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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中国系列之:流氓中国

“流氓”一词有狭广二义。狭义指的是侮辱异性或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人;广义而言,指没有生产资料(如土地、政权),丧失家园、没有理性、不事生产又特有破坏性的流动人口。《中国流氓史》一书总结流氓的特点:一般无业,或为流民,或被豢养,行为恶劣,不讲道德,不讲规则。
   鲁迅在《流氓与文学》的讲演中说:“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所谓流氓”。壮士、三百代言,皆日语,大概是痞子之意。在《流氓的变迁》中鲁迅更深刻地解剖了流氓的特点:“以武犯禁”而“替天行道” 的是侠客,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却坏事做绝的是强盗;没有做强盗的危险却有做强盗的收益的则是流氓。
   流氓不是中国特产。但这种人物自古以来中国特别盛产。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流氓史,是流氓与流氓之间的非理性争夺的历史,无数次所谓的起义、革命,不过是流氓之间大大小小的群殴而已。《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则是典型的流氓传奇和文学教科书。

   时代发展了,流氓数量更多范围更广,“于今为烈”了;手段更高内涵更丰,与时俱进了。无知无权无产者流氓,有知之士有权之官有产之大亨也流氓,所以流氓的定义也不妨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我以为,所有不讲规则不讲道德没有原则没有操守、一切都随着利益的需要而变化的人,所有不尊重生命人权和规避正义话语的人,不论有没有生产资料、是不是流动人口,都可划归流氓系列。
   流氓的特点就在于一个流字。一是流动,变化不定首鼠多端。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二是下流,既使有国家家园(政权),有土地家园,但如果没有情感家园灵魂家园,精神下贱行为下流,也属流氓一族。
   根据现代化的流氓定义,当今流氓充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放眼滔滔,尽是流氓,遍地流氓下夕烟。全社会都在痞子化流氓化:基层民众、知识分子、官员、执法机关执法人员、政府都在流氓化。甚至国家也有一定的流氓倾向。
   二
   民众流氓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量出现公德败坏、诚信崩溃、见利弃义、唯利是图、巧取豪夺、唯权是附、只见眼前、不求长远、欺诈成性、坑蒙拐骗等种种丑陋卑下的现象。国人纷纷在庸俗化野蛮化禽兽化也就是流氓化的小路上飞奔。而黑社会性质的流氓黑恶势力的燎原,则是基层民众流氓化加剧的特殊表现。因为,流氓和无赖恶棍土匪强盗,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连体姐妹,他们的身份有时很难分个一清二楚的。
   专家分析,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手段之残忍,气焰之嚣张,令人触目惊心;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已经完成罪恶的原始积累,不甘于地下,开始直接向政治领域渗透。从近几年披露的案件来看,有些地方的黑势力团伙简直到了无法无天、肆意妄为的地步。20世纪末十年,中国司法机关连续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严打」战役,尤其是到90年代中后期,警方每年要摧毁10万多个各种类型的犯罪团伙。这些行动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并没有遏制住黑势力团伙疯狂犯罪的势头。原因就在于,流氓黑恶势力大多有权力的庇护。在反腐愈反愈腐的情况下反黑,必是愈反愈黑。
   知识分子流氓化。知识分子古称“士”,是一个特殊的承载着知识和道义的群体,是思想守护神、灵魂工程师。几千年来,包括儒、道、释在内的传统文化培养了一批有知有道之“士”----传统文化精华的载体。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而没有夭折的重要原因。陈寅恪说过,“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文革中,知识分子是被打倒,而今,知识分子是不打而倒倒向了流氓队伍,实现了四化:商贾化政客化异化流氓化。如《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所言:“即使真正在嘴脸上成为痞子的还为数极少,但精神世界里的‘痞’———丧失人格、渴望堕落、厚颜无耻、出卖原则、逐利投机、亵渎神圣、蔑视理想……已不能不说相当普遍”。痞,就是流氓之一种。
   责任感正义心自由精神独立意识成了稀有之物,知识分子群体中,弥漫着一股忽视人文关怀社会关怀的物质功利主义价值观。他们或鲜廉寡耻唯利是图苟同苟异党同伐异,或揣摩圣意请功邀宠与狼共舞为虎作伥,或有钱就是父有奶就是娘,或以不正当手段图谋不正当利益。无綠“政治腐败”,就大搞“学术腐败”,不能亲当凶手,就争当帮凶帮闲并以此为荣。经过文革空前的摧残和八九暴力的践踏,知识分子的精神凋零如花碾作泥,其水准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同时,商业、媒体、艺术、体育等等行业从业人员也都在流氓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执法人员和执法机构流氓化。执法人员和执法机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公务员和政权机构,比起其它部门来,在公开公平公正方面存在着更高的要求。国民在社会上遭受冤曲,在其它部门遭遇了不公正,还可以求助于法律。如果执法人员甚至执法机构成了制造冤假错案的元凶,社会稳定就失去了最后的保障。当今神州大地,城管大队的执法暴力化、公安警察的土匪化、执法机关的流氓化,已成为普遍现象,使老百姓失去了最基本的保护。
