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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时代:企业家精神

   商人时代:企业家精神

   关于“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并不是我的创见,我也无意专美之,只是我对于这个精神的作用十分重视,也就推出来进行一下论述。我对于这种精神几乎可以说是五体投地,认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一种情怀,所以我可以进乎于吹捧的来打开它的面纱。

   人类有多种的精神,也可以说只是有很多综合的情绪或行为准则,只不过是大家各取所需也就成了不同的精神,而企业家精神也许是这林林总总的精神中最为合理的一种了。农民失之保守,官僚失之专制,工人失之粗暴,知识分子失之懦弱,军人失之愚蠢,太监失之变态……,只有企业家精神的组合守如处子,动如脱兔,上善如水,君子行分健其美不可胜收,真可以说道贯古今,德配天地。

   在汪丁丁的于《信报》发表的“谈谈企业家精神”中,总结“企业家精神”为三点:1、创新精神;2、敬业精神;3、合作精神,这三条我十分的认同。只是另外他又认为东方商人还有异于西方的“济世精神”,这是我不认可的一精神,所谓“济世精神”在我看来,是一种官商文化的遗毒。只要是被称为商人,就是“调有余,补不足”代称,这本身就济世最大的行为了,还可加强他成为“企业办社会”也就等于是修道之人入了魔道了。况且,如果说济世精神是东方商人的特质的话,如何来解读比尔•盖茨先生每年天文数字一样的公益事业捐赠?所以说,这种所谓的强加,反而是对于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的一种降格。我个人认为,可以在汪先生提出来的,创新、敬业、合作三种精神之外,加上一条“风险意识”要完善的多了。

   要指出的是,这里提“企业家精神”而不是“商人精神”“资本家精神”,我认为是很得体的。企业家是一种生产力的代表,他不只是做流通环节,不只是他投资,他更加的全面的对这个社会各方面起作用。所以这里的“企业家精神”并不是对于中国人传统观念,排斥商人的一种游击战法,而是一种准确无误的表达。

   汪先生的文中描写企业家的活动是这样一种活动,“它不在人们的常规眼界之内,所以它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经济、政治)必须从人们日常活动的规划中去筹集。因此熊比特认为企业家所支配的资源是纯粹意义上的“信用”。因此,企业家必须从事的首要活动不是发现新技术和新观点(我要说明的是,有很多企业家也是从这种创新成功的,其本身也就是新技术与新观点的发明者),那是专家们的事情。企业家的职责是说明经济和政治资源的支配者“出借”他们的资源控制权。但是对一个纯粹的企业家而言,他是有什么资产可以用来作为“信用”的抵押呢?纯粹意义上的企业家是没有资源的,他所有的只是创新的方案,甚至只是一个创新的意念。在这样的一个方案里,他必须能够证明他的创新将达到一个新的“常态”,这个新的常态将产生足够的收益以便能够偿还他所支借的资源。例如,他必须支付劳动力的出借者足够高的工资,支付土地资源的支配者足够高的地租,以及支付任何其他资源支配者足够高价格以便把这些资源吸引到他的创新活动中来。他必须在他的方案中为这些支付找到足够的收益,同时还要为他自己生存条件的改善创造一份收入。所有这些支付中超过资源在旧的常态下能够得到的报酬的部分(加上企业家为自己创造的收入),它们的总和就是‘利润’(也可以叫做‘亏损’)。”

   在这一系列的行为之中,我们看到企业家从一开始,就要运用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合作精神、风险意识,来为这个世界也为自己拼博。但是他的种种行为,总的说来不是一种革命式的盲动,而总是把风险相对的最低,机会达到最高;成本最少,收益是大。这一点是一所谓的一些政治人物、革命英雄们做不到的。

   而在这个高难度到刻薄的要求之下,企业家们还要完成他的创新活动,从别人习以为常的世俗活动中完成推陈出新,一点点把这个世界从头到脚的加以改造,不知不觉里一个新的世界就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刻苦的敬业自不必说,最为重要是在这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残酷市场中,打拼出自己的位置。而又不得不同时找到自己的合作者,并与之互信互利,而有时还不得不同对方合作,以得到长远的利益。特别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的工人与他们的老板利益永远不一致的问题,在这实践中也被企业家们所拥有的这种“合作精神”打破了。他们同工人妥协,因为他们了解到了这些工人不只是生产工具,也同时是他们的客户们的消费者,是他们的上帝的上帝,所以他们开始了一种良性的合作,而不是出于“济世”精神。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作为求利创利的主体——商人,以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改造着这个世界,完善着人类,我们正是在这种精神之下才能不断的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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