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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 话——我看张艺谋

一、关于“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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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公大谈张艺谋的成就主要在于他敢闯禁区,最后官腔十足地说:“我们要理解张艺谋,鼓励他的求索热情、允许他‘大胆地往前走’”。
   
   此公糊涂也。我看聪明绝顶的张艺谋何曾闯过你们的禁区。历来所谓“禁区”只有两个:一曰“右”,一曰“黄”。而张艺谋从来不揭露现代社会中的“阴黯面”或“落后的东西”,总是绕道而行。又想讨好观众与国外评委,绕来绕去,总难免有时有未及“擦边”的嫌疑。譬如,仅有一点点朦朦胧胧菊豆裸露的背脊骨,而且时间很短。足见张艺谋处理这镜头煞费苦心、慎之又慎,难道这能算“擦边”么?

   
   二十年代初,欧阳予倩先生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文明戏”,叫《潘金莲》。阳先生把潘金莲演成一位追求爱情、追求幸福、具有自我解放意识的大胆女性。当她灰黯的生活中突然闯进具备男性青年所有的魅力的“二郎”时,她发疯似的爱他,而且不顾一切,勇敢地向他倾述她的爱情。而英雄武松,则变成一个封建伦理、道德的卫道士,非但未被她的炽热的爱所感动,反而抽出匕首要了结这个“淫妇”。潘金莲在绝望之际,撕开衣襟,把握匕首的武松的手按到她洁白的双乳之间。当然那洁白的双乳是假的,欧阳予倩乃先生而非小姐,连那把匕首也是假的,不过阳先生“离经叛道”、“锐意创新”的大胆倒是真的,绝不Y,而且是七十年前。这才是“五·四”“闯禁区”的精神所在。很显然,无论是主题思想——对传统文化痈疣的暴露方面,还是对女性肉体的暴露方面,张艺谋跟前辈真叫没法比。试想,七十年后的张艺谋敢热情歌颂潘金莲,并把镜头对准她那洁白的双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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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真正的男子汉”
   
   某位自称张艺谋“几乎与我同龄”的老青年以无限荣耀、无限崇拜的口气盛赞张艺谋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这使我想起近来风靡大陆的台湾红歌星郑智化的《水手》中也有一句差不多的话:“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一个残疾青年的人生是苦涩的,在人生的旅途他摔的跤比常人多得多,因此,特别仰慕那些在人格上具有勇敢、坚毅、执着、不屈不挠等男性美德的男儿,认为这种男儿,才算“真正的男子汉。”因为水手曾对少年的郑智化说过:“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所以每当他摔倒时,耳边就响起水手这句话,激励他重新站起来,迎着风雨,踏上旅程。
   
   显然,我并不把张艺谋看成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虽然张艺谋是大成功者,而成功者大都具备“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诸多美德或素质;但我则把标准定在其是否人格畸形上。谁都知道,《菊》片是根据刘恒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看过原著的人都清楚,小说结尾在80年代初期,张艺谋却把故事往前推了半个世纪。这一关键改动说明什么?只说明张艺谋对其艺术品实施了“自宫术”,即向主子表示“我对你绝无威胁”。张艺谋这点点“自宫术”的苦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硬是令我理解不透的是:刘恒原著既“出笼”在前,作者并未因此而罹祸;同期报刊上(尤其是《法制日报》)也登了不少现在而今眼目下因封建伦理、道德或宗法观念造成的桩桩悲剧,也并未见主编进监、刊物停办,你老兄究竟在虚啥子?何苦胆小如斯乎!
   
