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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眼看人之二十八:赐潘岳、金庸一耳光

    古人云:文如其人,一般情况下,文品与人品、诗格与人格是一致的,此乃普遍的规律;但也不尽然,两者之间并不一致甚至相反相对的例子不少,此乃特殊现象。清叶燮:“功名之士,必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厚大雅之响”,这两个“必”字,就下得过于片面、轻率了。

    潘岳,就是一个能为泉石淡泊之音的“功名之士”。

    有两个潘岳,皆功名之士。今潘岳号称我党最年轻的部级领导,兼理论家又诗词家。我说的古潘岳,更是横跨诗政两坛的大人物,在历史上既有许多佳话留香又有不少丑闻遗臭。

    首先他是个著名的美男子。年青时喜欢乘车出游打猎,“安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扰,投之以果,遂满载以归。”(据《晋书·潘岳传》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载)。后人常以潘安(潘岳字安仁)之貌比喻男子之美。《水浒传》中王婆的“嫖经五字诀”:“潘驴邓小闲”中的潘,便是说男人要嫖场得意,第一要“帅”。

    其次他是个勤政的好官。他任河阳令时,勤于政事,号召种植果木,全县林木丛丛,桃李成片,人称“花县”;后转任怀县令,政绩卓著,擢升尚书度支郎,又升廷尉评(相当于司法部长)。

    又其次他是个孝子。居洛阳城南洛河旁,养花植柳,结庐闲居,驾车奉母悠游,孝名远播。

    更了不起的是,他还是个才华出众的大诗人。他从小聪慧,被乡里称为“奇童”,长大后善于辞令,长于铺陈,能诗擅赋,与陆机齐名,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称,梁代钟嵘的《诗品》列他为上品。他的悼亡诗,笔触细腻、情意真切,感人至深,后人写哀悼亡妻之作,皆以悼亡为题,他便是始作俑者。

    他还“善为哀诔之文”,其中《马x督诔并序》不可不提。此诔作于元康七年。当时,氐人齐万年起兵;朝廷派夏侯骏、周处率兵征讨。由于周处为人刚直,执法不避宠戚,得罪权贵,梁王彤和夏侯骏借机报复,致使周处孤军陷阵,弦绝矢尽,力战而亡。西晋守军纷纷弃土而去,储有粮草数百万石的□城也被重兵围困。在这危急关头,“位末名卑”的x督马敦奋勇而起,终于保住了城池和粮草。但是马敦却遭到雍州从事的忌恨,被诬下狱,气愤而卒。潘岳与马敦素无交往,纯然出于义愤,而写了这篇诔文,概述了周处战死的经过及晋兵的败状,又详细叙述了□城守卫战悲壮激烈的情景。此诔笔力刚健,用明快而有力的语言刻画了一位有智有勇的义士形象,也表达了对官吏无能、官场黑喑的不满。明人张溥在《潘黄门集》题词中说:“余读潘安仁《马□督诔》,恻然思古义士,犹班孟坚之传苏子卿也”。

    《闲居赋》是潘岳的代表作。此赋作于罢官家居期间,描写悠闲的生活,造句工整,行文流畅,笔调清淡,在当时同类作品中也是很突出的。见《晋书·潘岳传》。后因称无职闲居为赋闲。如《官场现形记》第四三回:“吾兄在省候补,是个赋闲的人,有这闲工夫等他”。苏州代表性的园林拙政园的名字,也取自于《闲居赋》中“……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此亦拙者为政也”之意。

    可是,就是这么一位才貌双全、多情多义的美男子、才子、孝子、好领导,同时又是一个“性轻躁,趋世利”的无行者!

    晋惠帝时,贾谧专权,当时文人多投其门下,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诸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称。

    尤为后人不屑的是,潘岳与石崇争事贾谧,陷害愍怀太子。他“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媚态丑态,想想也令人作呕。“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岳终不能改。”(据《晋书-潘岳传》)。趋炎附势,利欲熏心,哪有他赋中写的“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的高雅啊。最后,靠山倒了,自己也死于非命。

    从潘岳诗珞与人格的分离,不禁联想起金庸。

    我是个金庸迷。在金庸“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部煌煌巨著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亦狂亦痴、光彩照人的侠士形象。“如憝厚诚朴的郭靖,疏狂不羁的令狐冲、坦荡豪侠的萧峰,狂傲狷介的扬过,善良随和的张无忌,不通世故古道热肠段誉…,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风采,细思之又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很痴。郭靖痴于理法,令狐冲痴于意气,萧峰痴于侠义,扬过痴于情爱,张无忌痴于性情…,尤其是段誉,痴于文,熟读经书;痴于佛,精通梵典;更痴于情:无量山中,不辞叩首千遍,江湖路上,不辞追寻万里,终于在枯井底、污泥处修得正果,羸得美人归心”。

