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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错置

——只要把人作为人格来看,人就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生活在公元前384年—前322年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早就说过:人是理性动物。人类之行为乃具思想之行为。他总结出人类社会实践(行为)的三段论法:
   大前提 想达到某种目的A
   小前提 有手段P、Q、R、S、T,使目的A的实现成为可能。其中P最有效,可使A能圆满完成。
   结论 因此首先选择P并付诸实践。
   (《伦理学》第三卷·第三章)
   也就是说,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总有一个“目的”,连雁阵高飞、蚁团渡河,都有它们的目的地,非在空中舞蹈、溪心戏水也,何况乎有思想的人!譬如“吕安动遐思,千里命寻嵇之驾”——他不远千里驾一辆破车,一路风餐露宿、人困马乏,目的自非览山间之明月,赏江上之清风,而是只想见一见令他朝思暮想的嵇康大哥。当然,人类的生命及文化都具时空性,人的行为的动因(目的)也就天然具有阶段性。吕安见了嵇康,目的达到了,另一个目的也就悄然降临,主宰着他的下一轮行为。大凡人心被一时一地之问题困扰,就想方设法将问题解决掉;目的一达到,新的问题又来,目的无穷,欲壑难填。古人形容这状态叫“得陇望蜀”。譬如“子猷怀雅兴,三更泛访戴之舟”——他雪夜不寐,徘徊中庭,见月光如洗,忽生访戴雅兴,于是买舟而去。待天亮了,始达戴家,谁知他并未上岸叫门,而是令艄公掉转船头回去。艄公问:“为何?”答曰:“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戴?”很显然,他不顾夜半三更、不怕天寒地冻,匆忙买舟的目的是访问好朋友,可达到目的地时,目的却改变了(兴致没了),想法也就不同了。思想一变,目的当然也跟着变了。此之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社会是复杂的,文化是多样的,人生是千奇百怪的,手段是变幻莫测、层出不穷的。有些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顺理而成章,如:负荆是为了请罪,凿壁是为了偷光,强词是为了夺理,吹毛是为了求疵,借尸是为了还魂,正如入党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一样。但有些手段与目的明显相悖,如: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等,实在荒唐可笑。然而发明这些荒诞寓言故事的人的目的,恰恰是通过笑声给病态社会及病态人生以黑色幽默的针砭(医治)。因为中国人的固疾之一就是纵然手段无限高明,而目的却渺小得可怜(一己之利而已)。譬如在老庄看来,那些吮痛舔痔、攀龙附凤、俯首帖耳、歌功颂德之徒,实在令人恶心,天生一副贱骨头、底智商,实在不配变人。而那些高智商的厚黑之徒,往往会利用一切堂堂正正的理论,一切光明正大、高高尚尚的目的作秀,假作真时真亦假,对这等掠美主义者,老庄都徒叹奈何,防不胜防,躲不胜躲。当然,老掠们功底深厚、源远流长,风光了几千年,至今尤烈;不过,考其目的,依然渺小得可怜,仍不出一己之私利。譬如和珅,官居首辅,富可敌国,终至于离兽近而离人远。下面录部分成语,以证我此言不误(前两句是其手段,后一句是其目的):
   克己奉公、装模作样――→升官发财
   开天辟地、继往开来――→称孤道寡
   让枣推梨、沽名钓誉――→封妻荫子
   扬葩振藻、推陈出新――→登堂入室
   讲信修睦、救死扶伤――→乘坚策肥
   防微杜渐、居安思危――→吃好耍展
   奉公守法、纳税完粮――→愚民瞎众
   厉兵秣马、枕戈待旦――→扩军备战
   寻章摘句、吹毛求疵――→拉人垫背
   摧枯拉朽、钳口结舌――→降龙伏虎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欺世盗名
   偷天换日、洗心革面――→超凡入圣
   移花接木、错彩镂金――→歌功颂德
   讽一劝百、插科打诨――→装猫吃象
   革故鼎新、隐恶扬善――→衣锦食鼎
   …………
   亚里士多德认为“目的”对职业人来说是自明的。譬如医生开业就是替人治病,相声演员登台就是逗乐观众,厨子就是专门替人煮饭炒菜,警察就是专门维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他人侵犯。职业决定其目的不证自明,正如任何民选政府的官员和职员被称为“公务员”,是人民选出来专门替人民管理公共事务的一样。显然,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亚里士多德是太迂腐了点,太相信人类先天具有一种“文明前提”了。哪晓得在当今中国所谓“文明前提”是不存在的,各行各业为了发财、为了找钱,什么伤天害理之事都做得出来的,正如官僚们为其集团利益什么天怒人怨的事都做得出来一样!(多么多么假冒伪劣商品啊!多么多么骇人听闻的贪污腐化啊!说中国人是当今世界堕落第一,恐不为过罢?)还有什么信仰?还有什么道德?为了钱不顾人的基本廉耻与尊严,这不是太有点本末倒置了么?在老庄眼里,这些人不是疯了么?
