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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反击芦笛系列之四

   老芦为文情绪化,好走极端。例如他写老枭,赞美时好话说尽,恨不得把我捧到天上去,什么“时代赋予他的广阔视野”、“抨击时弊时常常一语破的”、“老枭的文章字字看来皆是泪,声声听去总含悲”,连我的自吹自擂都成了“爱到极处乃为狂”,而且总结出我与传统狂生的“三大差别”;抨击我时则坏话说绝,口口声声指我白痴弱智,不能理解领悟他的雄文杰作的微言大意,连他徒弟和太太都大大不如,“不知民主为何物”、“没有什么见识,议论基本上都是人云亦云”,“枭文就两个中心思想:第一条,他怎么怎么了不起;第二条,他怎么怎么忧国忧民,再往下看,没有了”。
   
   对我这个在网战中结下深厚情谊的战友犹且如此,对其深恶痛绝的“伪民运”,其情绪和极端能不“大化特化”起来?所以,对于他隆重推荐的《五论伪民运比现代中共反动》这一他“上网来写的最深刻的文字”的“经典文字”,我怎么也提不起阅读欲望。因为看了标题就知此文“昧了最基本的事实,犯了以点代面、以偏盖全的错误,将民运缺点或错误无限扩大化恣意妖魔化”了。不读,一是为了保护眼晴,二是为了保护友谊(怕自己忍不住出手伤害了对方呀),然而禁不住他再次隆重推荐,而且表示绝不会受我伤害,遂草草翻了翻前面 “一论”(感谢消极和邢国鑫兄转贴芦文),果然以偏盖全,不出我之所料。兹略为点拨一二。
   
   

   一、“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
   
   
   老芦“在网上和几位所谓“民运”领袖及其众多同情者打了点交道”,就敢得出“这些人的共同特徵,是用毛共那一套去反对现在的中共,其实比如今的共产党坏多了,代表着的其实是一种非常反动的黑暗势力”的结论,一杆子将海外民运全盘扫荡成了毛共遗孽(“也许,世上最具有讽刺性、也最令人悲哀的事,是今日中国的所谓海外‘民运’竟然是由一夥毛共遗孽来进行”)。
   
   且不论与芦笛打了点交道的六位民运领袖(“在网上一共和六位“民运”领袖打过交道,依次为:王军涛,高寒、胡安宁、XXX、封从德和王希哲”)并非铁板一块,即使他们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都是改造得远比一般人彻底的小毛泽东”,都是鼓吹暴力革命的“靠仇恨滋养民主、“土法上马”的“共产民主教”徒,那也仅仅是他们六人或“六大派”的问题,据我所知(身在国内,视界受到限制,不可能如西方写手那样信息灵通,如有错误,敬请海涵),海外民运组织数以百计,民运领袖多如过江之鲫,政治观点同中有异,或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而大多数民运人士都是主张走和平理性非暴力道路的,倡导暴力革命的似乎仅仅是王炳章、高寒等“一小撮”,似乎还受到民运主流的批评和抵制。
   
   芦文不少地方存在方法论的局限。如好用归纳法,做出了许多全称判断,所依据的却仅仅是一些缺乏普遍性的事实。归纳作为一种现象总结方法,大有用场,但在没有穷尽所有选择之前是不能下全称判断的。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里就犯下了“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的错误(后来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老芦嘲笑枭文“抒情”,自己下笔却常常忘了逻辑的基本准则,抒起情来,一泄千里。
   
   老芦没有对海外民运作过什么相对认真全面的考察,只在网上与六位民运领袖打了点交道,就敢把得出的结论推广适用于全体海外民运,将他们一概打为根本不可救药的“伪”民运、毛共余孽!这其中的理论风险之大,按说以独立批判意识自诩的独知是不敢乱“冒”的。
   
   老芦胆大包天,乃把自己逼入了死胡同,针对老枭一年前关于“究竟海外有没有真民运、在老芦心目中有没有真民运”的问难,他就只能避而不答或避实就虚了,只能把老枭特指的 “民运”(在海外从事民主运动的个人或者团体)偷换成泛指的民运了(凡是致力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切事业和个人,都是真民运)。哈。
   
   
   二、暴力革命==伪民运?
   
