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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剌梨蓬草” 辫

   北大教授、“鲁学”专家、余杰的导师钱理群先生在《随笔》2000·2期上发表了一篇给老同学兼老乡的“乐群同志”“抽起”(川话,意指吹捧,但比吹棒多一层朋友间的“义”意)的文章。文章題目是:《“咬紧泥层根不死”》,副标题是“——读韩乐群《剌梨蓬草》”。文章自然狠狠地、独出心裁地、高屋建瓴地吹捧了一番。

   

   那么乐群乃何许人也?原来是成都人称之谓的“大屁爬”,一个大歌德派吹鼓手,专洑上水的烂文人。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可能还有点印象,五十年代末至文革末好长一段时期,灌满我们耳朵乃至头脑的许多颂歌,其中有些歌词,就是这个乐群写的!据说仅“歌颂三面红旗”、“高歌大跃进”歌词就有千首之多。足见此人屁爬之彻底,足见在独霸文坛的歌德派中也属重量级人物,其受宠之程度与显赫之地位可以想象。

   

   然而,时过境迁,自从港台流行歌曲入侵大陆以来,吹鼓手们的日子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象乐群这样毛时代的红人, 到九十年代中期, 差不多也就彻底失落了。加之他的红色桂冠、前朝朝服比阎肃重,尾大不掉,让阎肃占了“歌颂新时代”的头彩;他的才气又不如乔羽,当乔羽向流行歌曲靠拢,写出《思念》(毛阿敏凭此歌一炮打响)而重新名震海内,他只有搥胸顿足的份。这双重失落令他有刻骨铭心之痛,犹如破落户阿Q的口头禅:“咱们那二年比你还风光……”

   

   俗话说:“离干牢骚多,离干越大,牢骚越多。”因为他们毕竟从“利益集团”中退了下来,再也享受不到特权了,说话也没得人听了,故必然牢骚满腹,对“改革开放”后许多物欲横流后的种种怪现象,当然看不顺眼,本能上大反其感,观念上大嫌其恶了。于是,耐不住寂莫的他也“有话要说”,也“有情要抒”,也要“载道言志”,也要“抨击时弊”、“体恤民瘼”、“哀民生之多艰”。于是,他转向不再写他现而今卖之不脱的歌功颂德的红歌词,自然而然写起了古典诗词(“离干体”乃当今社会一大文化现象,受他们崇拜的“老一代革命家”即“百元死人头”诗词的影响,虽现身处边缘与民间,但决不放弃“表忠”与“爱国”)。几年下来,居然出了一本诗词集《刺梨蓬草》。

   

   引他的诗,也是对本文的一种侮辱,还是看看他的题目罢:《哀童工》、《悲童商》、《愍女婴》、《吸血鬼》、《下岗愁》、《官倒难倒》、《反腐》、《官迷》、《吃公宴》、《涨声》、《裙带风》、《枕头风》、《造坟热》、《斗富狂》、《硕鼠》、《官蠹》、《大出丧》、《行路难》、《哭笑难》、《特区舞厅》、《色魔》、《造神》、《假祸》、《名骗》、《赌风》、《逆子》、《卖珠叟》……光看这些题目,似乎的确是一付古道热肠、一身正气的样子,的确秉承了杜白“美刺”及社現爱国传统。

   

   啥子叫“掠美主义”?乐群老屁爬的《刺梨蓬草》就是!歌德派的著名红人,摇身一变,就自封为“刺梨”“篷草”了。对此,我等自放江湖的“野草”该说些啥?对此,幽默的流沙河先生说:“那你们就冒充‘官方’嘛!”

   

   出于义愤(球大爷喊他要自比“蓬草”),我不得不对掠美主义多批几句。所谓掠美主义,乃是一种专制独裁或极权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再腐朽再万恶的统治者绝对都要把自己美化为“正”的、“道德”的、“真善”的,没得那个承认自己的统治“吃人”,那怕血流成河、尸骨遍野,饿死几千万人摆起。因此掠美主义的横行总表明:一,独裁者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爱民如子”、“替人民谋福利”的光辉形象,二是表明了民间的话语权被“鹊巢鸠居”。譬如“人民的声音”,早在四十年代的陕北,就被和珅一流歌德派变成“东方红,太阳升,……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的伪民歌;就掠了民歌之美,替主子打了粉,又掠夺了人民的话语权。希特勒当年就以“国家”(其实是他个人)全权代表“人民”挑起了二次世界大战,而德国人民只配在其指挥棒下充当侵略工具,最后接受战败国应得的惩罚。直到現在,德国还有“新纳粹”势力,足证希特勒肯定掠了“民族英雄”之大美,否则,那样大的民族灾难怎会未曾惊醒那些德国人?

