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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后持续三十年的四川成都地下文学沙龙-『野草』访谈


   右一为陈墨 【本名陈自强】『野草』主编
   关于前后持续三十年的四川成都地下文学沙龙-『野草』访谈



日语版本『蓝•BLUE』总第18•19期合刊号


2005年6月出版


翻译者:森林优纪•刘燕子


时间:2005年3月2日


地点:成都某茶馆


人物: 陈墨 【本名陈自强】 沙龙核心人物之一,『野草』主编


王怡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副秘书长,成都大学法学讲师


询问者:刘燕子、刘帮 中日双语文学刊物『蓝•BLUE』编辑

   燕子:你们的文学沙龙何时形成?参加者是那些人?如何相识的呢?都出生背景属于“黑五类”或“灰五类”,被排斥在时代风云之外吗?
   陈墨:大约形成于1963年11月。主要成员有邓垦、我、徐坯、九九、白水、蔡楚、吴阿宁、吴鸿、苟乐嘉、殷明辉、野鸣等二、三十人。绝大数是“右派”和“黑五类”子女。我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军官。我5岁那年母亲改嫁,我即离开了父亲,由我外婆带大。1961年,我外婆饿死了。死前全身浮肿。
   我们大多数是街坊邻居、成都29中前后的同学。29中学成立于1958年,邓垦1960年入学,1962年毕业。徐坯低我一年。所以我们认识极为自然。还有些朋友在文革中的“黑书市”上认识的。
   燕子:何时何地宣布结成和解散?
   陈墨:没有宣布过结成和解散。
   燕子:有无明确的文学纲领和目标?
   陈墨:没有明确的文学纲领和章程。目标是继承“五四”传统,跳过官方、直接回到“五四”。
   燕子:请谈谈您的读书生涯。当时你们如何获得阅读的精神资源?文学创作上受到谁的影响吗?
   陈墨:我从小喜欢读书。小学快毕业时,我用一把自制的木手枪从同学那儿换来一本破旧的『四角号码新词典』,这是我平生拥有的第一本书。我买的第一本书,是读初中时在旧书店买的一本『白香词谱』。其实我那时并不懂诗词,其内容也与一个少年的生活无关,但是就是觉得诗词很美,音韵悦耳,显示了古人在一种约束下又获得更高一级自由的才华美。读初中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姓杜,人帅,学问高,尤其是一手漂亮的草书,使我们全班的男生对草书着迷,而我尤甚。我花两毛钱在地摊上买了平生第一本帖,王羲之的『草诀百韵歌』。小学五年级时,正逢“大跃进”中的“全民诗歌运动”,有多次语文作业就是写诗歌。我也写过讴歌“大跃进”的诗歌,内容虽然荒诞,但是音韵以及起承转合,无师自通。我几乎先天地喜欢一切愈有格律因而愈难,而愈难反而愈能体现才华美的形式。
   1963年我在做临时工时结识了右派分子叶子,他的本名叫叶超。由于工地离家很远,我们都住在工地的工棚里。他四川大学毕业才两年就碰到了“反右运动”。他的老师张默生因为同情流沙河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打成右派,他因为同情张老师,私下说了几句良心话,也被打成右派,新婚的妻子也跟他“划清界线”离了婚。
   他跟我讲古典文学,也讲外国文学,但讲得最多的还是文坛种种黑幕:从李希凡出卖恩师俞平伯到全国围歼“胡风集团”,从“反右运动”到“左联的派系之争”,从鲁迅谈到郭沫若,从李劼人谈到巴金……。总之,我被他描述的一切惊呆了,伤感了,痛苦了。但怎么也忍不住要求他讲得更多、更详细、更惊心动魄,就像小时候缠着外婆讲故事一样。
   他的书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多,稍微能够换钱的都在前两年快要饿死的时候换钱了,在他所剩不多的书中,他借给我的一本『佚名小说选』,里面两个中篇小说『碧桃花下』和『塔里的女人』,对我影响颇深,终身难忘。据他介绍,“佚名”就是无名氏,系当局定为“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国民党的文化走狗”,所以他的书绝对是禁书,任何图书馆不得保存,也因此不敢卖给旧书店。我读后却不知道它“反动”在哪儿,倒是小说中人物离奇的爱情遭遇极其心理,却深刻地感染了我。那时,我正单恋着一位初中同学,所以读了这本书之后,就更加痴迷地执着于追求一种古怪的、带点自残性质的、浪漫的、不切实际的,但却始终自以是纯洁而高尚的爱情。他无情地打碎了我的作家梦,却构筑起我的另一个梦:这个梦让我义无反顾爱上文学,爱上诗歌;这个梦让我终身对平庸的泥沼怀有深刻的敌意和戒心;这个梦让我的人生得以充实,却痛苦不已,因为它既无彼岸,又让我看到人世间的残酷与肮脏,而且还让我别无选择,不愿从这个梦中醒来。谁知1964年秋叶子突然病逝了,走得那么匆忙,那么洒脱,好像他的使命就是将我引上文学险途。为了纪念他,我把我64年写的诗收成一个集子,取名『落叶集』,也替自己取了个笔名,叫秋箫叶。我从小失去父爱,因此我实在把他当作我精神上的父亲。至于那本『佚名小说集』,终于成了他唯一的遗物。――这就是作为我人生的第一位导师和朋友留下的具有特殊价值与意义的,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和拥有的第一本禁书。由于我相当省吃俭用,在所挣的不多的钱里每月总是硬要挤出三、四元钱买书,到文革初,一年多来,也有二三十本吧。我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当名图书馆的管理员。在这种如饥似渴地对文学书籍的热切追求中,文化大革命到来了。可以想象,眼见着除了马列毛所有的文艺书籍一堆堆被焚烧,被一车车运往造纸厂回炉,我心中的悲愤有多么强烈!
