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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话与傻话

——读邵力子《聪明话》之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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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子说傻话,确乎固然。但聪明人就一定不会说傻话么?我看未必。有时聪明人的聪明话聪明得翻了坎,事与愿违,变成“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傻话。终点有时便是起点,起点有时又无异于终点。圣·奥古斯汀所谓“聪明的愚蠢”是也。
   

   明代梁亿的《遵闻录》记有一则故事:朱元璋在未坐龙椅之前曾于不惹庵题诗一首。后御驾亲临,见其诗已被刷掉,大怒,要主持老和尚“拿话来说!”老和尚此时早吓得脸如死灰,浑身作筛糠状,言语不得。一小和尚见状,立马跪地颂诗一首,诗曰:“御笔题诗不敢留,留时只恐鬼神愁。曾将法水轻轻洗,犹有余光射斗牛。”朱皇帝听后龙心大悦,立马提拔小和尚为大主持,并犒赏全寺。无疑,这小和尚聪明过人。他的一席聪明话非但救己,而且救了全寺大小僧众;非但消灾祛祸,而且名利双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故事无疑表明:聪明人的聪明话总是在某种“高压”下压出来的。
   
   因此,在封建社会,聪明的官吏绝对比聪明的和尚多。因为皇上随时都要拿些烫手的问题喊官吏们表态,即“拿话来说”。两千多年的高压磨炼,慢说是人,癞哈蟆都炼成仙了,官吏们哪能不学乖变聪明?所谓“一级哄一级,一哄到顶”也。聪明话的实用主义基础决定它的核心一方面要化解从上而下的压力,另一方面进而求得“上面”的欢心与赏识。
   
   然而世事难料,世界既非专门为聪明人而设,聪明人也就不可能永远吃糖。老子都说“祸福相倚”嘛。明代徐怨卿《翦胜野闻》就记有一个“聪明变愚蠢”的故事:大狱关了个证据不足的疑犯。朱元璋欲杀之,而太子以为不可,证据不足就该放人。恰好此时袁凯在旁。于是朱皇帝问曰:“朕与太子之论何如?”袁顿首进曰:“陛下欲杀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朱皇帝听后心想:“你也太耍小聪明了嘛!两头都想逮着,两头都不得罪,说了等于没有说,表了态等于没有表态。你把老子当瓜娃?拿老子当听不来话的木棒槌?”于是脸一沉,手一挥:“欺朕太甚!”可怜这位精灵虫为一句无过的聪明话下了大牢。后来袁凯在狱中又耍鬼聪明,三日不食,装疯吃屎。又被朱皇帝识破,说:“我听说疯子是不晓得痛的。”于是命人以木锥钉之。结果聪明求生者袁凯被活活钉死。
   
   中国几千年来之所以盛产聪明人,盛产官场老油条、社会假正经,自然与“君权至上”、“官高一品如泰山压顶”的权力组织结构有关,但也确因中国文化里历来都流行极富中国特色的生存智慧即“厚黑哲学”有关。陈子展《正面文章反看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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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青年过于相信这类宣传标语,自以为革命,他们可宝贵的生命便轻轻送掉了的,倒还戴上反革命的罪名。有些聪明人仅仅把这些东西做幌子,小之则有事可做,不失温饱;大之则升官发财,安富尊荣。管什么革命不革命,不过面子上不能不做正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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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文章”自然都是聪明话。专做“正面文章”的聪明人自然在历代都吃香,不劳而获,钟鸣鼎食,轿车美人,享尽荣华富贵。可是,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像袁凯那样,付出惨重的代价。
    还有另一种代价:那就是聪明人跟聪明人之间的“争宠竞争”。你会捧,他比你更会捧;你不要脸,他比你更不要脸,你会暗算他,他也会阴整你;你落井下石,笑脸暗藏杀机,他也会罗织罪名,伺机反戈一击;……总之,宦海沉浮,机关重重,倾轧争斗,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干出些伤天害理、人神共愤之事。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永远稳操胜券,一旦战线拉得过长过广,都有可能最后把斗争得来的东西输得干干净净,包括自己的性命和子孙的性命(譬如和珅、譬如陈希同)。所以王弼《周易·颐卦·注》才说:“求禄则辱来”也,所以《红楼梦》才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也。
   
   然而,无论历史教训多么深刻,至今官场仍以人满为患。只要当官能发财,有欺头、有甜头、有想头,就难免聪明人不钻营、不争抢、不“密匝匝蚁排兵,乱哄哄蝇争血”了。当然,聪明人自有聪明人安且稳之策。记得咸丰状元孙家鼐就写过一付著名妙联,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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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甚么地步说甚么话
    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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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从当今的水平看,孙状元的聪明亦甚稀松平常,公仆们谁不会?——尤其是九十年代后,“市场经济”突飞猛进,政治运动被淡化处理,似乎没有了“引蛇出洞”,似乎没有了“恶毒攻击”,公仆们每天“一张报,一杯茶”日子舒坦得很,再笨的人,他何苦找些虱子往自己头上爬呢?何况公仆个个都聪明。
   
   可是,正因为时代进步了,“市场化”已成定局,文化(文学、艺术、新闻、传媒、出版、影视等)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买主——民众。这就大为为难了那些吃文化饭、专以“正面文章”谋“黄金屋、美人簇”的公仆和文化人。因为他们现在除了要完成“喉舌”的任务外,还得竞争,还得想方打条拿些民众喜欢的东西“以飨读者”。否则,民众不买帐,包包头的钱不出堂,你总不至于靠“下文件”教民众硬把包包掏空吧?
   
