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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铺派文学“理论”现编之六:出关

   老子为什么要出关? 既要弃世出关, 为什么还要留下五千言?——这个千古之迷, 至今无人能解。 当然鲁迅也不会去冒这个风险。 他只是通过小说《出关》,表现他对既存价值体系的恼怒而引发的“出关”(向往苏联抑或延安?) 情结。
   
   人有逃亡本能。 逃亡意味着求生。
   
   作为一个阴郁的哲学家,老子可能已将生命的本质窥破,将人心看穿,将社会结构摸清,在绝对失望与大彻大悟中逃向蛮荒,投入自然。因为那个时代的生存环境并没有恶劣到逼人非逃不可的地步,既非文网密叵,又非苛政猛于虎,叫人实在活不下去。其实春秋时代反倒是历史上文人少有的最佳生存环境:没有极权统冶,一没有思想改造的紧箍咒,没有文字狱,没有宗教束缚,甚至没有商业文化的压力,只有点点“周礼”的礼仪道德规范,写作是绝对自由的,思想是绝对开放的。加之写作在当时还不可能是一种谋生手段,他身为图书馆馆长,薪俸虽不多,但足以养命。所以,他的逃亡是纯哲学的逃亡:他只是对整个人类失望,并不是对其生存环境的反叛。

   
   老子的哲学逃亡,正因为并非求生而是自杀,所以他必须留下五千言,留下他天才的崭新的价值体系。因为他的读者只能在这块土地上,他的知音,现在没有,将来必然有。
   十年来,逃亡已成时髦浪潮,每年有数万人涌向西方,但哲学的逃亡恐怕不多。显然,当代中国人的大逃亡, 只是本能的逃亡,求生的逃亡,只是对生存环境的选择,只是追求幸福生活人性的必然,既纯朴也原始,平庸得红光满面、五光十色,连《玩偶之家》中娜娜的出走都不如。
   
   当初,“受逼害”、“被封杀” 而不得不逃亡的诗人、文学家就有点哲学逃亡味,比其它逃亡者多了点李陵的悲壮与杨四郎的无奈。然而数年后,情况大变,逃亡文人处境尴尬、心态颠倒、情诸恶劣。因为他们既不能借政治风向顺利融入西方主流文化,又不愿降格为普通人或纯粹打工仔,仅仅为生存和生活幸福而从头做起。他们所面对的仍然是老子出关时所面对的问题——中文写作离不开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离不开说中文、读中文的那个人群!
   
   于是,这批生话在西方后现代社会的逃亡文人,在“后现代思潮”(或主义)的强烈冲击下(既然全人类都义无反顾地放逐了“崇高与神圣”),在西方竞争竞意识的生存智慧的现实教育中(西方“经济动物”们的所作所为既令他们痛恨,又令他们敬佩),多半终于大彻大悟,明白了个人奋斗的真谛——一切以我的名利为准!
   
   于是,中国的近几年的主流文化突然之间涌出许多“出口转内销”的文化热。譬如“理想主义的召魂大旗”、“曼哈顿的成功女人”、“上窜下跳的诺贝尔专业户”、“中国的帕斯切尔纳克部落”、“新殖民主义理论家园”、“批判西方霸语话权火枪手阵线”、“自由主义误导说吹鼓手联盟”、“ 民族主义说不派摇头邦”……等而下之,那些穿梭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混混、文化掮客、 文化娼妓、那就太多太多了。
   
   有一句俗话,总结得最为精辟:“早晓得买主并不计较屁股白不白,那又何苦跑那么远拿洋水洗了一遍又一遍了呢?”等于是说:“早晓得文学是离不开故土的,那又何必逃亡呢?”、“早晓得人生是为名为利的,那又何苦反什么叛呢?”、“早晓得‘反叛’文章还能成星成腕,那又何必不像痞子那样玩一回文学呢?”、“早晓得生话是无所谓善恶的,我干吗要跟主子过不去,其实是跟自己过不去呢?”、“早晓得中国人是那么实在,那么无耻与下贱,当初就该横下心来抹下脸来挤进官场!——当他妈一盘王宝森也值!”……
   