    然而作者本人的亮相,其言其行,却是令老枭大失所望,倒不是李敖、余杰所痛斥的伪善。

    就大的方面分,佛教可分为大小乘,大乘主张“苦海无边誓愿度”,绝对的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小乘信徒就自私些,当个自了汉、自修成佛就罢了。就小的方面分,佛教分为八大宗派,八大宗派又分许多小宗小门派,如禅宗,又有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杨岐、黄龙诸宗。佛教本身也在不断改革、发展之中,其中许多思想并不一致,互相矛盾之处所在多有。“金庸拥有数亿资产,极少参与资助慈善和教育事业。却又自称是虔诚的佛教徒” 未必就是伪善。

    金庸最的毛病,在于太圆太滑太善变太没有原则性,乡愿成性,与其作品中侠义人物反差之大,非夷所思(套用武侠小说语)!余杰在《金庸的伪善》中指出:“央视拍摄的《笑傲江湖》播放之后,观众骂声如潮,网络上将其形容为“瞎熬浆糊”。“金迷”们都想听听金庸本人的评说。那么,金庸说了些什么呢?一开始,他对央视的版本大加赞赏,公开表示“这是由我的小说拍成的电视连续剧中最成功的一部”、“拍得美伦美奂”。当该片收视不佳时,他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央视的《对话》节目中,他回避直接评论片子的好坏,而是轻描淡写地说,剧组人员非常敬业、不打扑克云云。再后来,观众骂声不绝,金庸也开始进入其中,向记者表示:此前,自己基本上没有看过片子,后来才发现改编太过,已经失去了原著的本色。金大侠还真会紧跟形势,像变色龙一样让自己永远保持“正确”和“光荣”。”

    这还是小的呢。更过分的是,1999年10月间在杭州一个新闻研讨会上的谈话,他一反自己极力鼓吹的新闻理念,批驳西方和香港式的新闻自由,指出:“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不久他去台湾见陈水扁,记者追问杭州讲话一事,他又说:“台湾媒体也应该跟台湾国军学习,这是一致的”。这些话两边都讨好,未免太滑头也太变色龙了。我想,作为政论当手的金庸不会不知道,媒体、记者与军人责任与义务截然不同,没有可比性。新闻一旦导向,记者们一切行动听指挥,还能叫“新闻”和“记者”吗?

    金庸,在文化上,是可歌可泣、铁骨铮铮的大侠,在政治上,在现实中,却是个看风使舵、可怜可悲的“庸”人。

    可见,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是相对的,不能简单的划等号。对此钱钟书《谈艺录》有精辟的见解:

    “至遗山《论诗绝句》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则视此又进一解。匪特纪载之出他人手者,不足尽据;即词章宜若自肺肝中流出,写心言志,一本诸己,顾亦未必见真相而征人品。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云①:“文章纯古,不害为邪。文章艳丽,不害为正。世或见人文章铺张仁义道德,便谓之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因举宋广平、张乖崖、韩魏公、司马温公所作侧艳词赋为证。魏叔子《日录》卷二《杂说》卷二谓:文章“自魏晋迄于今,不与世运递降。古人能事已备,有格可肖,有法可学,忠孝仁义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日夕揣摩,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袭至巧之语。虽孟子知言,亦不能以文章观人。”此二者则与遗山诗相发明。吴氏谓正人能作邪文,魏氏及遗山皆谓邪人能作正文。世有爱《咏怀堂诗》者,刺取南雷《汰存录》所谓“不幸存录”,为阮圆海洗雪,盖未闻此等议论也⑤。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须固执有言者必有德乎。严介溪《生日》诗云:“晚节冰霜恒自保”,爱《钤山堂集》者,亦可据此以辩分门如市而心如水耶””

    钱钟书指出,象阮大铖阿附奸党,严嵩陷害忠良,可他们的诗作,或仿陶渊明,或自称“晚节冰霜”,文与人、言与行完全脱节。

    左右开弓,打罢潘、金两耳光,不禁废然而叹。潘岳和金庸,仿佛古今两面镜子,值得诗客文人们、包括我自己时时照上一照,以提高警惕,以免成为文与人截然相反的“两面派”和诗美人丑、文高人鄙的“伪人”。

    文人文人,可不慎与!

   

    200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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