   王怡:陈墨大哥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书贩,文革中他就开始捣腾书籍。这段经历很特别。
   陈墨:文革“武斗”期间,造反派们只顾消灭对方,对文化的革命稍微放松。春熙路孙中山铜像背后的“黑书市”如同野草般自然地滋生出来。先头还只是三三两两交头接耳、诡诡秘秘,像黑市买卖票证,到后来干脆摆起地摊,把所有“封资修”的禁书都冠冕堂皇地摆出来,且公然讨价还价。全盛时期,整整一百多米长的街道被书摊人流塞得水泄不通,人声鼎沸,场面壮观热闹。――买书卖书者就好像时空大错位,他们以为不是在中国,不是在“文革”。当然,也有几次被强行拉回现实的时候:造反派猛地开来两车“武装”,街两头一堵,逐个搜身,将缴获的各种书籍在街心堆成一座小山,放火一烧,完事。个别不甘心的人,被造反派们的皮带抽得满街乱滚。
   然而,纵然如此,“黑书市”断断续续还是持续了两年之久。直到“清阶”运动,当局大量抓人,风声鹤唳,到处弥漫着恐怖气氛,这明目张胆得“不革命”得文化现象,才告销声匿迹。
   无疑,成都最热闹的春熙路的“黑书市”成为成都文革历史中一道与其时代色彩反差极强的风景。而且据我所知,在全国大城市中,这“风景”绝无仅有。-“逍遥”的成都读书人心中,对“文化”自然有一把秤。
   而我,必然成为“黑书市”的最先介入者和乐此不疲者。原因自然是为书,另外也因为人――结交了一批臭味相投的书友和诗友。
   燕子:看来文化法西斯最专制的时候,另一个则面是空前的“自由”和“繁荣”。事物总是相对的。“黑书市”上怎样的书籍最受欢迎?
   陈墨:当时“黑书市”最贵的是外国经典文学,如约翰•克力斯朵夫、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等,中国古典文学次之,五•四新文学作品价格最低,也最择买主。
   燕子:听说您和朋友偷过书?
   陈墨:有了好书,却没有钱买,咋办?经我提议,与小学同学窝哥及九九密谋,决定偷书。偷书的事情,九九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大约偷到各种文学书籍约三百本。
   我分到的百来本书,又以此作本钱,在买卖中又赚了好几百本。在当时,只要识货,几番倒腾,早上一本书,说不定晚上就变成一捆书。因为当时最大的“书源”是专门偷书卖书的驻扎在城里各单位里的红卫兵。他们根本不懂书,也不知道偷书的真正价值。
   于是,我便有意跟几个中学的红卫兵偷书老手结成“铁狼狈”的关系。我再也用不着冒生命危险去偷书了。像变戏法般地轻轻松松地变出许多好书。如全套的郭绍虞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丛书』,包括『文心雕龙』、『诗品』、『人间词话』、『随园梦话』。全套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包括『红楼梦卷』、『杜甫卷』、『白居易卷』等十几本。还有『全唐诗』、『六十种曲』等等。
   那时我的藏书猛增至5大箱,仅新文学,如『鲁迅全集』、『闻一多全集』、『朱自清文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列』、『新青年』【八开影印本】、以及“北新”、“新潮”、“时代”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几乎所有的新文学的单集和选集,就满满地装了两大木箱。我当时很得意,自以为成都市研究新文学的资料最丰富的读书人之一。
   就这样长期处于对书的亢奋状态,好书太多,读不胜读,巴不得不吃不喝不睡,加之青春期的心理躁动,我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到了“清阶”运动时,不得不借住再四川大学的一朋友家中,静下心来,着手编撰我当时认为的中国第一本全面真实反映新诗本来面目的『中国新诗大概选』。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偷书和大搞禁书的黑市买卖。
   我编撰的『中国新诗大概选』后来被朋友们广泛手抄传递开来,成为他们的精神资源之一。
   燕子:您开书店是什么时候?
   陈墨:1983年,我开了一个小书店。那时九九已经定居香港,他给我们几个朋友带回一批原版的新武侠书籍。谁知好景不长,当局突然宣布“清除精神污染”,我被抓进派出所,挨了一顿拳足。幸亏邓垦诸友临危相助,至今终身难忘。另一文友,与我同样的罪名,被关了14个月。
   燕子:你们的文学沙龙在谁的家?有无固定的场所?
   陈墨:我们成都老百姓一般住的房子很小,没有客厅。一般我们聚集在茶馆。刚才谈到“黑书市”,后来我们『野草』的几个骨干,比如万一、冯里、谢庄等人就是在那时认识的。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黑书市”不仅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欲,而且满足了我们的求友欲。因此,它也成了我们特殊的文学沙龙。风声紧时,我们就转移到离“黑书市”不远的“饮涛”茶铺,一边照常买书卖书换书,一边谈天说地、评古议今。后来,一些朋友下放当“知青”,我和九九去盐源彝族自治县当“饿农”,我们回成都的时候还是经常去茶馆,新南门的清和茶楼也是我们文革中常常去的地方。在那儿的交换写作的诗歌,讨论阅读的书籍。我自称为“茶铺派”,我的许多诗就是在茶铺里完成的。那时一杯茶才五分钱。五分钱可以泡一整天。
   燕子:文革中茶馆没有关门吗?
   陈墨:成都这个地方,不管时代发生怎样的政治变故或运动,老百姓,茶,照喝。文革“武斗”中最高潮的时候,
   茶馆也照开。
   刘帮:听说您用卞之琳、李金发的名字写的诗歌,曾经以假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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