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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振荣:最近“文革”研究的几个看点



一、刘国凯的文章,一石激起千重浪

   2005年12月份的《北京之春》上刊登了刘国凯《纪念人民“文革”》
   的文章后,我写作了三篇读后感,响应了他“纪念人民文革”的号

   召。说实在的,这三篇文章仅仅是对刘国凯文章的“响应”,也说不
   到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但是没有想到民主派的大批评家朱学渊先生竟
   在2006年1月6日对我的文章作了个“点评”。再过几天,陈泱潮先生
   又因着我的一个有关“文革”的帖子发表了《重新认识和评价“文
   革”,公民维权抗暴运动呼唤“四大”》的文章。上述文章的作者们
   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认同了“人民文革”的价值,并且表明了中国的民
   主运动应该发扬当年“文革精神”的意向。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上述
   两位作者都是“文革”中过来的人,但却不是研究“文革”的“专
   家”。无独有偶,也就在这几天,有好几家网站转载了一位名副其实
   的“文革史专家”──宋永毅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
   者》,可以说是为上述非专门家的作品提供了一种“专家”的支持。
   这样一来,于“文革”40周年前夕,在民主舆论的阵地上人们好象可
   以感受到一种新的思想、新的精神和新的风气。
   如果说已经具有了20多年历史的中国民主运动应该来一次革心洗面的
   变革的话,那么,它就应当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要有一种巨大的进步,
   而这种进步应该体现在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对中国“人民社会”的历史
   和现状具有独立的理解的事情上;而这种理解又应该建立在对“人民
   社会”的基本尊重这一点之上。若不是这样,我们自己站在“异议人
   士”的“制高点”上,俯下头去看人民,大骂“人民也不是好东西”
   (这话是我从一家民主网站上抄下来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和能力
   推进得了中国民主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刘国凯所说的“文革研究不仅
   仅是学术研究”的话,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了。上面说到的三位作者
   也是这样。他们都在“文革”的研究中看到了现实问题的迫切性。

二、《学渊点评》

   如果我们要检讨近300多年以来的中国“人民社会”的这一部历史,
   那么发生于1966年的人民合法的政治造反行为,怕是其中最重要的事
   件了。几千年以来,人民对政府的造反都是非法的,唯独在1966年这
   一切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中,一个在当时还是非法的“反革
   命”行为,在“一夜之间”最终地变成了合法的革命运动。检讨发生
   变化的原因是一个问题,而变化的发生又是一个基本的“事实”。40
   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中国民主派人士在为民主行为和民主运动的合法
   性问题寻求辩护时,却要否认1966年的运动,这就是完全不应该的
   了。因此,如果说1966年中国伟大运动的造反精神已经为运动中的数
   以万千记的人的行为所“实践”的话,那么《学渊点评》中的如下话
   的意义就很深远:
     世间一切领域的变化,最终将导致进步,都来自叛逆的贡献,耶
     稣、爱因斯坦、比尔.盖茨、都是叛逆,连专制的毛泽东、邓小
     平、林彪也曾是叛逆。中国今天不进步就因为缺少叛逆。“打着
     红旗反红旗”的“人民文革”曾经是叛逆们的天堂,所以应该记
     念它。
   现在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就缺乏如《学渊点评》中所说的“叛逆”精
   神。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民主化大潮流中我们才显得如此万能。我们
   对民主的理解也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在我们的有
   关民主的思想中好象就去除了“叛逆”的力量。殊不知正是民主制度
   才为人类精神中的这一股特殊力量准备了合法运用的巨大空间。而
   1966年的政治运动其所以值得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地研究”和“记
   念”,就在于它被学渊称之为“叛逆们的天堂”。进一步的分析我们
   就会发现在它之中酝酿着“最终要导致进步”的动力,所以在过去的
   时间里,当我们把它视之为“动乱”时,自己就变成了没有“精神”
   的人了。就这样的意思讲,《学渊点评》中的话语虽然不多,但是,
   我认为意义是很深远的。正因为学渊是大批评家,所以他就敢于在
   “点评”中说“毛泽东、邓小平、林彪也曾经是叛逆”,这样一来,
   那些在普通人看来是互不连接的历史,在他的评语意思之内具有了
   “衔接”的可能性,在此,大手笔的惜墨如金的特征也就体现出来
   了。

