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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论》第二篇 必然性] 第六章 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崛起


   一、共产党的变化

   1、吸毒者
     如上所述,共产党的地位变了。共产党由昔日的国家的造反者,变成了今日国家的统治者,因而使自己从被政权迫害的对象、镇压的对象,变成了受政权保护的对象、腐蚀的对象。在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里,即在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页73]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方式,使执政的共产党既拥有主宰整个社会的巨大权力,也面临被整个社会新旧邪恶势力联合起来内外进攻和腐化的危险。共产党因为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和既得地位和既得利益,而使自己泡在了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以及对党的神话混合而成的特效腐蚀剂中。这种情况势必使处于这种地位、享受此种利益的“恐怕相当大一个多数”的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而严重的问题是,糖弹与其说来自于敌人的阵线,毋宁说主要来自于自己的营垒,与其说来自于别人的赠予,毋宁说来自于自己的需要。此种地位的变化,埋伏着使一个穷苦而精悍的小伙子变成一个虽拥有巨资而鸦片烟瘾日渐深入膏肓的人的危险。[页74]
   2、敲门砖
     入党做官的毒雾包围着党。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方式支配下,资本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它只有依附强权、通过特权才能增殖。或者说,资本的形态已经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特权资本。在私有制社会里,资本就是能够生出更多货币来的货币,而在公有制社会里,资本却成了不要一文钱就能够索取到很多货币的特权。在政经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中,垄断政权就能垄断一切的状况,使社会上所有企图吸血的臭虫都想方设法要混进党内来。因为权力是共产党固定化垄断着的,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官,不能掌权。这些品质恶劣、手段卑鄙、贪图禄位、一心想吸血的投[页75]机分子,把入党当做了做官求荣、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他们高唱着对党的赞歌,高举着拥护党的双手,投和着当地党组织领导的胃口,披上种种的合色外衣,大批地涌入了共产党内。以至列宁曾经十分愤怒地断然说过:“我们应当说:现在,当党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新党员。我们非常清楚,在日益瓦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定会有许多坏分子要混到党内来。”(《列宁全集》第30卷161页)当冒着生命危险为真理为光明而战的艰难困苦的革命已经成为过去,新的情况是以巩固的地位长期稳定地执政的时候,党遭到入党做官毒雾的包围,原是不奇怪的。“野心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到执政党里来,这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见《列宁全集》第29卷393页)成问题的是,“物以类聚,人以[页76]群分”“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任的人”(《列宁选集》第四卷76页)入党后,又反过来按自己的志趣物色和发展“新同志”入党。拉出去,打进来,已经是阻止不了的了!而那些“真正开明的、能够保证丝毫不信空言、丝毫不昧良心说话的分子”(列宁:《一九二三年论文学》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版33页)即真正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先进分子却往往被排斥在党的大门之外。这种状况,却有使执政党成为藏垢纳污、集污秽于一身,由量变引起质变的危险。
   3、癌细胞
     走资派--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出现。事实上,上述来源于内外两方面相互作用的危险早已不是“可能发生”的,而是“现实[页77]存在”的事实了。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事,就是证明。其实,所谓走资派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的修正主义道路。只要看一看他们不准农民开垦小片生荒,不准工人私自生产计划指标以外的产品,只要看一看他们如何“苦大仇深”地组织和发动群众斗争资本家子女和地富子女、孙子女的情况,尤其是只要看一看他们压迫人、剥削人、谋取私利、化公为私、贪污腐化、盗窃行贿、投机倒把的新手段,乃是靠特权、吃特权、和特权命相连,就知道他们不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的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道路。他们不是要把公有制社会生产拉回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去,恰恰相反,他们是力图通过政经一体化进一步把生产高度组织,[页78]高度集中起来而领导权永远霸占在他们手中并世袭给他们的后代,把社会引向修正主义社会。这个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开始就以前所未有的贪婪性和虚伪性而表现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一切固有的特征。他们自从尝过人肉之后,就不愿意再吃别的东西了。这个派别的出现和共产党的上述两个变化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使这个派别数量发展的总趋势不是减少而是每日每时都在有新的增多。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地瓦解着执政的共产党的战斗力和严重地改变着革命的共产党的政治素质。这是一个隐藏在执政的共产党体内,代表着反动的生产关系,有朝一日要使其发生质变成为修正主义法西斯党的“癌细胞”。
   二、劳动者的变化
   [页79]
   1、要当家作主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给劳动者带来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使劳动者在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奴役下初步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从传统的剥削阶级的奴化意识中初步获得了解放。从前,无产阶级劳动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就没有劳动对象。而没有劳动对象,劳动者除了挨冻受饿以外,不可能生产出任何物质产品来,正如马克思所引叙的威廉·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资本论》第一卷57页)这种情况,迫使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雇于掌握着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本家和地主。可见,劳动者受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和剥削,首先是由于劳动者遭受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奴[页80]役。