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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做司马璐,不做刘少奇 ──《司马璐回忆录》读后

   陈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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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一本长达近600页的书。连日思潮,连夜噩梦。掩卷沉吟,心中竟有万千块垒,不堪负荷。这是85岁的司马璐老人,毕其一生心血,奉献于世人的一部历史巨著:《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一、人性中的恶

   善和恶,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人之初,性本善。”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都是指善的和自然的一面。恶,应该是人性中最小的部分。然而,没有一个时代,能象共产党时代那样,把人性之恶张扬得那般登峰造极,那般淋漓尽致。

   共产党的许多理论起了这个作用。其中之一,是“工具论”、“特殊材料论”。司马璐在书中披露:在中共内部,刘少奇是这些理论最起劲的鼓吹者。刘少奇援引斯大林“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之说,大肆发挥道: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象木料一样地交给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成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成桌子,当党需要建筑大厦的时候,你也可以变成栋梁,但是,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也得尝尝臭气……

   司马璐记载:在一次会上,毛泽东要王明表态。王明说:“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我愿意做‘党的工具’。”刘少奇却讥讽道:“你提出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是掩护,是有毒的。”王明又无可奈何地道:“我愿意做一头驴子,慢慢走,跟着毛主席走,可以吗?”刘少奇却不依不饶,说:“做党的工具是不可以有条件的。”

   这不禁使人联想到苏联的一段历史:斯大林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无数政敌送进监狱,并企图从肉体上给予彻底消灭。一些政敌不承认自己的罪名,斯大林及其帮凶们便欺骗他们说:他们需要为党的利益而牺牲。制造“敌人”,也是党的需要,让人民相信:即便和平时代,还有敌人,尤其有那些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敌人。人民保持警惕,就能保住“社会主义的果实”。

   那些甘愿充当党的“特殊材料”和“工具”的人,天真地相信了“党的要求”,纷纷违心地承认了那些强加于他们身上、毫不相干的“罪名”。一些人在“认罪”的时候,甚至处于热血沸腾的状态。连“党的创始人”之一、元老季罗维也夫也违心地认了“罪”。不同的是,被处决前,季罗维也夫向党提出了几点卑微的要求。对此,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上冷冷地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个季罗维也夫,他居然敢对党提条件!”

   文革开始,刘少奇遭毛泽东亲自炮轰和打倒。满腹委屈的刘少奇找到毛泽东说:“我只有一个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回到乡下去种田,做一个普通人。”

   此时此刻,连刘少奇自己都忘记了,他只是“党的工具”,无权对党提条件。党需要树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需要他这个“反面典型”。“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想做一个普通人,已经是痴心妄想。历史对刘少奇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他最后惨死在河南开封一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时,不知他是否想清楚了,正是他自己亲自鼓吹的“特殊材料论”、“工具论”,成为置他于死地的“杀手(金间)”之一。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孽。对他直接下毒手的那些人,也不过都是他自己调教出来的“工具”罢了。应验了中国那些绝妙的成语:自作自受,作茧自缚,请君入瓮,等等。

   而且,把毛泽东奉上神坛,刘少奇正是始作俑者。从“延安整风”到“7大”,刘少奇带头给毛泽东加上至高无上的冠冕。刘少奇甚至把毛泽东捧为“中国革命的皇帝”。其实,类似的帮凶和下场,又岂止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林彪,等等,又有哪一个,不是如此?

   二、宁做司马璐,不做刘少奇

   对比刘少奇,司马璐是幸运的。试想,如果司马先生没有在1941年退出中共,那么,他可能在延安整风中,落得个王实味一般的下场;或者,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或者,在文革中,非死即囚。逃过一劫,又如何逃得过另一劫?劫劫相扣,在劫难逃。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们,整日沉陷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刀光剑影、你死我活。他们都是身心被毁的残疾人,无法回到生活,做一个正常的人。可悲的是,由于他们做不了正常人,所有中国人也都做不了正常人。政治学习、骂大街似的报刊社论、批斗会、自相残杀。末日般的疯狂,使这个民族蒙上了永恒的羞耻。那一场所谓的“革命”,卷进了无数中国人,除了充当炮灰的工农大众,还有无数的文人、艺人、美人……单说那些出众的美人,杨之华、孙维世、傅作义的女儿、陈布雷的女儿,等等,下场都是那样的悲惨:或者在中共的监狱里,被活活鞭死;或者从高楼上纵身而下,粉身碎骨……她们本应是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本应是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却被误卷入那一场红色的大潮,迷失了本性,丢失了生活,赔上了性命。

   明智而幸运的司马璐,得以做一个人,一个正常人,一个平常人。古稀之年,还寻回了少年时期那段真情与浪漫。司马璐与戈扬的故事,又成就一段天下美谈。真个是:青梅竹马,有情人终成眷属。金色黄昏,彩霞满天。宁做司马璐,不做刘少奇!

   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萧萧》“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只建造一座小庙,在这座小庙里,我供奉的,是人性。”在众多文人墨客中,沈从文的作品,得以流传,就在于他对人性的执着。共产党偶尔也提到人性,却是完全扭曲的人性。实际上,他们以党性代替了人性。司马璐曾误投中共,失身虎穴龙潭,但及时醒悟,断然抽身,与其分道扬镳,回复生活,回归人性,回返自然。扬弃妖魔,供奉人性。司马璐的一生,何其大幸!

