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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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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时代:政治还是经济

   商人时代:政治还是经济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在其研究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工作中,无一不是对政治工作报有最大的热情。“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业务、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位,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政治与业务这一对矛盾中,主要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不能平起平坐。如果它们并列起来,就是折衷主义。”这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发表的《反对折衷主义》一文,对于政治作用的最高指示。从而也就有了“抓革命,促生产”,也就有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有了“要社会主义草,不要社会主义苗”。抓来政治的结果是,到了八十年代邓爷爷提出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举国欢腾。

   不过出了点乱子,总结了一下后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是个历史范畴,政治是围绕国家政权而进行的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全部活动的总和。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政治,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政治,而中国共产党人所讲的政治,就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政治(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物质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但是无论如何,从政治率领经济,到现在的两手抓;从不能平起平坐,到都要硬,经济在我们领导者们的眼中地位上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里引用《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的一段话,即“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应该不会有人反对。无论我们感情上如何,根据这一经典论断,加上中国几十年来的实践,我个人认为:经济是必然第一位的,经济总是统帅,经济总是率领军事,率领政治,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经济与政治这一对矛盾中,主要矛盾方面是经济,把经济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经济第一,经济统帅政治,不能平起平坐。如果它们并列起来,就是折衷主义。

   只有抓住经济与政治这一对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经济,才能解决现实问题。实际上,用经济解决政治问题,也是一直为现阶段执政者们所运用。前几天,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董建华辞职,无论其身体到底如何,香港的民间政治压力当然是其主因。而同样是特首,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何厚华的屁股却坐的很稳。比较一下港澳,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主要是在经济上的一衰一兴。澳门自回归以来,经济节节升高,去年经济增长更是达到28%,特区人均GDP达到18万。而香港经过1998年的金融风暴,失业率攀高,财政赤字增加,经济问题也就形成了政治压力。这一次董建华辞职,表面上是政治,但根基在经济。中央政府紧紧抓住,经济这一主要矛盾,扩大对于香港经济上的支持,开放对港旅游项目,引导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以减少政治上的压力。

   相反如果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会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不用说毛时代的政治挂帅产生的恶果。只以当年国民党治下市场经济的上海为例,当时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战后的高通胀形成了上海“金圆券,五十万,一张纸,戏法变,几捆钞,几顿饭,发财乎?梦里见”的局面。蒋介石派了蒋经国到上海,集合了两千多名的所谓打虎部队,控制商人不许物价上涨。打算用警察办法的来控制经济定律,结果不但没有平复物价,大好河山也失掉了。

   可以说一切的政治问题都是经济问题,也只有解决了经济问题,才能解决政治问题,也只有经济手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但是经济也好政治也好,也不过是社会民生问题的反映,评判问题是不是真正的得以解决,也只有看民生问题是不是解决为标准。

   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经济为导向,经济为目标,经济为手段的时代,只有合乎于经济的要求才能真正为社会认可。政治也同样的为这一规律所限定,这又好像回到了马克思先生的论断:“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也许,这个世界从来就是个经济第一的世界,而我们从来只能是看到它的一个角落,落入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情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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