,以“天理”压倒一切,就象以稳定压倒一切一般。又如朱元璋读到孟子书中有关“民贵”、“君轻”、“草芥”、“寇仇”等论述君民关系、君臣关系的言论,怒道:“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下令撤消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资格,同时下令,有为此而谏者,以大不敬论。还组织了一批名儒多次删改《孟子》,其中不利于皇权专制的话就有近百条,为适应科举考试而另编一本《孟子节文》。朱元璋篡改孟子,与秦始皇重用法家一样,孟子地下有知,自必深恶痛绝。
   五四新文化运动,群起指斥孔孟之道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源。如陈独秀说:“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政治道德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刚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三纲之说为之也。”殊不知“三纲”思想源于强调“君权至上”的法家,尤其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与孔子或孟子无关。孔子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和“中庸之道”,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是君与臣、父与子各自内在的自我约束修养,属相互对应关系,孟子则更重视臣或民,都与“君为臣纲”之类邪说风马牛不相及。
   五四反儒不反法,以致马列趁虚而入,法家缪种流传,文革反儒而崇法,为一党专制张目,以致孕育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当代极权暴政。中共党文化乃亚西方马列主义与历代君主暗中祟奉的法家思想“私通”所产的旷古恶物!
   三
   时至今日,许多自由知识分子把现在中国社会无数问题,把中共的暴政统统归咎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把中共专制视为儒家文化的结果,大笔如刀,利舌如剑,纷纷向一个虚拟的幻影杀将过去。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误会,可谓中共造孽,儒家遭殃。
   一党独大的中共专制,不仅反民主反自由,本质上也是反传统反文化反道德的。经过五四的打倒、中共的摧残,儒家文化奄奄衰微,传统道德早已崩溃,全社会沦为文化沙漠,道德真空,无数假恶丑的黑洞吞噬了信仰,吞噬了希望,吞噬了一切良知正气,一切真善美。当今中国,还有什么仁义道德忠孝节义?还有什么温良恭俭让?只剩一双双被物欲和贪婪烧红了的眼晴,在一片漆黑中鬼火闪烁!潘朵拉的盒子被打开了,什么人间恶人恶事恶迹恶行都被创造出来了。
   所以,没有任何朝代的官员象中共官员那样无知无德空前腐败,没有任何古代君主象中共领导人那样无法无天威福无边,没有任何专制社会象当今社会那样死气沉沉黑暗无边……,总之,没有任何专制王朝象中共王朝那样没有伦理没有底线,那样惨无人道灭绝人性,那样鹰犬成群爪牙密布,那样恶行累累黑云滚滚,那样唯权唯术唯利唯物,那样集假恶丑之大成!
   近年来,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全面破产之后,中共确偶尔拣起传统文化中的一鳞半爪,如德治呀、和谐呀(这对中共,实为一大进步),有些人便以为中共与儒学血脉暗通,实为大谬。同时有必要指出,不仅中共的法制远远不如法家法制的严肃,而且中共的“德治”也远远没有古代王朝的真诚。
   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不存在绝对的“客观规律”,不少民主国家,并非基督教文明占主导地位,属于中华文化圈的南韩、日本等早已实现民主,台湾的中华文化保存得比大陆好得多,却成功实现了民主转型。这都说明儒学传统与现代民主并非天生死敌头,也可以是好伙伴。儒家文化中确存在不少有利于专制的糟粕,但也有很多普适性的精华,与民主款曲暗通,完全可以成为民主力量的同盟并在民主制度下发扬光大。
   四
   拜中共愚民政策、愚民教育之赐,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不仅对民主自由的理念颇多曲解误读,对儒家文化也往往误解多多。特别是忠孝二字,几成众矢之的和儒家大罪。例如一位素所尊重的著名民主同道,对忠孝的理解就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这些说法在旧戏、评书、旧话本小说里所在多有,实乃被歪曲了的违仁悖义、非忠非孝的忠孝观。
   关于“忠”,孔子认为忠是君子必具之品德。《左传·桓·六》:“上思利民,忠也。”《左传·昭·元》:“临患不忘国,忠也”,《论语》:“为人谋而不忠乎?”
   《滕文公·上》:“教人以善谓之忠”这是春秋时代人们对“忠”的理解。可知,忠就是诚实无欺地为别人着想,就是居上位者想着如何有利于百姓,就是在危患中不忘国家,就是教人学好、导人向善。忠,做为一种待人的应有品德和行为准则,其对象是宽泛的:对待师友、民众、亲人,都应忠。
   儒家的忠君是有条件的,就是君主行为要符合仁的道德、礼的规范,君的利益要与民的利益、国的利益相一致。孟子说,“杀一无罪非仁也。”杀了一个无辜,就有悖于仁。孔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孟子曰:“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主张君臣关系应以道义为基础,体现了君臣某种程度的“对等”关系。事君以忠,是事君的态度;事君以义,是事君的原则。如果君主无道,臣民不仅可以不抛弃之,甚至可以推翻之诛灭之。商纣王是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孟子就认为伐得对。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加犬马,则臣视君如同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贼残之人谓之‘一夫’”。
   五
   如果说孟子的政治理论比孔子更具有平民品格和民主色彩但难免有其历史局限性的话,孟子那种以德性为财富的高尚情操,以个体人格为中心的倨傲风范,那种“说大人,则藐之”的狂狷人格,那种“圣人与我同类,万物皆备于我”的充满主体意识的乐观向上的心态,那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尤其是他的那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则不仅对后世士大丈阶层人格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值得人们引以为楷模。
   公孙衍、张仪二人游说诸候、合纵连横、权倾诸候、名振天下,乃战国时“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大人物”。孟子却不屑一顾,认为此二人没有仁义没有原则,无非擅长摇唇鼓舌、曲意巴结、溜须奉承等“妾妇之道”而已,根本不配大丈夫之称。《孟子》里这一段话是大丈夫精神的最佳写照:“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以大丈夫精神自励和勉励后人,再三教导不能“苟且”,不能“诡迂”,不能“钻穴”,不能行“妾妇之道”,言论、行为、手段要合乎“大丈夫之道”。有了这样一种精神,当然就可以不失赤子之心,就可以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就能够自爱自尊,笑傲王候,毁誉不动,宠辱不惊。孟子为推行其政治主张辛劳奔波不遗余力,但在那个充满诡诈、倾轧、势利、强权的时代,面对君王依然保持大丈夫的倨傲形象,不肯丝毫暂时性弯曲自己。孟子学生陈代劝孟子“枉尺而直寻”,以屈求伸,如苏秦、张仪等纵横家那样,以妾妇之道博得诸侯们的好感,再慢慢实施自己的思想主张。孟子坚决不同意。他谴责那些不由其道,不择手段去争取做官的人,颂扬“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方正刚直为行为,强调君子在立身出处上不能苟且,不能投机取巧搞机会主义。虽然孔孟都很倡导通权达变,但在立身处世的原则性问题上,却是非常认真毫不苟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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