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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

   主义与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
   
   我们对中日这一百几年来的历史的分析研究,很多时候是关切其与中国的不同之处,或出于政治目的,或出于军事目的夸大其词的地方很多,积累下来就形成了两种相反的看法,或是如东方文明现代化的典型示范美如天堂一样,或是成为魔窟中千年老妖为了报复中国等待了几千年了。
   
   实际上日本是深受中华文明教育的一个地区,假设没有与大陆架有海水的分隔,可以断定其命运会同东三省一样成为中国的一个省。而其在文化上,表现出来的形态也正如,东北与广东的两种地区所谓的分别,但在骨子里是改不掉的中国传统。你可以说他野蛮,却不见得能蛮的过放初入关里的满州人。可以说他霸道,却怎么又能霸道的过当年的秦皇汉武。

   
   也同样的因其岛屿性的特点,日本成为了中华文化圈中最早西方化的一个地区。便是到了二战中日本,用工业文明的力量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而在其内心里确是传统的“武士道”所装备。正是这个所谓的“武士道”指导之下,才有了日本军队与其它西方国家的截然不同的行为原则。这个以忠于天皇而不议人情而著明于世界的“道”,与其说是来源于日本的传统到不如说是来自于中国的教育。
   
   这种工业文明与武士道的结合最为典型的作品就是——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在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看来是日本文化中没有“仁义”精神的代表,是一种野蛮民族的强横。而好像是不记得了,我们伟大的理学大师曾文正公常在他与太平军的战争中指导将士们道:“各属民未厌乱,从逆如归”,希“无惑于伤良民,恐损阴骘之说,斩刈草菅,……大局或有转机”。其弟曾国荃一次杀降八千多人,曾国藩教育他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
   
   以曾国藩的儒学修养看,他自以为是在以身作则的维护他的礼学体系“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富有者长保富贵,贫贱者要安于贫贱不得反抗,不否则就要“锄之”。其重的伙伴胡翼林更把此一方法美化为“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1861年9月5日,湘军破安庆尽杀太平军一万余人,城中“妇女万余俱为兵掠出。……兵士有一人得金七百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毁之,坏垣(属斤)地,至剖棺以求财物”。之后放起大火,城市、农村变为灰烬。1862年7月,湘军攻破宁国府,“大呼直入不门,……一律斩杀无遗”。两月后依然是“城内外尸骸狼藉,无人收埋”。到了1863年春,李秀成收复淮南,曾国藩上奏称:“安徽境内烟火断绝……贼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贼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这也就是日后“三光政策”的前身,以及理论依据了。
   
   在曾国藩之后几十年,谭嗣同对这段历史作了以下的描述:“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显然的这种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历史经验,直接的影响到了日本在南京的态度。前有满清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能有大清皇朝的二百年江山,后有汉人曾大学者的“霹雳手段”,有中国的示范在选日本这个小小的岛国又怎么能对中国人客气呢?
   
   依上所见,在华夏文化中,“仁爱”的概念是来对应合于“礼义”内的人所说的,如其有人要跳出“礼”这一结构而对统治者的地位产生危挟,就要以他们的“刑”的手段加以对付。直到今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只在太平年间保证人的——生存权,而对于其它的权力只以中国特色对应之。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中国文明中是没有“人权”这一概念,到了战争时代所谓的生存权也同样的不能保证。屠城事件在中国战争史上每隔几页就会出现,这也证明了中国人的生存权、财产权等等都是不被保护的。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并非是比中国少了“仁爱”的精神,他正是依照着中华文明的战争惯例,来证明他们的对于夏华文明的一体认同。他们一方面是没有接受到深厚的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又一方面也可能认为没有可能对中国这种的没有人权的国家加以西方战争标准的作战。讽刺的是花园口的决堤千里,长沙城里的一把大火,也似乎在为日本人对中国的这种判定提供了证明。直到今天,我们可以发现不只是日本人不能反思战争,中国人也同样的不能对战争有一个精确明白定论。不只是日本人在教科书上出现了种种问题,而中国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依旧是在对种种的史实加以扭曲。日本是不给中国人以人权的,而我们的中国人的政府也互一样不给我们充分的人权。
   
   我写了这一些的目的并不是要用我们不足,为日本人的罪孽加以辩解。我们是不能也不应该忘记南京大屠杀,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满清政府的曾家湘军。同样的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花园口,不忘记长沙大火,也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我要求中国人记得仇恨,并不是要去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去更明白的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的“爱”。我们要学会如何爱日本,如保爱中国,如何爱政府,如何爱共产党,如何爱我们自己,而我们今天的政府好像并不希望人民能理解到这一层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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