   老芦说“你有歌颂民主的自由,人家也有歌颂专制的自由”,此言与我党在国际上高喊“世界多极化”异曲同工。因为专制者恰恰是最不宽容、最缺乏民主精神、最“鸿鹄不容燕雀苟活”的,是不允许“有歌颂民主的自由”的。“民主”则要有容纳各种观点、不同政见的雅量,不能搞一言堂,也不能天上地下唯我民主。正因为民运组织是民运,所以各种政见争奇斗艳,难以象中共那样统一思想、“团结一致”。
   
   民主派中,有改良派革命派之分,改良派中有阶进改良、激进改良之别,革命派中有和平革命暴力革命之别。与芦笛一样,我也是个主张走和平理性非暴力之路的“反革命分子”。以恶止恶、以暴制暴只能走上以恶易恶、以暴易暴的历史循环。对于暴力革命的可畏性和破坏力,我并无异义。但我认为,针对专制恶政和暴政,任何形式的革命包括暴力革命,在道义上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合法性(合乎自然法),都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体制内外和平理性非暴力之改良派是民运,“爱憎分明、苦大仇深的革命家”为什么不可以是民运?退一步说,就算“爱憎分明、苦大仇深的革命家”是伪民运,就目前这一历史阶段而言,伪民运也比真专制更进步,更有利于中国民主事业吧。
   
   何况纸上谈兵的革命与付诸实现的革命之间、革命理论家与革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大段距离。高寒等主张暴力革命,应该仍属言论自由的范畴。马克思侨居法英时,极尽“煽动”、颠覆之能事,并未遭到当时资产阶级政府的逮捕审判。美国曾有某被告因鼓吹暴力而被控违反了俄亥俄州《有组织犯罪防治法》。联邦最高法院却作出了无罪终审判决,认为宪法保障言论及出版自由,政府不可以禁止或限制任何主张暴力或主张不遵守法律之言论。
   
   革命不会因个别人士的“煽动”轻易发生,“煽动”仅仅是社会革命极其次要的因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专制集团的穷凶极恶,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两极分化不断加大,腐朽僵化的官僚体制严重滞后,这才是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深化激化的原因,才是暴力革命的培养基。如果被压迫者因为深仇大恨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怒吼,如果社会革命暴发并引发的严重后果,特权统治阶级要负全负。要革命者证明革命不会引发核内战,拿出革命的“人命预算”“财产预算”,就象要被强奸者为自己的反抗行为引起的后果负责一样荒唐。
   
   传统武术门派众多,有些门派的武术很富表演性。我有个小师弟未入门前习的就是那种“舞术”,看起来曼姿妙态美不胜收,实则破绽百出,中看不中用,经不起真功夫师弹指一击。我读芦文,便常想起小师弟以前的舞术来。读罢老芦《五论伪民运比现代中共反动》中的“一论”,点出两大破绽如上。小破绽还有不少(如老芦一方面痛斥海外民运是深受党文化污染的“吃毛泽东狼奶长大的革命家”,一方面又嘲笑民运愚蠢窝囊,这就自打耳光了。民运窝囊无能,恰恰是他们不懂得用毛共的一套来对付“现共”呀,等等),手倦眼疲,懒得写了。
   
   当然,芦文对中国社会现状揭露,对海外民运的批判,对党文化的针贬,也有不少中肯深刻之处。如果民运组织及其领袖们能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以芦文为镜、为药,取其精华,弃其泡沫,容忍其不实、不理(性)、不逻(辑)之辞,对于自身的持续进步、健康发展,倒是不无裨益。
   
   
   2004、4、27
   
   (4/27/2004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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