   

   我这个人从小在古典诗词审美上就有些怪癖。念书时,就特别反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三吏》《三别》、《卖炭翁》以及陆游、辛弃疾等的所谓“爱国主义”诗词。我以为教育当局选为课文的这些“现实主义”名篇,乃为政治服务,強灌给我们的“意识形态”;而这些名篇矫情、炒作、伪饰。如杜甫之“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才是真情实感之写照。我偏爱那些没有儒家载道言志色彩,纯属个人的言情或唯美之作。我固执地认为:一切站在“大我”立场上说的话都有可能其中有假。因为传统儒家的载道言志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官方文艺思想)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十分强调文学的神圣性和人民性,十分强调文学“担当道义、教化人民”的责任性和服务性。而在这种“神圣”旗号后面的,又总是人类最丑恶、最骯髒的东西——敲门砖、登龙术、蒙汗药、勾魂香 、AX片……不外乎一己之私利,一利益集团之特权而己。所以传统大话文化总是乘着“神圣”的翅膀直上青云,翱翔天空,遮天蔽日;掠美主义歌德派吃成顺门的话语,总是未经任何人同意,就“代表人民”——“我们翻身得解放”、“我们当家做主人”、“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的幸福生活比蜜甜”、“我们的祖国为什么这样繁荣富強?因为有了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这辈子运气不好,不得不长期面对掠美主义对人的精神的侵蚀与捉弄,此中感触颇深,困惑也不少。譬如:一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文学理论抱有同情——強加给文学的那些神圣性、人民性的话语权力本身,明明是伪善的渊藪、罪恶的掩体、丑类的工具,蒙蔽人们的眼晴,腐蚀人们的良心,的确该解构解构,掠美主义不能再横行无忌、再得意猖狂了。不管是向它吐口水也好,比中指拇也好,是红歌黄唱也好,把圣旨裁做月经带也好,……无厘头解构文化令“神圣”之光芒不再,或曰“黯然失色”,总是令人愉快的事;心中的愤恨,总算被“你也有今天”撫平了一些。再说,敢向圣坛屙尿,敢向红太阳比中指拇,总也是一种进步。然而,“解构”总得看对象吧?解构一切神圣、崇高与伟大,不分清红皂白乱解构一通,未免矫枉过了正,难道人类不该有理性?不该追求社会进步?道德与文明?

   

   另外一方面,汉语语言经这几十年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改造,受严重摧残与污染。筱敏《词的命运》讲得很清楚:八十年代前的中国人就是在这些癌细胞一样病变的词的包围中被洗了脑、被奴化、被扭曲而不自知。除“群众运动”不断外,学习《文件》、学习《社论》,几乎是所有人日常生活的必修课,从不间断的。故中国人长期在忍受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语言的折磨;受害愈深,其反弹必然更大。我虽然心中一直比较鄙视“痞子的聪明”,但陈村评他的语言价值说:“正经得太长久,就有了假正经,接着假正经倒成了正经,于是有人就羞于正经了,甚至以不正经来反正经了。”不能不说确实也有点道理。痞子自抹白鼻梁的反叛,确实也有点颠复伪价值、伪语言(姓社名语)的意思。(而这点,我以为恰恰是成都民间语言之特長,“成都文化”之光彩照人处。如“雄起”、“屁爬”之类。)所以,我曾在《野草·86期》的《边缘人语》中象流沙河先生叫成都人的魂一样,叫那些失魂落魄、躁动不宁的文化人的魂——“从‘陈辞烂调’中逃亡吧!”

   

   一切假正经的话都是冠冕堂皇的,而一切冠冕堂皇的话都是陈辞烂调。所有掠美主义受自己观念与水平的局限,他们只能在陈辞烂调中讨生活。而象秦晖那样对农民问题、对公民权力问题的言说之美,象肖雪慧那样对民主体制、个人自由的言说之美,他们就没法掠,跳起跳起地掠,也掠不到,因为他们太“矮”了。同理,王维语言的空灵,李商隐语言的玄妙,李白语言的丰逸,孟浩然语言的朗润,温庭筠语言的华茂,杜甫语言的沉郁,白居易语言的素朴……但凡艺术成就有一定高度,掠美主义都徒叹奈何,想掠也掠不到。相反,适合装冠冕堂皇的假大空话的古典诗词,掠美主义用起来最顺手,最能藏拙卖乖。

   

   乐群之流歌德派离干们只有那点点脓血,其实并不可怕,只是其不甘寂寞,白白糟蹋了祖先留下来的这些美的形式而已,影响并不大。倒是象钱理群这样素有“自由主义”称号的名教授的“实用主义”转变,才令人大失所望,最近竟同新左派搅到了一起,反什么战。这种不自我珍惜的行为就远比马原等先锋向商业文化投降,陈凯歌、张艺谋之流向威权政治缴械并卖身投靠为其冲锋在前更令人无法理解,更令人痛心。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害了什么病?!

   

   2002·12·152003 . 3.20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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