   本来嘛,找钱吃饭,乃社会人之天性,古今中外无别。但全民都“文明前提”丧失殆尽,而社会偏偏从各方面压制“乌鸦的声音”,这样的社会是危险的。至少,它必然培养出自己的一个最大敌人——敌视物欲,崇尚精神,反对科学,以血肉之躯、人肉炸弹刀刀见血地硬性修正人类生存目的“原教旨主义”
   20世纪末,美国亨廷顿教授预言21世纪人类的主要矛盾是“文明的冲突”。因为20世纪末,随着全球冷战(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原社会主义国家分化瓦解,民族独立呼声日高,不同宗教、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冲突日甚。南斯拉夫战乱频起,一方要独立,一方就要“种族灭绝”;车臣武装杀而不绝,搅得俄国人头都大了;连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裔们都在添乱,要求独立;更何况伊斯兰民族的个性,加之“原教旨”的偏激,这个世界已被“恐怖主义”搅得人心不宁、措手无策了,再过几十年,还不搅得稀巴烂。
   另一方面,共产国家又不得不改弦易辙,引进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以蒙经济体制改革。然而这单边改革(即资又社)不仅令全民的生存目的错置,过去政府的目的错置依然如故(即从根本上不是为民办事的)。所以在改革过程中,它必须要与民争利,要“掌勺者私分大锅饭”,要人平教育程度经费投入稳居世界之末,要失业工人遍沟遍壑,要沙尘暴吹遍大江南北,要股市成圈钱阵地,哪怕它狂泻千里……
   记得在毛邓时代,报刊文件上总是首先强调“党的利益”,然后才是“人民的利益”,——党政之目的显然,现在,“三个代表”虽将“人民的利益”放在了首位,而且要求各级政府“职能转变”(由全领全导转为替民办事),但缺乏制度保障,要靠以德治国、树几个爱国爱民的楷模,这老掉牙的手法岂能奏效?故尔“三个代表”提出多年,非但政府的目的错置未改,官吏们升官发财的目的却更明目而张胆。倘若这一举措是从党的根本利益考虑(维护一党专政,免被民怨沸腾所淹没),让搞得实在太不象话的层层官吏收敛点,搞得稍微象话点,那么这口号绝对不起任何作用。须知对脸厚心黑、一心享乐,“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的蠹虫硕鼠来说,“亡国忘党”管他屁事。——这是庄子寓言故事的现代版,黑色幽默的东方杰作。
   譬如某城之市长,他的“旧城改造”的重头戏是:政府出面,以廉价买回旧城黄金口岸之地皮,以行政命令强令居民商家搬迁(估买估卖),然后高价将地皮拍卖给开发商,于是旧城不花分文得以改造,而本届政府政绩显赫,财政暴增。(个人及三亲六故是否暴富不得而知,故不敢乱说。)如果这位聪明的市长大人因此而升迁,那么,我们便不难判断该政府的目的错置并未改变,而这位狡官的个人目的不也昭然若揭了吗?