   据说,明年影视作品一律进入市场,作为商品参加竞争。这使我想起旧中国的北京天桥。中国人为吃碗饭,各凭技艺,而无一技在身又不肯或不能卖苦力的则以“自残”方式行乞——吃刀、吞玻渣、钉穿手、跪碎瓷、以砖击胸,而最令人心惊的是把铁链穿于锁骨和腓骨之上,下面还吊一个大石锁——连乞儿都要竞争谁最勇敢,对自己最残酷:“这点痛,算什么。”有人担心上有“四个坚持”,下有“经济规律”,艺术不知会被挤成啥模样。我说竞争好,现在国民既然吃饭没问题了,象我敬爱的Y先生那样,把名利看淡点,该怎亲样做人还是怎样做人,该咋写依旧咋写,大可不必来点“自宫”或“自残”,因为买主变了嘛。这点改革非同小可,主人挑选“精神粮食”时头盘不用“公仆”们劳神费力了。挑选权既归主人,饿枯了的主人中欣赏酥胸玉腿,刀光剑影、枪林弹雨、赌魔笑怪的自然极多,但欣赏铁骨铮铮“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恐也未必极少。我说竞争好,竞争至少让那些连“莲花落”都唱不圆的混不到油大吃。我说竞争好,竞争既然能把海峡那边一个残疾儿“这点痛算什么,至少我们还有梦”的歌声吹进万千青年的心中,并引起强烈共鸣,(歌坛先几年放权于主人)我深信不久影坛也会产生让万千青年由衷地爱戴、仰慕的“真正的男子汉”。我说竞争好,竞争还会重造一个新的张艺谋,他还会继续拿国际大奖,他还会成功。
   
   三、关于“发掘人性中美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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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批评家对《菊豆》大加赞许地说:“从反叛传统到歌颂现实,发掘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漫漫乡村路上来了《秋菊打官司》,看似背逆中却同样重获了生命力。”哦—原来如此!
   
   谁都知道,“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有些属人类共有的天性”当艺术家在发掘这种人性时,并不能特别证明社会主义现实就特别“美好”,艺术家也就歌颂了现实。就拿人性中美好的“舍身救人”来说:五十年代新南门桥下淹死一个救落水儿童的人民警察,九十年代初九眼桥下又淹死一个救落水儿童的青年,最近,报载彭县县委副书记亲自救起一落水老人,如果这就算体现了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党的谆谆教导和“英雄王杰”榜样的鼓舞作用所致,那么英国影片《冰海沉船》以及美国影片《冰峰抢险》、《卡桑德拉大桥》、《飞越灾难》中涌现出众多的“舍身救人”的“英雄人物”又将如何解释?连香港影片《喋血双雄》中,冷血杀手“周润发”在危急时刻竟也舍身救出一小女孩,这跟香港的现实有多大的关联?可以说“发掘”这种“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跟现实无关,也并非“具有中国特色”,不仅国民党有,美帝国也有。
   
   既是天性,便与现实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天性中有东方人认为美而西方人认为丑,旧观念斥为丑而新思潮赞为美的,这就叫观点不同,或曰“立场有别”。刘晓庆《无情的情人》发掘的是人性中原始的未被“文明”扭曲的情欲野性美,这跟美国新潮影片《野性难驯》的作者所讴歌的情欲野性美同出一辙。由于《无》片并未抨击“奴隶社会”,《野》片亦未恶攻“法制社会”,而使其变成“超现实主义”作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者并非通过“挖掘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去“歌颂现实”。
   
   当然,社会行为人的行为动因一部份出于天性,但却有很大一部份的确是受社会文明的制约,即受文化背景的潜移默化。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以“不祥”之罪名开除后,只有拿起菜刀乱砍土地庙的门槛;而韦唯被团长谤为“不洁”(患有爱滋病),并被打入“冷凳”后,却敢求助于舆论界澄清是非,以正视听;而美国一妇女被公司经理以“有病”为由逐出公司,并被弄到精神病院达15年之久,她频频打官司,终于得到326万美元赔偿。足见社会文明不同,各国文化背景有异,则社会行为人非天性行为被打上不同的“时代烙印”,和留下各异的“文化投影”。
   
