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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问题:论各谐——从斗争到调和

   主义与问题:论各谐——从斗争到调和

   从江泽民时代提出来,要进行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到现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的提出。共产党终于向被毛泽东斥为“稍逊风骚”之宋太祖低头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出乎于经验主义,确不可能为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所否定。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源自于他认为阶级社会中的固有矛盾,是绝对的对抗性的,而无法得到调和。无论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都必然是一种“东风压倒西风”式的对抗。但是,实践证明他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并存,当同一性成为主体时,斗争性表现为一种对于同一性的附助,是同一的要求使矛盾双方得以调和,而斗争性降至最低。同时,也要求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完成矛盾的和平转化。当年蒋介石批判共产革命是:“……阶级的意识,如不明显,他们要使之明显,阶级的冲突,如不激烈,他们要使之激烈。……”可谓是抓到了共产主义的核心错误上。

   一捆稻草,是自燃还是腐败,也或者可能是保存千年而碳化,这都因环境不同,而使其内部的“矛盾斗争”不同的结果。如果点一把火,他就没有选择的在为灰土,而且没有办法证明它的进化会以其它的形式进行。燃烧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这捆稻草也就是中国了,而这个点火的小孩子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了。

   在国民党第一次清党的运动中,冯玉祥记述他对于武汉地区工农运动是:“店员胁迫店主,职工胁迫厂主,佃户胁迫地主,甚至利用打倒土豪劣绅之标语,压迫出征军人之家庭”,“彼等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怖之毒”,“搀八地方党部,擅行威权,杀人越货”。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通过《宣言》中,进一步指出:“第三国际所统治之共产主义的运动之在世界,尤其在东方被压迫民族间,实为民族独立运动之敌,而不容须臾缓其惩创者也。”“彼共产党徒所用之手段,足使贫弱之中国成为白色帝国主义和赤色帝国主义斗争之材料,而自陷于灭亡”。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最终失败于其自身的腐败,而共产党人也就有机会来以“贫弱之中国”为“材料”,证明国民党对于共产革命的分析的正确。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使中国大乱,邓小平以其“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而终于能“拨乱反正”,中国回头又进入到了国民党老路上。

   直至胡温时代,和谐论的出现,证明共产党认识到: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也是人类的所固有的。但矛盾斗争性的极端化,是不能解决矛盾的。他们主张对于对于矛盾要进行的调和,强调社会的稳定。甚至于说:“没有稳定什么也干不成”。

   但是,这种以“右”的极端来取代“左”的极端,从极限斗争到彻底稳定,依然故我的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偏持特性。这种极端是无益矛盾的解决的。历史、思想、物质的欲望,无时无刻的不在人民之间造成分歧,而这些分歧是绝不可能为高压政策而自行消散。

   和谐目标的达成,不可能是使矛盾终于解决的结果,而是社会学会了与矛盾和平共存的手段。并且,要对其时时给予关注,不断的调整,才能使和谐久存。至此好像又不得不唱一下,民主、自由、多党、宪政等的老调陈词,所以也就不必说下去。但是,无论如何也要请执政的党明白,没有人能不在一个阶级社会内,成为某阶级的一部分。也没有什么集团与组织,可能没有自我的特殊利益。因此,不要去谋求成为这个社会的中立者,希望用自己的权威来对矛盾加以调合。好像他们自己成上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上帝一样。

   社会的和谐,各阶级的和平共处,是没有一个人反对的。但是要达这个目标,不只是要有这样美好的理想,还要有一个真正可以使之成为现实的计划,现实的进入到一个长久的自我平衡机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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