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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问题:牺牲,是解放者的责任,不是公民的义务!

主义与问题:牺牲,是解放者的责任,不是公民的义务!

   有人自以为自己是解放者,但他最为常用的方法是让别人去死。理由是:你不自由,为了你的自由去死吧!

   如果,我回答他说:“我不想死,我宁要不自由的活!除非是我的生命被专制者危及!”他叹息道:“中国人太怕死了!我为了你的自由,逃出中国苟且偷生,真的太痛心了。”

   先生!你的苟且与我的苟且有什么不同?你有高尚的理想,我有实现的生活!你为了你的理想偷生,我为了我的生活不死,大家彼此、彼此……

   先生!我可能是得了“斯德歌尔摩综合症”但是我能确定的是我活着。你可以治好我的 “斯德歌尔摩综合症”可是医药费是我的生命!

   先生!我更可能是有“认知分裂症”,因为我知道说什么我会失去自由。你可以治好我,但我要支出的成本是我的自由。

   先生!我是有怕谈政治的“慢性创伤后应急综合症”,因为我听说赶走国民党的人也为人治好过这个病,之后的用了五十年时间来收取治疗费。

   先生!……

   如果,有人决心解放我,给我自由!请你来吧!我万分感谢你!

   如果,有人要在我死之后唱“他终于自由了”的赞美诗!我只有对他说:“你去死吧!”

   牺牲!是解放者的责任,不是公民的义务!

   只是,希望解放者们不要忘记成功后,给我自由……

   ——附:《杨景端: 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症” 》 杨景端分析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症”---在哈佛燕京“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与与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陈小平、萨福克大学(Suffolk University) 管理学院李强教授、《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路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 电脑科学系兼职教授周士宇博士一同应邀于5月14日在哈佛大学燕京礼堂演讲,在法律、民主运动、经济、网络科学及医学领域深入浅出地从各自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的现状,与余百位美中听众进行演讲与学术交流。

    杨景端医生的演讲以医生的清晰视角结合中国深刻社会现象,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分析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根源与解药,加之幽默的演讲风范,博得席间阵阵会心的笑声与掌声,引人在轻松愉快中反思。以下文字根据杨景端医生演讲录音整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共产党玩枪杆子也好,玩笔杆子也好,它最会玩的就是----人心

   医生嘛,只能谈病,谈别的都是外行。其实说来说去,共产党玩枪杆子也好,玩笔杆子也好,其实它最会玩的就是----人,所有一切的一切,最后就是落实在人心上。我想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丁玲的故事,她是早期的有名作家。58年百花齐放时,她也放了一下,结果被打成右派,右派平反后,很奇怪的是别人都觉得她应该对共产党颇有微辞,她不但没有微辞,而且还给共产党反右作辩护,对同样遭受迫害的人,她的言词比中共内部的左派还要左,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第二个故事呢,也是一位女士,她叫滕春燕,是国际大赦全球营救过的纽约一位针灸科医生。她是为什么被抓?是因为去中国想要了解法轮功学员在精神病院的情况而被抓。抓了以后判刑,全球都在营救她,结果出来了。出来之前上了中国大陆电视台,她说“我真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这里的管教真像亲人一样”。她是恋恋不舍呀,她说我没有受到任何虐待啊。当时大家都愣了,国际大赦也傻眼了,所以都想她一定是被逼迫这样讲的。其实阿,我告诉大家,不是的,她真是这么感觉的,真是这么想的。

   她们真的病了吗?她们真的是病了。刚才有人讲是共产党是谁都怕,怕就对了。你要不怕共产党,(共产党会说你)你肯定是有病,是这样的。她们得的什么病?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众笑)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其实这个现象,很早以来就有。但是一直到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突然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对着一家银行一阵狂扫乱射,一边射一边说Party(晚会)开始了,就有几个女店员给抓了扔到地下室黑房子里。六天以后,这几个人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她们认为营救她们的警察要害她们,而绑架她们的人是在保护她们。为什么? 因为在这几天当中,绑架她们的人,除了对她们的生命进行威胁外,而且还让她们相信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她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打死她们,没开枪,她们已经感激不尽了。不但如此,还给她们食物,给饭吃。啊呀,这几个绑匪一下就像变成神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种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使她们认同了绑架她们的人,甚至他们喜欢的,她们就喜欢,他们讨厌的她们就讨厌。结果她们被营救出来时,你听不到她们对绑架者的控诉,相反的是,一位女士说: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坏人,她还和其中一个订了婚。(众笑)还有一个干脆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还建立了一个为绑架她的人辩护的基金会,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鼓掌)

   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 要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需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在收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毫不犹豫;第二个条件是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第三个条件是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第四一条,让你感到无路可逃。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那么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这就是我讲的中国社会群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为中共是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大师。

   让我们一条一条来对照,第一条,它对生命的灭绝和迫害,从中共一开始,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一直到镇压法轮功,每一次政治运动它都在告诉人:我会毫不犹豫地对你下手,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两手都要硬”,要枪杆子;第二条,它有给你小恩小惠的权力,它控制了你的所有生活资料,给你分房子,给你提级,你突然间感觉哎呀真不错……给你平反!大家很喜欢平反嘛(众笑),一给你平反了,你简直感激得不得了,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什么?