   当然,最可悲的还是:在如此荒诞、如此不可理喻(聪明人就是吃香)然而的确是铁的事实面前,你不得不异常失望——这社会还是救么?!中国人(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未必天生注定避免不了由目的错置带来的人为灾难了?!
   有人说21世纪是“后现代时代”。西方文明发展到21世纪,的确出现了许多根本性的弊端,诸如“拜物”、“异化”、“人文沉沦”、“交际阻隔”、“信息爆炸”、“人代上帝”等等。然而西方文明人本思想的社会根本目的从未改变,即:尊重他人的权力,尊重他人的选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前提根深蒂固;自由、民主要旨受到制度化保障,权力制衡机制坚强有力,政府犯罪可能性大大降低;言论自由,舆论监督机制健全而高效,贪官污吏缺乏基本的土壤和空气;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以全民灾难造就他个人的辉煌。因为人民的选择权是颇有力量的,任何违背人民意愿的野心都不敢稍有抬头。既然人民生活的目的始终未变——社会安定、和谐,人生幸福美满,下一代的生活只会更好不会更糟,那么政府的职责就得满足人民的这些要求;否则,你下课,选别的人上。所以,纵然西方文明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人的基本问题是解决得比较好的。这种理性的、包容性的、尊重个体尊重的、有价值取舍并崇尚独立自由的人道主义文明大前提,基本上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西方许多贤人志士的智慧和优秀品格的结晶,它基本符合人类之所以要组织社会、推选政府的终极目的。
   对此,那些21世纪的“爱国主义者”们,倘若不是怀有不可告人之目的,熟优熟劣,断不会黑白颠倒,发出什么“经济全球化是新殖民主义奴役全世界人民的侵略战争”、“为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斗争”……这种文革式的蛊惑人心的级左言论。——可爱固然可爱,不过这口气跟原教旨主义领袖本拉登的“教导”差不多。
   本拉登同毛泽东、希特勒的目的一样——要当球王。(自然不是贝利当的那个足球球王,而是地球球王。)要当球王,就一定要有一个精神神圣的宗教。这宗教,能将西方妖魔化:西方人道德堕落,群交裸奔同性恋,猪狗不如;西方人贪婪凶残、占我国土、掠我财物、杀我兄弟、奸我妻女,剥削得我们一穷二白。这宗教,煽起民族仇恨,高扬道德理想主义“圣旗”,让无数热血青年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唯教主马首是瞻,义勇大军杀向西方。
   所以,21世纪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文明”(文化)间的殊死冲突了。
   21世纪的中国内部,如果还有思想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的话,大约也必然是这“文明的冲突”的反映。
   就拿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来说,就经历过一番思想斗争——东方文化观点跟西方文明大前提的碰撞。用东方传统文化的观点看,这种不合潮流、惹恼权贵、招祸引灾的文章根本不能写!现在,比毛邓时代好多了,贪官污吏不点名尽可以当街破口大骂;政治黄色笑话也可以在茶社酒肆公开流传;你想表现“众人皆醉你独醒”么?简直扯蛋!谁不心知肚明,身体好点,多活几年,看他几爷子如何谢幕。何况这样的文章根本起不倒任何作用!写来做甚?活得不耐烦了?可是,西方文明大前提却告诉我:这文章非写不可!不写,独立精神从何而来?个人自由的追求从何谈起?再说你写了,不论好坏,你的心始安,人生价值可得而生命意义方显。至少,你活得不庸碌,对得起自己多年的追求,也顺应了你从小养成的叛逆个性。所以,这篇文章终于还是写了,西方的“良知”战胜了东方的“保身”。并且我从心底认为:这辈子西方文明的“毒”中都中了,人也老了,改也没法改,也不愿改,反正活的时间不多,能亲眼目睹“文明的冲突”在周围人群中作稀奇古怪千变万化的决斗,看看我们这些中西方文明之毒甚深的家伙,一个个是怎样被这个环境诛灭的,也算“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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