   文人一旦丧失了对自我价值的自信,他的“回归”就是必然的,须知弃儿一旦允许“常回家看看”,那是要感动得痛哭流涕的——这就很有一点儿像历代的“隐逸文学”一样,因为他们始终没有割断在朝的既有价值体系跟自己的关系,始终“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大凡怀有所谓“功名”之心的人,始终对“朝廷”抱有幻想,说穿了,其观念就是始终对主流文化的价值体系采取认同。
   
   于是,我理解为什么刘晓波会对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居然也全面否定了,因为在他看来,这二十年的主流文化(极权统冶的意识形态监控与乌七八糟.形形色色的商业文化)看似水火不容,其实互相利用,各得其所,二者有相同的价值体系:入世的、唯物(质)的、现实的、实用的、个人奋斗的“厚黑”——升官发财,就是这个体系的总纲。所以“主流派”也就无所谓他们在朝还是在野,是忠臣还是奸商,是明星还是痞子,是《最可爱的人》还是《上海宝贝》,是海外“精英”还是文坛“怪侠”。—— 我把这个价值体系认定为“聪明人的庸俗的生存之道”,并认定它必然会扭曲人性、毒害人类。
   
   譬如大散文家汪曾祺,在毛时代就曾努力上进,主动卖身,写出名噪一时的《芦荡火种》(《沙家浜》),颇受上之赏识,成御用文人中之佼佼者。到邓江时代,天良发现,心有忏悔焉,遂走唯美之路,专写乡土风俗人情之美,把散文当成了清淡的国画,陶冶性情,将曾被扭曲的再扭转来,终于找回了真价值,给这世界多少留下一点儿美的东西。也就是说汪曾祺晚年的努力是“由大俗变大雅”,并不等于“大俗就是大雅”,他倘若晚年还在写他那套歪曲历史的抗日爱国题材,这辈子就注定只是个聪明的奴才而已,只是个俗不可耐的不堪收拾的烂文人、一个丑类而已。
   
   又譬如同样在毛时代成了著名“大批判”红笔杆子的余秋雨,无论在邓时代搞学术,还是在江时代写散文,表现出的“方向感”都极敏锐,终于操成天才的文化弄潮儿,几成官方的文化代言人,八方指点江山,差不多重铸了“新时代精神文明的文学辉煌”。因此他死不忏悔,始终不悟他的春风得意,正是越陷越深,丑上加丑。这就说明像他那样的聪明人无论多聪明,无论他的现实生活多高级、多富贵荣华,他死后的文名是一定成反比的。
   
   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语·穷》说:“我觉得穷人的一切已经被富人剥削得净尽了,只剩下这个‘穷’字,应该为穷人所专利,有时候却被富人托庇或借光,世上不平之事无过于此。”余秋雨写《遥远的绝响》,正是“ 富人托庇或借光于穷”,就像王右丞托“隐”而庇、借“逸”而光一样, 就像痞子王托“反”而庇、借“叛”而光一样,都是聪明人掠傻瓜之美——这一点非但可恶,而且厉害:它混淆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体系,轻者如达官显贵们的附庸风雅,“酒病恼秋雨,双婢扶出看黄花”,叫真正的穷隐士为避嫌而不敢再讴歌菊花;其次如港台歌星流行的酷打扮“乞丐装”、“ 穷鬼发”,叫真正的乞丐穷鬼误以为“领导时代新潮流”而更加自惭形;最甚莫过独裁者频频作秀,巨蠹硕鼠们煞有介事、装模作样地“欣赏”交响乐,提倡“高雅艺术”,其实是把人类的艺术美强占了去,以掩饰其丑恶,为其极权统治服务。这是一种穷凶极恶的掠美,是对高雅艺术的最深刻的玷污。
   
   因为嵇康是傻瓜之最,是傻瓜价值体系最瑰丽的乐章,所以一个无品可言的绝顶聪明的当红炒家对嵇康代表的傻瓜价值体系的掠美,摇身一变,就成了赞赏傻瓜的人格论者,就显得尤其可恶,令人忍无可忍。
   
   我的文学,无疑先天注定必须坚守傻瓜们的价值体系,除了美,我一无所有,也不再追求其它。如果这些掠美者把我们唯美者逼得逃无可逃,那就只有转身反咬他狗日的一口!
   
   
    200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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