三、陈泱潮:《我的一张电子大字报》

   2006年2月2日,陈泱潮在《博讯网》上发表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文
   革,公民维权抗暴运动呼唤“四大”》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
   题,就是如何在当前的形势下把公民的维权运动组织到规模更大的
   “民主革命运动”中去。在这一篇文章中,他做为一个在文革中也发
   挥了自己影响的人用非常肯定的口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中
   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序幕”,在这样的看法中,他当然要批评毛泽东、
   邓小平的谬论,还“人民文革”的本来面目,他说:“中共的文化大
   革命的结论,无论是毛派观点,还是邓小平派,都是严重打着中共一
   党专制和官僚特权阶级‘体制和阶级烙印’的极具片面性的观点”。
   因此都是人民应该批判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一种批判中,陈先生对人
   民运动的认识才达到了一个非常的高度.于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就
   不仅仅是关乎过去,而且是关乎现在和未来。“面对今日中国社会如
   此黑暗的严重现象”,他说:“中国人民不能不重新反思对文革的认
   识和评价”。
   如果我们不结合我们目前的现实,去读陈先生的文章,那么它也许是
   一篇普通的文章。但是,我们只要结合了我们民运的现状去读它,我
   们的感想就会大不一样。在目前这20多年的时间内,我们这些反对共
   产党的“异议人士”谁个没有写作出自己的大字报呢?别的不说,焦
   国标的《炮打中宣部》的“大字报”可以看成是其中的杰出的代表。
   而其它的那些数也数不清的“大字报”不是都贴在了“空中民主墙”
   上了吗?可是朋友们,顶多少用?把共产党又怎么样了呢?就这个意
   义你去读陈先生上面的文章,如果没有一个中国人民群众广泛运用
   “四大”武器同共产党“作战”这样的场面出现,光靠我们这些“异
   议人士”共产党是不怕的。因此陈先生把他这一篇文章当成是“21世
   纪陈泱潮《我的一张电子大字报》”的行为我完全理解。这是“呼唤
   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在他的思想中只有普通人(如“文化大
   革命”中的学生、工人、市民、农民和一般干部)都拿“拿起笔,做
   刀枪”(“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时,中国的民主──才有可能最
   终地成功。否则,靠知识分子、靠异议人士、靠有文化的人去发表自
   己的高见,而人民做哑巴和聋子,最好的政治也就是“胡温的新政”
   了。在这里,我认为陈先生的文章触及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最薄弱的一
   个环节,那就是中国民运人士不相信中国人民、不尊重中国人民的历
   史、没有看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在许多民运人士的看法中,由普通人
   写作出的大字报的“质量”也可能“不高”,水平也可能很有限,也
   许中间会充满了个人恩怨,但是民主──我们民族在近100多年的时
   间中所要求的东西──如果脱离了它,又是怎么个安身立命呢?在我
   们中国“四大”是一个民主的武器,放弃了它,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意
   味着放弃了民主。在今天,人民“运用‘四大’武器,炮轰贪官污
   吏,人心大快!”

四、宋永毅:《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者》

   下来,我说一说宋永毅的文章。宋先生是一位的标准的“专家”,在
   “文革”研究方面是中、外有名的。就在上面我提到的文章中,宋先
   生为刘国凯所说的“人民文革”提出了一个“人物”方面的很有价值
   的论证,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人们改变对“文化大革命”僵死
   看法提供了动力。宋先生在文章中说:“令人惊讶的发现:毛泽东的
   ‘文革’主张培养了自己的反对派”,藉着这种“惊人的发现”,人
   们在毛泽东的“文革”中,寻找和整理出“人民文革”就是顺理成章
   的事情了。最近我在《博讯网站》和《民主论坛》上连续发表的《对
   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书稿就是记录了我本人在“文化大革
   命”中如何由一个毛泽东的崇拜者变成了他的“反对者”的全部过
   程。可以说是对宋先生观点的一种脚注。至于说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能
   够发生,作者对那个时期中出现的“地下读书运动”作了一个很专业
   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文化大革命使一代“拥护毛泽东”
   的人变成了“为人权和社会主义民主而战”的人。这样,作者在一个
   不同的研究的侧面得出了同民运人士刘国凯几乎是相同的结论。
   不仅如此,作者以“专家”的身分还向我们提出了一种中国民主运动
   的历史:
     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后
     果: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加快了毛式极权制度的没落,并激发了独
     立的中国民主运动。
   现在,我们这些民运人士要为我们的民主运动寻找历史的话,那么,
   “文化大革命”产生了“独立的中国民主运动”的观点就值得我们仔
   细的品味了。其实,我个人因为也是一位“文化大革命”的热心的非
   职业的研究者,所以对宋先生的大名,也早有所闻。但是,恕我直
   言,我对他以前的许多研究成果不是很看好的。如果说在这其间,宋
   先生的研究也有一个进步或者发展的话,那么在目前我们看到上述新
   成果时,就不由得令人兴奋。如果更多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到研究
   “人民文革”的这一层面的话,那么中国民主运动的后劲就会很大。
   因此,我想,没有读过宋先生上述文章的人应该去读一读。说到这
   里,我可以作出这样的一个小结:自从刘国凯的《纪念人民“文
   革”》的文章发表后,已经闪现出了“文革”研究的几个亮点。
   在本文的最后,我还想提一提在“文革”研究方面很有造诣的两位大
   陆教授的名字,一个是李学勤,一个是金春明。用我的说法,他俩都
   是“学院派”,而在大陆这个没有学术自由的社会中,要能够保住饭
   碗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们都为“文革”的研究作出了怎么说也不
   会过时的成果。李教授也可以说是最早就提出两个文化大革命的概
   念,并且对“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做出了一个很有水平的分析。
   非但是这样,他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现了“68人”(我的看法是,若
   说“66人”就太过敏了)。金教授的《文化大革命史稿》是很有特
   色、很有思想的一部书。这部书在没有公开地同邓小平的文化大革命
   “作对”的情况下,侧重地写作出了一个人民群众的文化大革命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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