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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挥散阴霾 将革命进行到底

社会政治革命向来是正义力量铲除邪恶政权的重要手段,是社会发展到变革阶段势在必行的伟大使命。正义的力量是巨大的,她能使一切仁人义士在邪恶面前挺身而出,勇敢挑战。充满正义的革命者富有远见、豪情满怀、叱咤风云、气吞山河,他们掀起的革命狂飙摧枯拉朽、力拔千钧、势不可挡,他们誓要消灭那些浑身沾满人民鲜血的吸血鬼和杀人狂,让残害生灵的魑魅魍魉魂飞魄散。
   革命常常与暴力同在,革命大都会有流血的代价,会让那些敢于赴汤蹈火的英雄面临生命的危险,但革命就是进步力量推翻腐朽统治、夺取政权的行动,那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对于那些顽固到底的邪恶势力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他们决不会自动把政权拱手相让。
   革命又是复杂而艰巨的事业,千年幽谷,一灯才照,想一步登天从来都是痴人说梦。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道路坎坎坷坷地走了几千年,依然走不出新旧专制恶性循环的迷津,似有邪魔觊觎,恶鬼挡道,几乎让人迷失方向、怀疑信念、丧失战斗的勇气。

   有人已经在批评革命了。改良主义者爱用“以暴易暴”比喻革命,言下之意是革命走不出以新专制取代旧专制的恶性循环。其实古人并无“民主”和“专制”的概念,所谓“以暴易暴”仅指用新的暴虐统治代替旧的暴虐统治。而现在有些人对这句话的含义则解释为以暴力改朝换代,以专制暴政取代专制暴政,并且把革命解释为这样的以暴易暴。因而有些民主人士对革命颇有微词,他们把打击和震慑犯罪的暴力手段,比作心胸狭隘的受压迫者睚眦必报的同态复仇,他们希望找到一条既革专制性命,又不使用暴力的道路,自然地,日本的民治维新和台湾蒋经国的政改,就成了经典之作,绝佳楷模。
   专制恶棍则利用改良主义者针砭革命的机会装扮成改良分子,他们掏出自己那肮脏的灵魂作范本,对革命者进行下流的内模仿,诬蔑革命者想做新皇帝。他们希望群众和他们一样头脑简单,企图小使诈术让人受骗上当,永远放弃革命的念头。
   漫天阴霾的确会让人迷失方向。人类有时是会做出盲人摸象的傻事来,有时更因为不懂得游戏规则而在即将成功之际放弃自己的事业。改良主义者就在让人犯这样的错误。
   革命论者与改良主义分子争论的关键在于暴力是否革命的特征、暴力革命是否必生专制。其实这既是个定义问题,又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层次问题。对于革命问题的研究,重要的是它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关系,而改良主义者始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不把社会革命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度上研究,只是泛泛而谈,切不到要害,就无法彻底解决它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和必要性的问题。
   革命是社会内部力量推翻一个政权并建立新政权的行动。革命与改良的区别在于革命的力量来自政权外部,改良力量来自政权内部。革命的定义按照是否区分政治制度的性质来划分,分为广义说和狭义说,广义说把一切推翻旧政权并改变制度的行动都称做革命;狭义说仅把促使社会制度进步的政权更替称为革命。按照是否具有暴力来划分,分为暴力非暴力结合说和暴力说;前者以政权性质的根本性改变来界定革命,因而革命既可以采用暴力,也可以采用非暴力手段;后者把通过暴力手段进行政权更替作为革命的特征。
   改良主义者习惯于把革命与暴力挂钩,为了论证革命有害,往往不顾历史事件的内容和性质,形而上学地把一切改朝换代和片面情况都当作证据,这恰恰是他们没有把历史事实放到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上来研究的结果。
   当然,对社会发展规律作出错误的判断也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它只会加深人们对社会革命的误解。前苏联学者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建立的“五阶段说”,就因为受到二十世纪革命者的狂热崇拜,却又在实践中一败涂地,成为革命引来非议的重要原因。该理论构建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以及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的基础上,以特定生产力对应特定政治制度的简单关系,把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认为前一个阶段走到极限自然爆发革命,过度到后一个阶段。这个理论表面很漂亮、很平滑,但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近现代发生的革命并不象这个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出现向民主政治顺理成章的过度,而是在短期内出现专制政权的循环,这就使一些人改变了对革命的看法。其实该理论的哲学依据即唯物辩证法存在致命的错误,其精髓原本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那种“既想幸福生活,又想砸烂自己的脑袋”的逻辑,是马克思落入黑格尔思想陷阱的产物。而生产力决定论又把条件当作原因,如同有人见到干旱的土地上雨后长出青草,就断定草是水变的一样,错误地认为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历史事实与这个理论很不一致:同样的生产力在中国造就了封建王朝,在罗马帝国却是奴隶制的支柱;同样发达的工商业没有将中国推向资本主义,却在西方引起了资产阶级革命。二十世纪的社会实践又凸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证伪作用,掌握高科技的现代强权使民众深深感受到了暴力奴役的剧痛。打着人民旗号的专制集团把自己所信奉的定律碾得粉碎。
   当同样水平的生产力既可以被奴役化的生产方式使用,又可以被平等交换的生产方式使用,说明生产力只是条件。很具幽默意味的是,生产力决定论者倒也把社会制度的决定力量讲出来了,他们认真地告诉人们:生产关系之所以要适应生产力水平,是因为人们需要更高的生产效益。这就是说,社会制度是“人”选择的。人的选择可以多种多样,有以社稷利益为己任的,有个人利益至上的,也有追求宗教理想的。正是多种选择造就了多种社会制度模式和带来变革中多种可能的走向。
