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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时代:商人时代

   商人时代:商人时代

   进入工业大生产社会以来,人类真正有效有力的组织可以被分为两种:政府和企业。政府如同我们见过的一样,都是也必须是一群官僚所把持,官僚们以所谓的“理性与效率”论点,解释他们的作用。

   政府的管理者们以“理性”的视角,把这个社会看为一架精密的机器,每个齿轮和螺丝钉都通过他们的手,各得其所的固定在必须的位置上。甲齿轮转一圈,乙齿轮按设计要求转两圈,多一秒少一分都是不可以的。在这样的理性形态之下,这个社会就能完成自己良性运转,并依当初设计时的目标一步步前进。但在实际上,官僚手里的机器零件们,经常的不是按他们的要求一样,精确无误的在工作,更甚至一开始他们设计上就有问题,有的部件都根本是多余的。而在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他们也就同样的不能如同去换一个机械零件一样,去除他们不满意的地方,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上一个新的部件加以调整,同样的问题又在这个新的部件上发生。一直到这个机器发展成一个巨大的怪物,毛病也同时因为部件繁多而无法到出原因,加上日常的磨损,这个机械终有一天会在某个时刻突的停止工作。在我们中国人的经验里,所谓的机构精减是又一次机构扩充的前奏。

   而所谓的他们时时提到的“效率”,也因为在繁杂多变的社会体系中,要以不同部位的效率交换而得到。农民这个部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是要被牺牲的,而为了稳定又要回头牺牲城市这个零件以平抚农民,这一来一往所谓的效率也就不知在哪里去了。而且,官僚们在这个机械的设计上是不喜欢竞争的,在机器上有竞争就说明是有磨损,也同时让他们的资料里没有时时把握机器工作情况,无法做到“统筹兼顾”。因此我们可以把网通、联通、电信的首脑互换位置,还认为是提高效率。

   不只是计划时代的中国、苏联,是这一机械精神的最佳代表,在其它国家的包括美国政府也一样是深受官僚之苦。就拿一个价值仅100美元的普通蒸汽阀门来说,“这个阀门一漏气,一周损失蒸汽50美元。但是,我们要花一年的时间来更换它,因为我们的体制规定这类价格100美元以上的采购一定要买最合算的。所以,也许等一年便可以买到便宜2美元的阀门。这段时间里我们损失了几千美元的蒸汽”。

   更为让我们痛苦的一个事实是,这些官僚们在他们的机器群里,却是破坏力最大而担负责任最小的一群人。如同刘邦、项羽可以去追求“取而代之”秦始皇,刘彻可以用百万白骨成就“汉武大帝”的威名,亚历山大心争如焚于其父的成功会让他无事可做一样,他们失去的只不过是时间,最多也是他们的生命,而得到的却是这个世界和万世的盛名。回忆一下,只要当上皇帝,东晋白痴司马衷、明朝疯子朱由校也能让人时时提起,同样的为了德国人的一个梦,一群官僚也一样的能让中国人花去三十年时间。在这个简单的成本与收益的公式里,只要用手指来计算一下,我们就知道这一些政治人物们会有多么的危险。

   在一幕幕“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活剧出场之后,我们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还能认为一个政治人物能真正的成为人民的救星!反而把“见利忘义”“市井小人”的帽子扣到商人们的头上,而德国大胡子的关于商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利润,它就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润,它是敢冒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的现代论断,也好像更加的合乎我们中国人的胃口,以让我们可以得意于中国人智慧超千年而不朽。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追求利润是商人的天性,但也是人性的必然,人是要生活的,如果没有了对于利润的追求我们人类还能生存并发展吗?相比于政客们以所谓的人间正义化身而做的种种破坏,商人们的以利润为导向的破坏,是不是更有建设性呢?

   在于商人喜欢风险,有可能使用使得这个社会进入不稳定的说法,几乎是人类最为偏持的偏见。“商人们从不追赶求风险,他们追求机会”,他们总是处心积虑于“以最小的成本,求得最大的利益”,思索如何在完成目标时而把风险减到最小。李嘉诚说:“我决定一件事时,事先都会小心谨慎研究清楚,当决定后,就勇往真前去做。”这可以说是商人们共同尊守的普遍规律。也因为利益,商人治下的组织也最为精减,他们以成本计算、利润率为标准,评判组织的有效性。革新、求变是商人们生存密诀,而无论于内于外都是依靠竞争的作用,也使使商人们的组织总是以最佳的状态出现,哪些不能自我优化的企业也早就被淘汰出局了。

   不可否认的是“在工商业界,官僚主义的猖獗程度决不亚于政府机关。的确,许多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和企业同样地陈腐保守和傲慢无礼。”也许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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