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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问题:民主化与私有化

   主义与问题:民主化与私有化

   面对于中国应该进行民主化与私有化的问题,除开一些政治控制工具如郎咸平等,在理论界以及在实际生活中都是认同的。问题的争执点发生在时间先后上,是民主先行还是私有化先行,或者也有要求并行的。

   做为中国的实际的执政者们来说,他们是一直认为要民主化后于私有化的。总结来说,是打算把权力完全的置换为财产之后,就可以在下一步民主化时成为稳定的力量,也可以保证其在政治上的主导力。这一观点,为绝大多数的党政成员所接受,这是其个人利益相关自然如此。

   相应的是在政体外或在政体中不为主流的学者们,认为要先进行民主化政治上多党选举、建立民主法制体系,之后才能开展在明码标价前提下进行的私有化,以保证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不被侵占。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要为工、农等社会权力弱式群体所认可。

   认为私有化先于民主化的人认为,民主会加大私有化的困难度,会极大增加制度变迁中的交易费用,使得新体制和旧体制的接轨变得很困难,也延长了这些国家的过渡期。而且更有可能因为历史问理、经济与权力争夺破坏国家的稳定。比如说罗马尼亚日乌河谷的例子:日乌河谷是罗马尼亚最大的煤田,这个煤田早在齐奥塞斯库时代就是属于资源枯竭型企业,当时就要关闭,但是齐奥塞斯库要关没关了,那时候的工人都起来反抗,当时的日乌河谷的工人,他们也知道日乌河谷的煤矿是无法经营的,但是要离开企业,他们的条件是必须每个人给八万美元、二十公顷土地,否则就不走。

   他们也想信,在这个转轨的时代,铁腕手段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所有的人都不能讨价还价。很多事情,民主制下的东欧人做不成的,在中国就可以做到,例如,占地问题、下岗问题。花小笔钱一次性解除合同或者说可以用极少的成本把工人扫地出门,也只有在专制政体之下才有可能发生。在2000年,中国在一些地区还搞过一个很有名的模式,叫长沙模式。所谓的“长沙模式”就是采取政府发一个文件,三号文件,来界定产权,既不是卖,也不是分,而是“界定”。那么一“界定”,就把百分之百的国有资产,界定为国资只占20%,80%被界定为企业内部人资产。然后这20%,再来个内部人购买优惠50%,最后的结果就是(国资)只剩下6%了。这种政策如果在先民主化的国家是出不了台的,如东欧。当然,偷偷地、非法地搞,作为一个违法犯罪,东欧也非常之多,就是偷偷瓜分国有资产,这个事情在东欧也有。但是作为一个政府的政策来堂而皇之地推出,那没有任何一个东欧国家能够这么干的。

   但是,犯罪就是犯罪,无论是什么时候只要是抓到了把柄,做为这些财产也还要被清理出来,对国家与人民进行补偿。俄罗斯的七个最大的寡头,最近正是为稳定下来的普京政府揪着不放,而不得不流亡的流亡,入牢的入牢。尤斯科公司总裁、石油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刚被判刑九年,俄罗斯总检查长弗拉基米尔·科列斯尼科夫又在电视台采访中称:“我可以确实一件事,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不会是最后一场。”从中国的执政者们的个人角度来看,这一结果也自然而然的会让他们反对先民主化、法治化,而后私有化的方案。

   或先利用有意不进行法律规范的区域,或通过有意在政策上设计出来的漏洞,挖空国有企业、套走国有资本,达到目的之后加以修补。如此一来,就是到了未来中国民主化之后,这样的一个现实也不会有人可以清算到他们的头上来,霍多尔科夫斯基式的事情也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头上了。

   事实上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似乎是很成功的,经济在高GDP中快速发展,人民在电视里也总是面带微笑。但是,中国的古谚有云:“是药三分毒”,这种在不公平、不公开、不公平的阴谋国,与国家暴力机关的铁腕下,所积累的出来的社会阶级、阶层矛盾也都在增加。而且,有越来越激化的势头,这也正是主张以先期的民主化,来保证进行私有化的公平的派别所一再强调的。

   在今年六月十一日,也就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当天,河北省定州发生农民疑因反低价徵地遭袭击事件,数十名在荒地窝棚里“死守”土地的农民,遭到二三百名头戴安全帽、身穿迷彩服的男子手持猎枪、刀棍、灭火器等突袭,至少造成六名农民死亡,另有四十八人受伤送院,其中八人尚未脱离危险期。被打伤的村民惟恐当地政府报复,都不敢住在定州市的医院,而是住进临近的新乐市医院。一位村民认为:“这可能是县政府雇的打手,黑社会。他们带着土枪土炮,把老百姓打死了七、八个,打伤了几十。百分之百是定州市雇的,人家电厂早就出钱了,人家不管,找定州市,他们解决不了,他们把钱都贪污了。”从中我们可以得知,我们的国有电厂与人民政府,在现在的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心中的形象。而占地的问题几方中,或死守土地两年,或漠不关心,或者买凶杀人,这一切的问题也都应该归于,隐蔽私有化而无民主化保证的事实。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作为在这场专制制度下进行私有化既得利益者们,是不是有进行下一步民主化的动力也是一个问题。一方面,是他尝到权力甜头,而且习惯于在现在的环境中生存,是不是能在一个民主环境内还拥有现在的机会,这是他们所担心的;另一方面,现在的私有化进程是在非秩序化的情况下完成,社会中各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公开化,特别是农民、工人两大阶级在现实中的损失最大,是不是会发生对于现在权贵们加以暴力,也是他们所不能肯定的。

   因此,他们或者去移民国外,或者去强化他们个人的暴力系统以强化专政的方法,保证他们的利益,在思想上加强对于“中国专制特色”的强调,对于民主化这一目标反而淡化了。而这样一来中国就又一次地进行了,传统中的统治者加强暴力统治,而被统治者开始进行暴力反抗的历史循环中去了。

   可以怀疑,如果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中,以充满了华而不实之词的法律条文、专制政策与铁腕手段进行私有化,所得到的会不会是比河北省定州市的事件要扩大几千百倍的革命。私有化一定是要结全民主化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稳定,这一条在东欧的民主化实践中是得到了证明的。中国的私有化先进行的政策,如果不能说全部错误的话,至少到了现在的时间已经不能适用于现实了。借用马克思的观点来看,经济基础是一定要与上层建筑统一的,如果一味的去使的上层建筑脱节于经济基础,一切的事情就都有可能发生,河北省定州市的事件就是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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