   走出旧学说困境的唯一道路是进行理论的创新,这项工作已经成功了。新的理论能够很轻松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无法解释的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革命的变数等疑难问题,也在系统上给马克思主义作了盖棺定论。新理论摆脱了唯物辩证法的泥潭,重新诠释了决定事物发展变化根本原因的矛盾原理,在矛盾关系中区分了矛盾主体、矛盾对象和矛盾变体,揭示了多维矛盾关系原理。在人类社会的矛盾构造中,个人和集团都是矛盾主体,相对于一个矛盾主体的其他个人和集团是矛盾对象,由矛盾关系产生的社会构造是矛盾变体。新矛盾论否定了旧矛盾论把矛盾的决定力量看作为相互依存和相互排斥的关系的定律,明确肯定矛盾主体是决定力量的所在。在论述社会的构造中,摈弃了阶级矛盾主导一切而忽视多种原因决定社会发展方向和进程的片面性,使社会变革的多因性、复杂性和变数得到合理的解释,强调个人和集团对矛盾的组合方式和性质起决定作用。众多个人和集团的矛盾方式是多维的,它决定于事物客观存在的多维性质,在一个多维矛盾组合中,每一个矛盾主体和每一对矛盾都同时发生作用,使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具有多种随机发展的可能:引起社会变革的原因可能是少数人的,也可能是多数人的;可能是追求政治权力,又可能是追求经济利益,也可能有宗教目的。一次推翻专制政权的革命,可能被一个假装革命的专制主义分子引向新的专制,也可能被某个宗教力量带入政教合一的体制。发展变化中的随机优势往往决定未来的走向,只有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良好的方案,有效地规定了发展方向,才能使变革朝预期的目标前进。
   社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人们对生活目标的追求,它使社会制度出现两种形态:一是在个人利益最大化欲望下形成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压迫,它的极端形态是奴隶制;而较文明形态是在维持和发展统治者利益的前提下,给予被统治者一定限度的解放,如封建制。二是所有人对生活目标或利益的追求和对反动力量的斗争,使社会趋向于总体的人权解放和建立民主制度。
   人类社会的来源和构造关系的本质是多维联合性的矛盾关系,属于这种关系的政治模式是民主制度。人类争取个人权益的斗争,使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向全人类解放的民主制度迈进。但是由于人类的认识水平也必须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从幼稚无知走向成熟,因而在文明进步的早期,社会关系的矛盾中必然搀杂着非法性的反社会因素。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人们的政治目标往往不明确或不正确,对实现目标的方法也无头绪;而且,变革的爆发往往是某种随机形成的条件引起的,这使人们对变革的准备不足;由于在目标上和行动方式上均较模糊,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发生后,取得随机优势的政治力量建立的新政权往往与理想相去较远甚至相悖,原来为少数人利益发起的改革可能转而使民主力量取胜,原来的民众起义可能被新的专制集团利用,建立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新专政;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生产力落后还是发达,都是这样。而社会制度的进步也必须借助先进力量的随机优势,使构造社会的本质化趋向得以实现。
   社会革命中的暴力对于推翻旧政权有重要作用,但它在今天背了很大的黑锅。事实上暴力和政治体制的关系原本是个简单的问题,暴力本身对政治体制的性质并没有决定作用,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都需要暴力的支撑,社会革命过程中使政治走向何方,关键是何种力量控制暴力机器以及如何有效地控制暴力机器,我们不能因为没有学会革命中用民主手段控制权力的技术,就把高效率的机器弃之不用,更不能把具有宏观预防作用的惩罚犯罪当作报复。当然,在实践中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民主政治,是个需要时间来证明的问题。宇宙的演变常用数十亿、上百亿年来衡量,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在自然史的长河中只是沧海一粟。尽管如此,社会发展规律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全部显现出来的。历来好事多磨,大器晚成,只吃三天斋就想上西天,没那么容易。政治制度的变革,根本上是文化的革命,旧文化渗透在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俗、爱好、心理以及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血缘纽带之中,要改变它不是给人传输点文明的知识就能解决问题的。屎壳郎装上人脑,改不了推粪的习性;大灰狼拜孔子为师,灭不掉吃人的欲望;这是它们的生理决定的。旧文化和旧的社会秩序十分顽固,文化上已经定型的旧人更是顽固不化的,他们会死死地缠住文明前进的脚步,不革命就走不出旧文化的囹圄。天翻地覆的事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甚至需要从肉体上消灭反动分子。变革中旧势力的反抗必然是强烈的,因而推翻旧文化是个有反复的过程,推倒、反扑、再推倒、再反扑、直至彻底推倒。而新文化的成长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纵观古今革命不难发现,在革命前它们大都缺乏民主政治的宗旨,即便有,也仅有宗旨,而在实现民主的手段上,法治缺失,很少在目的和手段上都完备的。革命的发生往往是统治者消除了改良的可能,与被统治者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出现社会秩序的溃决,导致失控的灾难,才使革命登上舞台。革命象是学步的儿童,需要锻炼筋骨、增强意志、提高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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