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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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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跟儒家作对就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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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个讲台,我将改变中国
·是公羊作俑,让儒家蒙冤---翻一个两千多年的案
·是公羊作俑,让儒家蒙冤---翻一个两千多年的案
·东海三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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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严重不明者---剥去马克思主义者的外衣
·错在了根本,错放了地方----关于马克思主义
·马家把人变成鬼,儒家把鬼变成人
·对各种“主义”保持警惕
·扎紧嘴巴沉住气----干大事者必读之二
·zt一对养母女的慈爱和孝心(报告文学)
·东海诗联近作一束
·唯物“唯神”皆戏论,唯我仁本理最真
·关于设立孔子和平奖之我见
·南楼谁弄梅花笛----儒生格筠小记
·彭罗斯的“永恆宇宙循环”理论与儒家观点一致
·学问的高明与良知的光明
·没有学问将不了军----一段小故事
·关于修宪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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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民间”

   

   民间,即“民间力量”或“民间社会”,指不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的生活空间、社会秩序、有生力量。一个文明进步和谐发展的社会,应该是政治、经济和民间三大“力量”相互博弈的社会,政府和“民间”是现代社会、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必要构件。即使是漫长的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姑用此名称),大多数王朝也给“民间”留下了相当的存在和发展空间。中共执政以来对社会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控制,堪称史无前例,党和国家笼罩一切占领一切垄断一切吞噬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理论、舆论等所有资源尽入其无所不在的魔掌之中,一切民间力量、民间声音都在其扼杀之例。曾几何时,全社会清一色、一元化的只有一个主义、一个脑袋、一种声音。

   八十年代以来,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民间力量的形成和释放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促成了中共体制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转移,国人个体意识、权利意识开始觉醒,社会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尤其是八九对学运的镇压,更加擦亮了民众眼晴,增强了人们分清是非善恶的能力,从而对专制政权产生了愈来愈强烈的不满、反抗情绪,令中共的权威和信誉土崩瓦解。用《红楼梦》中凤姐的话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

   六四事件仿佛一道历史的分水岭,民间与官方的信誉和道义份量彻底掉了过来,中共批啥啥香,禁啥啥响,抓谁谁成英雄。中共宣传部门不得不从“主动进动”一变而为“被动防守”,中共对异已的迫害和镇压不得不从公开转向地下,从冠冕堂皇变得鬼鬼祟祟,政治问题非政治解决,甚至采取类似黑社会、黑手党的手段。龚自珍《尊隐》曰:京师失道,京师轻而山中之势重,不但人民,连祖宗神灵也对于京师悲观失望瞩望于山中之民。文中所描写的晚清社会危机四伏、日暮途穷的景象和京师势轻、山中势重的局面,正是当今局势的写照。龚氏文中与京师处处对立的山中,指的就是民间力量。

   民间力量的壮大和发展,首先表现在民间人士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不断扩大。例如,在打假、“防艾”、反腐、扶贫帮困、文物保护、保护母亲河、喝止怒江大坝工程、珠海嫖娼事件等等活动、工作或事件的背后,都活跃着“民间”巨大的影子,而且很多“工作”始终是或多数是“民间”在唱主角,政府或迫不得已才出场敷衍几句,或一开始唱反角,后来又扮演“下山抢桃子”的卑劣角色。如艾滋病防治工作,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河南省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从1996年开始自费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她自费40多万元出版了30万册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病人遗孤。她还先后走访了河南省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以触目惊心的事实揭露了河南农村艾滋病患者缘于1995年兴起的“卖血经济”。但是,高耀洁的行动一开始不但没有得到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反而处处受到刁难。她收到了世界卫生理事会的[健康人权奖]的奖牌、奖金和路费,政府却不准她亲自去领奖。政府还一直禁止或阻拦她去各地做预防爱滋病的演讲,理由是她有政治问题。地方官员多方阻挠她的工作,在海外媒体报道河南艾滋病问题以后,还指责她和敌对势利勾结。还有,万延海的爱知行动项目进入有组织活动以来,项目人员相继受到各种调查和滋扰,万延海被迫辞职,万先生个人还曾被北京国家安全局关押了一个月!迫于联合国的压力和面临爱滋病局势的异常严重性,政府才不得不羞羞搭搭地公开一些爱滋真相并略予关注,却来大肆宣传“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云云,欺人乎,欺天乎!