   所以时代不同了,行情有所变化:过去“伴君如伴虎”,小心伺侯着,脸厚着心黑着,孙状元式的油着滑着,也就混过;现在“一仆二主”,而且下面满意上面就要喷痰,上面满意下面就要骂娘。——譬如“春节晚会”,难着呢!
   
   这上下两极又先天注定了观点对立、好恶相左。如明代蒋平阶《东林始末》就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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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锡爵尝语宪成曰:“当今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
   
   
   譬如提意见,这是人之常情,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试想,小和尚怎么敢跟朱皇帝提意见呢?除非他想找死。所以至今中国人都怕给上面提意见,否则,私下里不会形容这种蠢人是“提着脑袋提意见”。可见上面永远要把善良人们的人之常情,当着别有用心的“恶毒攻击”。于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毫无畅所欲言的文化生态环境,不得不把从儒教那儿得到的良知道德的“热心”变成冷笑与诅咒。——在地下,在阴暗的角落里。就像家破人亡,但依然在默默思考与写作的顾准。他实在已经不可能再是为名为利了,他只为了保留这点点为上面所摧毁的“人之常情”而已。
   
   再譬如,连民间智力低下的一般老百姓都懂,在与人打交道中,要谨防那些“好话说尽,屁儿烂完”者。可上面几千年来无不偏偏最信任那些吹捧舔贴的奸佞之人。“风派”人物除了脸厚心黑,啥本事也没有。他们靠舌头平步青云,几千年来屡试不爽。他们不仅钟鸣鼎食、轿来车往、不劳而获,而且绝大部分必然贪污枉法,胡作非为。——上面就是喜欢,你不满,地球照转,厚黑学照样吃香。
   
   可见上下好恶之对立互反,“此情绵绵无绝期”也。
   
   于是,为了不得罪上面,为了迎合下面,聪明人大都“作不深不浅之揖,啖不热不冷之饼,说不痛不痒之话”(清·史振林《华阳散稿·自序》),而且大都尽往“生理”处说,所谓“犬马声色,何人不欲”也。于是,主流文化除“正面文章”外,就是媚俗的“快餐文化”,人文精神在这种畸型大流冲击下,被迫处于边缘、角落甚至地下。于是文学从此失重,走上一条浮躁、虚幻与粗鄙化的不归路。史铁生《记忆迷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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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并不否定聪明的作用,但写作如果仅仅是大脑对大脑的操作,则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大脑都难免进入文学的穷途。文学的无穷天地,我想可以描述为:大脑对心灵的巡察、搜捕和缉拿归案。聪明对于写作是一件好事,正如侦探的本事高超当然更利于破案,但侦探如果单单乐意走进市场而不屑于巡察心灵,我们就可能只有治安和新闻,而没有文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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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俗文化”不满的,除了那些恪守“文学使命”的人文知识分子外,还有一种人,情绪更为激烈:他们独立高岗,挥舞“道德理想主义”大旗(红旗?),高扬一种“时代背叛”,企望“热血回归”,再创“圣洁的宗教的民族精神”(甚至是一种小民族可怕的血腥的民族主义)。他们把对当今文化堕落的深恶,混同于他们对大族欺凌的痛绝。背叛纵然是背叛了,反抗纵然也是反抗了,但他们愈“正”,却愈见恐怖。因为我们对“红卫兵情结”以及那个道德理想主义时代的“正”“邪”之争,记忆犹新,创伤未结。
   
   当然以为俗文化“泛滥成灾”的,还是上面。
   
   俗文化影响所及,信仰崩溃,道德沉沦,世风日下,乌烟瘴气,物欲横流,犯罪猖獗。几千年的历史上,人心没有比当今更乱的,民众没有比当今更为难于教化的。“正面文章”,人们愈来愈不信也愈来愈不看、不听;其地盘与影响在严重缩小(譬如国产影片大滑坡,报刊编辑公然拒登一味歌功颂德的文章,除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决不乱发《社论》等等);其“形象”遭到空前的萎缩与藐视;其声望降到历史的最低点。于是,上面愤怒了。“精神文明建设”又一次紧锣密鼓地敲响起来。
   
   下面这段故事颇有趣: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为远东战区备材,选百人来中国接受汉语速成培训。由当时《大公报》主编赵元任先生主讲。数月后,学生们自办一汉语小报名《小私报》,其内容当然污七八糟,因为他们仅仅重在自娱与自习。而赵主编盛怒之下,找来他这批洋学生的小主编,大大地痛斥了一通。谁知美国鬼子却大咧咧地说:“您老先生若是老板,我们是您的雇员,吃您的饭,当然您喊咋说我们就咋说。可我们《小私报》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一切都按经济规律运行。您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却不是您的‘小厮’;所以您无权以‘公’压‘私’,我们也决无义务永远听您的。我们想说啥就说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您管得了?!”
   
   过去的御用文人理所当然必须替主子说话(包括摇头、点头、举手、投脚),正如宫廷弄臣必须让主子开心一样。倘若卖身为奴的人也要要求“人格”、“说自己的话”,简直“天理难容”也。话又说转来,倘若主子从此不再“管饭”,把奴才推入市场,令其自谋生计,又要他依旧说您爱听的话,依旧做使您欢心的事,这也未免“有失公平”了罢?——天下哪有这本书卖?!
   
   “这本书老子偏要卖,你们能把老子咋个?惹毛了,老子取消你们的发言权,教你们只能说给自己听,又能把老子咋个?!”
   
   确实不能咋个。
   
   于是,有条件的纷纷逃离。但逃离又必须忍受身处异文化边缘的失落与生活的煎熬。痴傻的,为此付出生命(如顾城);聪明的,领悟了竞争技巧,纷纷“杀回马枪”,名利双收(如曼哈顿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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