   当一个人拿着枪站在你的背后

   那么,它让你得到好处,但是有一个前提,所有的这些好处都是在恐怖的框架之下。所以呢,我如果给你讲,人最大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你可能听得还挺舒服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拿着枪站在你的背后,对你说,嘿,“人最大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你是什么感觉,你就感觉到是生命在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最爱说一句话:“人的最大的权利是生存的权利”,让你们时时刻刻感觉到,你的生存就在一念之间(众大笑,鼓掌)。

   第三条,为什么要控制舆论,就是让你的思想除它之外根本接触不到第二种信息,所以它要控制笔杆子,控制舆论,这对它来说就是生命线,就是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从小就要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如果共产党垮掉了,中国就完了。所有的舆论都在给人灌输:只有共产党才能将中国管住。最后一条就是说它就是让你感到绝望,无路可逃。就把你的一切让你觉得根本没有希望。

   说了这么多那么最后的前景对中国来说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我对中国未来的前景我有两个感觉。

   第1, 很不第2, 乐观。为什么不第3, 乐观?因为中共实在是既残暴又狡诈。他既会动刀杀人他也会小恩小惠,第4, 那他是高手。他就这样把这个强大的国民党玩到台湾那儿去了,第5, 又把这个落魄的国民党玩回大陆。第6, 第二个是我们的人民和老百姓社会是反覆受到了创伤,第7, 反覆创伤。一次次的运动我们都受到了创伤。所以毛泽东很清楚,第8, 说每隔三五年我们就要来一次运动。为什么?就要让大家反覆地强化感受到这个恐怖。让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永远不第9, 得康复第10, 。(鼓掌)

    “认知分裂症”--为一张报纸他会骂你跟你吵 第三个问题很重要。在海外的人都知道,你要跟在大陆的人讲一些海外的消息的时候,他不爱听,他甚至跟你吵,甚至还很生气。我在费城,是自由钟所在的地方。自由钟下大陆官方代表团一拨一拨的,自由钟嘛,你到这儿来拿一份报纸的自由可以吧,说句话的自由可以吧。他不仅不接他还躲,甚至你要真给他一张报纸他骂你跟你吵。这是什么现象?(有观众回答: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错了,这是“认知分裂症”(众大笑,鼓掌)。这不是我编出来的名词。这是1957年,里奥夫.德塞斯基教授发现的一个现象,这是社会心理学上的一个重大改革。它描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描述了一个现象。当一个人,它有两个非常对立的信息放在面前的时候,你马上很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呢?看到的不一样啊,特别是信息感到很残酷,他不舒服。人嘛,都是想舒服的嘛,他就本能的就要减低他不舒服的程度,他就必须要躲避一个,然后进一步的强化合理化另外一个。他怎么取舍呢?就看哪一个对他来讲更安全。如果他生活在中国大陆,他就一定要相信中国大陆对六四的镇压,对右派的镇压,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正确的,这时候他就会很舒服了。但是他如果接受你说的这一套,他很痛苦,他又不能做什么,他一做的话马上他的生命就有威胁。中国有句话你干啥都行别炼法轮功。因为马上你的生命就存在威胁。所以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不要听。

    一谈政治就害怕---慢性创伤后应急综合症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感觉咱中国人确实很麻木,对自由很麻木,他回避政治问题。你跟我谈啥都行你别跟我谈政治,一谈政治就害怕。这是一种什么症状?猜一猜?(众笑)这叫慢性创伤后应急综合症(众大笑)。因为这个创伤以后人都是很痛苦的,所以他就不愿意回想它,他就回避任何会使它引起回忆的东西,他就感到很麻木。因为他如果要是去感受,他就很痛苦。我们人谁愿意痛苦?不愿意痛苦。

   面对这种情况你有三条出路。第一条像老舍那样找个地方去自杀;第二条,像丁玲一样去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第三条,就是像胡平先生这样流亡国外(众笑,胡平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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