   司马璐笔下的历史,也是如此,处处写人性。他写中共历史,以人物为中心,有蜿蜒的历史,也有动人的故事,比一般的史料更生动、更珍贵、更有价值。他甚至写到“情欲与政治斗争”,披露中共领袖人物因争夺女人而演变的权力斗争。他写的许多人物,都有独到之处,而且传神。诸如:周恩来“是个道家,也是演员”;瞿秋白是一个书生,书生搞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误会”;陈独秀一生清白、清醒,是民主与科学最坚定的守护人;张学良,是一个野心勃勃又反复无常的小人,注定成为千古罪人……

   三、中国悲剧的三重递进

   中共在写历史,司马璐在写历史,许多人,都在写历史。那么,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历史?这是一部残杀的历史,一部血流成河的历史。在所有的残杀中,最触目惊心的,是自相残杀。

   自相残杀,是所有共产党国家无一例外的悲剧。苏联的大清洗,导致两千多万人丧生;柬埔寨的屠杀,多达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发生程度不等的血腥。然而,我们要说,在所有这些悲剧中,以中国的悲剧为最惨烈、最浩大、最持久。因为,中国的悲剧,经历了三重递进。

   第一重,是秉承和模仿苏联式的大清洗。这于战争年代时期,就已经在党内、军内、以及中共割据的农村地区,反复上演。

   第二重,1956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做了秘密报告,系统批判斯大林,包括苏联和东欧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的清洗停止下来,迫害相对减轻,人民得到相对的宽松。然而,在中国,事情却朝着相反的方向演进。几乎与此同时,中共开始“反右”,为更大规模的迫害拉开了帷幕。毛泽东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会象斯大林一样,受到中国式的赫鲁晓夫清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铁心把坏事做到底,竟展开从上到下的大清洗,那便是文化大革命。整个中国陷入“7、8年就来一次”的大恐怖。据世界权威资料统计,在中共的统治下,因镇压、迫害、和饥荒而死亡的中国人,高达6,500万,果然创下了历史之最和世界之最。

   第三重,上个世纪8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诸国先后发生民主巨变,迈上自由之路,开始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国,却南辕北辙,坦克,碾碎了民主的美梦,监狱,囚禁了自由的灵魂。这个几近绝望和窒息的民族,被引诱到物欲横流、声色犬马的深渊,集体堕落,整体沉沦。

   悲剧的三重演进,足以证明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历史宿命。

   四、谎言覆盖的历史

   独裁需要谎言,专制需要黑幕。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领导人的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一个名词“假大空”,也是中共的专利。面对现实,他们需要谎言,面对历史,他们同样需要谎言。因为,他们知道,历史,就是现实的镜子。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共产党需要人们忘记历史,背叛祖宗。

   千百家电台、电视台,千百家报纸、期刊,千百家出版社、研究所,都掌握在一个党的手中,没有对比,没有参照,没有监督:他们想把历史怎样写,就怎样写。

   中共不仅创下了杀戮与迫害之最,也创下了气量狭小之最,凡事走极端,不留半点余地。面对敌手,一概抹煞。国民党失败后,中共史书将其写得一团漆黑,连国民党领衔抗日的丰功伟绩,都全然予以抹煞,甚至扭曲、颠倒、抹黑。

   不仅如此,连友军也都一概抹煞。比如,抹煞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决定性支援。最后,连自己人都一概抹煞。谁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取胜,谁就改写历史,销毁文件,篡改档案,把失败或失势的一方,写得一无是处。

   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最后,哪是正史,哪是野史,不仅把人民搞糊涂了,就连当权者自己,也都糊涂了。也就是说,就连共产党自己的历史,也被他们写成了一笔糊涂帐。以至于,文革后,中共需要派人到海外收集文件,弥补中共文史的空白。

   对中共之前的历史,他们也任意阉割,为我所用。也就是说,共产党执政才50多年,就狂妄到要左右我泱泱华夏上下5千年的历史!

   由于谎言太多,痕迹太重,当权者怕露马脚,处处设置禁区。今天不准研究这个,明天不准考证那个;这个是内参,那个是机密。为此又制造出大批文字狱。于是,“6.4”成了禁区,文革成了禁区,大饥荒成了禁区,大跃进成了禁区,反右成了禁区,抗日战争成了禁区……最后,整个共产党的历史,甚至于,整个中国现代史,都成了国内历史研究的禁区。于是,在中国,一个具有独立思维的史学家,几乎已经无从下笔。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大不幸,也是人类史学界的大不幸!

   在这种情况下,类似司马璐先生这样的回忆录,就显得格外珍贵。面对那段一直被人任意编写和删改的历史,司马璐的回忆录,成为不可或缺的补充和矫正。他以他的亲身经历,记录和见证了那一段凶险离奇的历史。既有参与者的投入,也有旁观者的清醒。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一个独特的视角,得以继续观照和深思那未尽的历史,中华民族至今仍深陷铁血桎梏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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