而现在,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却已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了公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两种表现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已经成为了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这样,劳动者就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和这个解放相应的,是劳动者愈来愈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千百年来剥削阶级集团在劳动者头脑中的奴化意识,第一次被打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大改变,以及伴随这一改变过程的急风暴雨的政治运动,土改,合作化,持续不断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等,使劳动者愈来愈认识到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当然主人翁的地位,愈来愈明白他们在整个人类历史[页81]上所处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责任。《国际歌》所表达的思想“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愈是深入劳动者的心灵,他们对救世主、对神仙皇帝的迷信就愈是破灭,他们的主体意识就愈是得到确立;因而他们就愈是不安于他们对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无权过问的地位,而发出了直接参加管理的要求;他们就愈是不安于他们只有被分工的份而要求参与分工;他们就愈是不满足于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种生产关系而要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劳动者要当家作主,要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矛盾混合物
     劳动力从商品性质转化为一身兼具主体、商品、无条件绝对服从物性质的矛盾混合物--[页82]这就是劳动者的第二个变化。从前,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取工资维持生活。在那个时候,劳动者在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这一点上,在实践上是这么做的,在思想意识上也是这样认为的,不矛盾。而现在,公有制的基础,在理论上,在党所不断宣传的社会主义教育中,首先就否定了劳动力的商品性质,力图使劳动者明白使用劳动力参加社会生产,不是为他人干活,而是为自己而干活,要劳动者在思想上明确主人翁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劳动者主体意识的确立,并不等于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真正实现和巩固。尽管在宣传上,在法律上不存在什么雇佣劳动,可是,公有制本身的国家资本主义属性发生作用,劳动力却还依然具有商品的性质。工资[页83]制度就是劳动力作为商品的表现:工人不上班就没有工资。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的地位。从前,劳动者是在组织性较为松散的社会里生活,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场所和居住地点,多少有一定的自选余地,劳动力作为自由劳动出现,劳动力的所有权在劳动者,因而在那时劳动者“是自由劳动者”(《资本论》第一卷782页)。而现在,劳动者是在政治经济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里生活,劳动力已经不是作为自由劳动者,而是在组织中的劳动者。劳动力的所有权已经不属于劳动者本人,而属于政经一体化起来的组织,属于社会。劳动者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和自由性。劳动者在什么地方使用劳动力,是由“组织”决定的。作为一般劳动者的分工,你得服从“组织”的安排[页84],决不可能凭你今天想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明天想到那个部门就到那个部门。没有“组织”的分工,不经过“组织”的安排和允许,你就休想变换工作和迁徙居住地点。你生产什么,到什么地方去生产,在什么时间内进行生产,等等,无不服从握有权力体现着“组织”的上级领导的支配。可见,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是处于无条件绝对服从的地位。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的这种地位,与其在思想上的主体意识和在分配上的商品性质,是矛盾的。劳动者陷入了一身兼具主体、商品和无条件绝对服从物的矛盾之中。这样,处於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作用于劳动者,使劳动的二重性不仅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表现为自主的劳动和被迫的劳动,劳动者成了矛[页85]盾混合物。这一点,正是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全部问题的秘密所在,或者,如马克思所说:“事实上的一切[以上二字下面有着重号]了解全在这上面”(《马恩通信集》第三卷465页),“在事实上,这就是批评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马恩通信集》第四卷第7页)
   3、在奴化劳动中日益消沉
     劳动者本人不能随便选择场所使用劳动力的状况,更使劳动者产生了一种要发挥主人翁精神,干预指定给自己劳动场所和生活环境的公共事务的要求。这种要求一方面因为劳动者力图寻找发挥自己思想意识上已形成了的主人翁精神的出路,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分工的固定化,使这种指定给劳动者的劳动场所和生活环境,与劳动者一辈子乃至子孙后代的利益都发生了紧密的、直接的关系。但是,实践证明,[页86]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生产关系,在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话的情况下,这种干预不但往往是徒劳的,而且往往要给干预者本身带来祸患,饱尝权势迫害的苦头。劳动者无不自觉不自觉地感受到了极大的矛盾和不幸。消极的教训必然冒了出来:各自随大流混混过,如今越少管事越好,什么当家作主,什么创造性劳动,与我们毫无权力的劳动者,简直隔得太远太远了!劳动者在现实存在的支配下,在奴化劳动中日益消沉下去。这种变化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列宁曾经明确指出:“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关于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骗人民》单行本35页)任何时代生产力的发展,都首先取决于劳动者的积极性是否充[页87]分的解放了出来。当着整个社会的劳动者社会主义积极性普遍受到压制和摧残,主人翁精神普遍遭到打击和扼杀,自主的劳动热情普遍被泯灭和窒息的时候,社会生产力便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就是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成了公有制社会生产力桎梏的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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