   其次,民间力量壮大和活跃,表现在民间维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和从个体性维权向群体性维权的发展趋势。由于政治上受尽压迫、经济上受尽剥削而沦为弱势群体的广大民众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对于社会不公和自身的苦难越来越敏感,民间自发的维权活动此伏彼起,而且参与人数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由百姓、私有企业、社团状告政府、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民告官的纪录不断被刷新;市民、职工为了争取合法权益和基本生存权而游行、示威、集会抗争;农民的抗争活动更是野火四起。据《看中国》报道,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内部通报:十月份,全国有十七个省(区)、直辖市属下一百二十二个县的农村,先后发生了七百O五次农民游行、示威、集会的抗争活动,有二百多万人次参加。在无处伸冤、官逼民反的情况下,忍无可忍的农民起来抗争,公安、武警出动镇压,造成损害、伤亡的有八十二起;忍无可忍的农民冲击县市党政机关,事件中总共有三百二十多人伤亡,其中,农民有两百多人受伤,伤重死亡的有数十人。事件中有近百辆公安、政府车辆被怒不可遏的农民砸毁、焚毁,二十多所政府建筑物被不同程度损坏,有十五所政府仓库被搬走近二千七百多万元的轻工商品。具有重要政治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已成为自焚、自杀、跳楼等极端抗争、激进维权行动的多发地。各地大规模官民冲突也在增多,如重庆万州区几万民众包围区政府的流血事件和四川汉源发生的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民众集体冲击政府事件。

   同时,互联网的诞生为民间维权大开了方便之门,网絡维权活动已成为中文网一大独特景观。孙志刚案、刘荻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南都案、李思怡案、黄静案、郑恩宠案、福建及河北的万人罢免昏官案等等案件以及反乙肝歧视等诉讼,无不体现出网絡的力量。正如王怡所言,我们看到的这些个案,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和网络上的舆论和努力有着密切的联系。网络、媒体、知识界,正在构成民间维权浪潮三足鼎立的框架。

   民间力量壮大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民间舆论明显增强和民间价值评判“唯我独尊”。上述温和或激烈的民众维权、抗争运动,基本上都是由充分的舆论动员所激发的。互联网适时地出现,为民间舆论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它泄露了大量被中共视为“国家机密”的事实真相,如官场腐败的丑闻、专制邪恶的真面目,让许许多多见不得人的丑事、恶事和黑幕,大白于天下,以致共产党成了谎言、暴力的同义词乃至反动、邪恶的象征,“在人们的社会评价系统中,‘国家’和‘公有’的至上地位大幅度贬值,如同被抛弃的过时明星;而‘民间’和‘私有’的地位则大幅度升值,甚至就是由卑贱走向尊贵。”(刘晓波);同时,它为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宪政等思想和理念提供了极佳的传播平台,从理论上挖空了专制主义的墙角。互联网为民间舆论和兴起活跃和发展、为社会动员能力的增强提供了巨大的技术支持。

   同时,民间力量的壮大和活跃,还表现在体制内异见力量的异军突起。或者说,体制内异见力量就是民间力量的特殊表现。“民间”与“朝廷”不是非黑即白的封闭领域,二者之间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组织边界,构成“民间”之“民”,应包括活跃于“民间”或站在“民间立场”发言的各种具有政治身份的人物,如海内外的民运人士,体制内进步力量。正受到官方媒体炮轰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许多人就是身在体制内而心在民间、立足民间的。

   在一些不触及特权统治痛处的“无伤大雅”的公共事务中,中共逐步允许民间力量有限参与和表达,但一涉及到“政治”,则依然寸土不让。中共绝不允许民众组成能真正代表自己利益,为自己代言的社会团体。由于受到严厉防范和打压,至今为止国内的民间力量依然是分散的星星之火,多数时候只能各自为战,无法形成一定的组织,从而在根本上制约了民间社会的形成和民间力量的“表达”。但群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得道多助的各路民间力量的兴起、聚集和成长,乃必然之势,星星之火,终将燎原。权力在官方,道义在民间。如果说官方是代表专制特权、代表卑鄙腐败、代表邪恶反动的“三个代表”,那么,“民间”就是健康、进步力量的代表,就是善良、高尚、正义的象征。“民间”充满了生机和活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当然,民间情绪是多元的,民间声音是喧嚣的,民间表达难免泥沙俱下,难免混杂着非理性的乃至民族主义之类的噪音,但这不影响民间主流精神的健康。光明不在朝而在野,道义不在京师而在山中,希望不在官府而在民间。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民间力量正是在对代表政统的神圣事物及秩序的亵渎和叛逆中产生的。“民间” 的活跃和日益高涨,意味着官方价值系统的贬值和意识形态的衰败,意味着失道的专制主义的丧钟已被敲响!大厦将倾,末日不远,“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龚自珍《尊隐》)

   是尊重“民间”建立政府与民间力量相配合的合作式格局,还是简单地使用国家权威强力限制、排挤“民间”,是顺应民心民意时代潮流,与“民间”握手、对话、交流、良性互动(如孙志刚案所表现的那样,把民间运动的合理诉求吸呐进政府决策之中),寻求民族大和解的契机,还是防“民”如贼与“民”为敌逆时代大潮而动,是当前中共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也是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道历史选择题。

   2004、12、23

   (首发1-2/2005动向杂志合刊号http://jjj.puratzvatznt.p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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