   三
   官员和政权流氓化。包二奶泡小姐养小蜜,已成官场常态。但我这里指的并非是这个。官员也是人嘛,在现代开放社会,只要没有搞权色交易,没有动用公款消费女色,也就是生活作风问题罢了,既使流氓成性,象张二江那样泡上一百零八个之多,也不过生性风流而已,就算流氓,也是极低层次的。官场上,低层次流氓只会搞钱搞女人,高层次流氓则擅于强奸政治强奸民意,擅于挂羊头卖狗肉拉大旗作虎皮。比官员流氓化更值得忧虑的是政权本身的流氓化。
   南京《周末》报4月17日报道,四川省富顺县县委书记彭邦友向县检察院下达了一项“政治任务”,这件任务是查办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王明章。从任务的性质看,王明章好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实际上,他只是为保护该县有近千年历史的文庙而冲撞了彭邦友。富顺县文庙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四川文庙之冠”。彭邦友要在文庙周围建造高楼,富顺县多数干部群众都不赞同,身为文物管理所所长,王明章多次当面向彭表示反对意见,在破坏无法制止的情况下又请新闻界作了报道。于是彭邦友要求县检察院查办王明章的“政治任务”,一会儿要查经济问题,一会儿要查渎职问题,总之必须查出问题来。最后,彭邦友自己因受贿被检察机关批捕,“由于这一意外,文物工作者王明章侥幸地赢得了胜利”。
   刘洪波为此大发感慨:“近年来,彭邦友之类的货色人们见多不怪,他们在位之时,处处下达政治任务,整人可以成为政治,受贿后命令下属给行贿者办事可以成为政治,拉帮结派可以成为政治,对他们态度不恭敬可以成为政治,只要是他要做的事,无不可以上升到政治高度,只要是他布置的任务,无不可以成为政治任务。政治成为魇其私欲的字眼,政治二字被败坏成最下作、最虚伪的东西,人们对之表面有庄严神态,实际上不过视之为污秽的儿戏”(《刘洪波:警惕!可怕的“流氓政治”》)。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在《关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变化》一文中曾经指出:“基层政权的流氓化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一些地方政府,在一些执法部门,给人形象很不好。在县乡两级政府中,有的甚至在面对一些棘手的问题时,故意招收一些类似流氓的人员。如一些地方在市政管理、计划生育、收费等工作中就招收了许多这样的人员。甚至有的官员明确讲,我们就是要重用这些人,他们敢做敢为。同时,近些年来对官员的纪律和道德约束松弛,一些官员把流氓形象当做潇洒。在有的地方,官员免费嫖娼只算是小儿科,还有幕后策划参股开妓院的以及其他的违法犯罪活动”。
   孙教授指出的这些政权流氓化现象,本身仍属小儿科,而且政权流氓化并不局限于县乡等基层。不少中层乃至高层官员与黑社会团伙合作,参与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已经曝光的几个黑社会团伙案件,皆有成串大小官员卷入其中。近年来的几个走私大案,有地方政府全军覆没的,有省部级大员牵连其中的,这方面已有过不少公开报道。
   高层次流氓低层次起来当然也是如鱼得水:“见钱就收,不给就借;见位就抢,见国就出;见机就投,见色就好!”。流氓政治产生政治流氓,政治流氓玩弄流氓政治,官员流氓化和政权流氓化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使政治这一门高尚的关于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已彻头彻尾堕落为阴谋诡计的骗术和争权夺利的霸术。
   四
   国家流氓化倾向。朝鲜、伊朗、伊拉克、古巴、利比亚等独裁国家,在国际上素有“流氓国家”之称。其共同点是:支持恐怖主义,援助恐怖组织,从事恐怖活动;迫害、杀害政治异议分子和本国百姓;研发核武、生化、导弹等武器;不尊重生命、人权,与民主自由价值为敌等。911事件之后,利比亚领导人强烈谴责9•11恐怖袭击事件,表示利比亚不再是“流氓国家”了。可见,既使是卡扎菲这样的独裁恶魔,对流氓国家的称呼也是深以为耻的。
   我们一惯喜欢与那些国家流氓勾勾搭搭,并以充当它们的龙头老大为荣,对国际上正义的力量动辄斥为反华敌对势力,对批评的声音勇于拒绝擅于狡辨:别人责我侵犯人权,我就斥人干涉内政;别人批我专制主义,我就骂人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别人指我头上流脓,我就骂人脚底有疮。总之是嘴尖皮厚,或咬紧牙关,隔壁阿二不曾偷,或反守为攻,你们自己也肮脏。要不,表面上与时俱进,实际上依然故我,一些国际人权文件早签署了,却挂在半空中从不落实。这些表现,就很有流氓的味道了。
   好在,我们虽有鲜明的流氓化倾向,整体上毕竟还欠缺火候,没彻底“化”成。也就是说,与伊拉克、朝鲜之类真正的流氓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例如,我们也迫害异见分子压迫老百姓,但不象萨达姆那样大规模杀害他们;我们也坚持社会主义,但已修正了,不象金正日那么一丝不苟的纯粹。
   五
   这一切根子都在于政治流氓化。政权的私有化(党有化)导致了政治流氓化,政治流氓化之纲一举,官员流氓化、知识分子流氓化、民众流氓化乃至国家流氓化之目,就争先恐后张起来了。如朱大可所说,“流氓是极度醒目的道德标志,它的大规模滋长,宣喻了一个动乱和罪恶时代的降临”(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任其发展下去,我民族的灵魂和正气将完全腐蚀消亡,离一个全民流氓国家流氓的时代也就不远了。那时,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窝甚至土匪强盗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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