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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鸣天下之九十六:道德何辜?革命无罪

    --------驳出尘《乱拳打死马克思》

   一

    我生也晚,初二时四人帮就被粉碎了,对于声势浩大、波浪壮阔的文革大批判,未能躬逢其盛,但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也算见识过那种强辞夺理断章取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批判功的厉害。这种文革遗风,至今薪火暗传,袅袅不绝。出尘公子在其轰功江湖的大作《乱拳打死马克思》中,就以老枭为引子及靶子之一,熟练地施展指鹿为马、断章取义之传统功法,赢得彩声如雷。

    我确实说过,平等、公正、自主、解放,是人类的共同愿望,这些理念恰是共产主义的中心思想,确实大喊过一声:共产主义好。但那是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和道德而言的。我同时明确地指出,“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它们(民主制度)可以说是最好最符合人性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当务之急,不是侈谈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摸石头过河另辟溪径,而是老老实实地向西方取经,把别人的好东西学到手之后,再谈超越不迟”。

    我还在《枭鸣天下之七十:再说共产主义就是好》中指出,社会主义袬落了,共产运动破产了,但一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价值,仍然是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的要素,并且已经或正在为资本主义所吸取并再现其意义。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个人修养,一种道德品质,也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这种道德修养,在古今圣贤先烈英雄人物身上多多少少有所体现,如白求恩、高耀杰医生,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德蕾莎修女,史怀哲医生等,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与共产至义精神若合符契。

    我曾声明:老枭好酒贪杯,好色贪美,好享受贪财,太自私太低级趣味,无法达到那种博爱世人、普度众生、无私无畏的崇高境界。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啊。酒色之徒难道就不能谈‘脱离低级趣味’?就不能允许仰慕前贤?既使是犯人,只要罪不致死,也不妨给一条改过自新之路嘛。

    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只能是不可实验的最遥远的理想,是无法普及的最上乘的功法。老枭高叫"共产主义就是好",是抱着对一种理想和价值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的,既无意更无权搞社会实验。我说过,共产主义者自己心甘情愿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而献身,却绝不赶鸭子上架,强迫别人为之奉献、牺牲。否则,就是伪的、坏的。以后,谁再以共产主义作实验、作号召,请他自已身先士卒,先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共产主义者再说。

    道者,规律、规则、准则也,德者得也,道德者,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只宜以之自律内求诸己,不可凭强制乃至暴力外求诸人。用共产主义道德严格要求、随时规范自已,是大善;用它来苛求世人乃至改造社会,就成了大奸大恶!

    把呼吁道德与呼吁献身者一概斥之为男盗女娼,则犯了以偏盖全的毛病,眉毛胡子一把抓了。而且呼吁道德与呼吁献身,要求别人献身与为了国家人民利益自我主动献身,不可混为一谈。怂恿、鼓动别人牺牲的,使“举国人杀人放火丧心病狂发泄兽性”的,必是伪理想和伪道德。

    出尘抓住老枭一根“共产主义就是好”的小辨子,不问“好在哪里”,不管青红皀白,什么“理想主义狂热者”、“马教信徒”、“伪君子”等,大帽子便一顶顶泰山压顶般压将下来,可见其断章取义之功,已炉火纯青矣。

   二

    我曾一再声明,不属于任何门派,既非马列教、新左教,也非民主教、自由教,我是江湖上独脚大盗,也是著名的“反革命分子”。我反对的是迷恋暴力、“革命崇拜”,是以革命为圣物、为时尚的思想,是血腥、恐怖、非理性的暴力行动,更是引起革命、促成革命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专制制度。

    革命的后遗症大沉重,代价太大,给社会带来的破坏、给民族的生命能量及自然、社会资源造成的消耗太大太大,更为可怕的是,历史证明,以暴制暴的结果总是以景易暴,无法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

    然而,罪不在下而在上,不在被压迫者而在压迫者,不在革命者而在引起革命者,不在理想主义而在专制主义。梁启超早在1902年《拟讨专制政体檄》中就大声疾呼:“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我辈数千年前之祖宗,初脱草昧,团体未结,智力未充,或不能不稍有借于专制。今日我辈已非孩童,无所用人之顾复;我辈又非废疾,无所用人之扶持;我辈更非癫狂,无所用人之监守;我辈亦非犯罪,无所用人之锁拘。专制政体之在今日,有百害于我而无一利!”