   我们若以韦唯为例,纵向比较,则韦唯所处的时代明显进步了,韦唯也较祥林嫂勇敢。但若横向比较,韦唯的现代意识(法制观念、人权观念等)明显不如美国一普通“疯婆”。再如美国警察打黑人,而法院判决不公,就酿出举世皆惊的“洛杉矶骚乱”;而最近报载,某地因宗法观念一族人三百多众,包庇藏匿族中人的罪犯,竟围攻打骂前去执勤的警察达数十小时,更为恶劣的是身为族长的某书记打骂警察不说,还亲自下了警察的枪。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某书记仅被“开除出党”!我们的法非但显得不公,而且显得无力。这就叫行为人所反映出的“时代烙印”和“文化投影”。
   
   然而,中国的国情确有其特殊性,那就是城乡“文化背景”差异太大。隔壁王婆婆买了盒月饼,头口没咬到心子,二口又咬过了,愤然之下,竟不怕再白花2角钱,敢投书“消协”。而报载某山区千户农民买了供销社的Y种子和Y化肥,颗粒无收,几近破产,数千之众呼天抢地,却无一敢上告这不仅骗人,且坑害人的“官商”。这就足见同处一个时代而“时代烙印”可以恍然隔代、“文化投影”亦可有天壤之别。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瞧瞧秋菊打官司的行为所反映出的“时代烙印”和“文化投影”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最近报载湖南某妇女因不堪于摊派之负,当乡干部(极象舞台上白鼻梁差役)前去逼索时,跳塘自杀。北京各大报遂以“摊派猛于虎”之标题警醒世人。据记者调查表明,各级加码向农民索逼的各种名目的摊派费中,除极少数“取之于民而用于民”外,绝大部份则是用于买各级领导的面子。——竞争所谓“政绩”、实现各种“达标”指数,完成各类任务,和必不可少、互相攀比的车子、房子以及恭迎上级检查也必不可少的排场费、粉饰费等等。至于农民,视命如鸿毛,面子当不得饭吃。那些连警察都敢打、连警察的枪都敢下的“土皇帝”平时打骂农民,不是小菜一碟、家常便饭么?而身处这种现实、这种文化氛围中的秋菊,丈夫被村长打了,她却敢“打官司”,前提何在?一、村长还不算太坏,还基本讲理;二、她有占理不绕人的犟劲。当然,“打官司”行为本身还不足以说明什么,秦香莲不也打官司么?常驻北京的“告状专业户大军”不也多是这些农村妇女么?关键还在于秋菊之所以打官司的“目的”,即“行为动因”。秦香莲打官司,目的是要叫“昧良心的”受到惩罚,前提是“天理难容”。王婆婆投书“消协”,除要索赔外,也想臭一臭那些个制造“伪劣”者的名,客观上也免后来者上当。而牛黄丸秋菊并非执着于“谁是谁非”,也并非固执于追究犯法村长的“刑事责任”,而仅仅只想“讨个说法”。——面子上好过点,谁知村长偏偏也是个犟拐拐,“老子给你赔礼道歉?人活脸,树活皮,我堂堂一村之长面子往哪儿搁?”(现实中,官有多大,面子就有多大;本来小矛盾,由于拿不下脸,酿成敌我矛盾的例子多矣!)显然,《秋菊打官司》所昭示的“牛黄丸的面子碰犟拐拐的面子”的“文化投影”并不是如某批评家所说“表现了人的尊严,人的人格地位,表现当代人自尊意识的增强”,而是不仅被柏杨挖苦过,也被鲁迅抨击过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至今流毒甚深的阿Q精神——传统文化中影响最大的面子观。秋菊也并非张艺谋塑造的“争人权”的早醒儿,而是在传统文化浓烈的现实中身受其害而不自知的典型的悲剧人物。自然,艺术形象的意义远比那个跳塘自杀的农妇的例证深远得多。不凭这点,张艺谋怎么能拿到西方电影大奖?未必西方电影大奖的评委们个个都是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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