    出尘自称对清史的探索下的功夫比较多,当知清末专制淫威之下“人命贱于鸡犬”的社会状况: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文化衰落,民生疾苦,社会动荡,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正如孙中山《兴中会章程》所言:“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蕃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

    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志士,并非一开始就是迷恋暴力的。孙就曾向清廷上书,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和平改良,希望“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斩政”(《伦敦蒙难记》)。最后幻想破灭,万不得已,才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此乃“时机拶逼”使然。他们的革命思想,是时势、是统治者的瞒旰恶酷逼出来的。

    清政府迫于形势,兴办洋务,只是允许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内进行有限的改良,并不愿意进行重大的政治层面的改革。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光绪帝支持下开始实行的变法,很快被顽固派扼杀。专制的邪恶造成了民族的沉沦,遍地的疮痍,造成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邹容写下《革命书》:“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革命书》一时风靡中国,邹容也因此而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陈天华写出《猛回头》《狮子吼》等作品启蒙大众,最后投海自尽,要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唤醒民众……。

    辛亥一代仁人志士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吸引他们参加革命的,是对于父老乡亲、国家民族的深情大爱。许多人去国离乡,辞亲远游,以谋求人民的幸福、祖国的富强。

    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曾规定对“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进行考试,合格者给以举人、进士等出身,并从中挑选一些人直接授予官职。但不少仁人志士,以国家民族为念,不但摈功名于度外,而且置生死于不顾。陈天华在《警世钟》里说:“留学生若是贪图利益,明明翰林进士的出身不要,倒要做断头的事,没有这样蠢了”。在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中被捕牺牲的李德山,临刑前曾厉声指斥政府的监斩官说:“大丈夫为国捐躯,分内事也。我岂不能致富贵者,特不能如汝辈认贼作父,不知羞耻耳!”(见《武昌革命真史》)

   黄花岗烈士林觉民起义前的《绝笔书》中写道:“意映卿卿如唔:……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 (《与妻书》);“不孝儿觉民禀父亲大人,儿死矣,唯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林觉民致父亲)。

    这是一种多么博大的感情、高尚的精神啊。这种精神、情操,体现在许多革命先烈身上。说他们“为了实现理想,绝不惜挑起内战,以死杀原统治阶层为荣,以痛宰同胞兄弟为荣”,说轻点,这是对崇高的亵渎、历史的不尊重,说重点,这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谁使民族分裂挑起内战的?是谁以痛宰同胞兄弟为荣?是胡作非为、无恶不作、愚蠢卑鄙、唯我独尊的统治阶层!

    确实,革命就象一辆加速魔车,一旦启动,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它后来使人发狂发热、丧失理性,激起人性中的破坏欲,并且成为行凶作恶最好的籍口。但寻根溯源,责任仍在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如果不是国民党一党专制,何至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杀人无算,血流成河”?如果不是共产党的愚民宣传,何至于有文革,使红卫兵们“对牛鬼蛇神反动派拳打脚踢来仍是英姿飒爽,手不留情”?

   三、

    我在《反革命宣言》中写道: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两极分化不断加大,贫者益贫,富者益富,民风官风极端败坏,腐败顽疾如附骨之疽、燎原之火,驱之不去,扑之难灭,腐朽僵化的官僚体制,已严重滞后,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拦路虎。社会矛盾,特别是官民之间、公仆与主人之间的冲突,正在不断深化、激化、表层化。这些,皆为有目者共睹,有耳者共闻。

    所以,出尘的忧虑也是老枭的忧虑,“今天的马恩原教旨主义虽然还看不出要暴力共产的苗头,不过谁也不能保证历史不会在中国重演。就像二十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是星星之火时,谁也没有想到世纪中页会发展成焚尽一切的燎原大火”。

    然而,为了避免革命追上改良,压倒改良,为了避免玉石俱焚的惨祸,出尘开出的药方却是大错特错。他要以犬儒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打倒理想主义,从而把“革命”扼杀于萌芽状态、扼杀于心灵深处:“让犬儒主义思潮江河泛滥,以夺取他们(理想主义马列主义)赖以兴风作浪的土壤”、“如果这个国家将来充斥着大量的美女作家和痞子文豪,人人都忙着享受生活享受性爱,那末老天爷也没处去找可“将降大任”的“斯人”。我们都知道,像上海宝贝那样和外国男友在公厕里性交的小资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的女斗士,一个成天在几个妇人之间疲于奔命的小丈夫也不可能变成一个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民主运动好汉……”。

    老枭却期期以为不可。原因有三:

    出尘所描述的物质生活,在当今中国,仅一小撮小资才有条件享受,正如一句旧官话所说:广大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日日为生存、为一日三餐、为孩子学费、亲人的医药费而挣扎的贫弱群体,纵想“在几个妇人之间疲于奔命”,或“和外国男友在公厕里性交”,犬儒一把,也没那条件呀。出尘之计,整体上属无的放矢,此其一;

    古今中外绝大多数革命,乃时势使之然,属于逼上梁山,并非人为所能制造。既使是少数人倡导和煽动,也离不开外部条件的配合。革命的发生,是统治阶级过度和无度的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出尘这种江湖郎中的药方,纵济一时之急,也属于治标之术,效果有限,后患无穷。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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