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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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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同盟——幻想还是现实?——评李寒秋的《运筹帷幄 谋及子孙(2)
·五问中南海
·政治春假,官场百态
·布钱会晤的背后
·互联网与北京的两个命根子
·把中国人从「自虐症」中解放出来!——《鲍彤交代》的双重意义
·陈奎德: 反智主义回潮
·中国——「党军」的国家化问题
·中国:「大逃亡综合症」
·后共産主义中国的利益集团及其意识形态
·上海「神圣同盟」 vs. 西方?
·《远华案黑幕》:谁之罪?
·奥运拔河赛:1936 vs. 1988
·香港司法独立的又一战
·中国的自由派与新左派论争
·三国游戏与北京外交
·回光返照的"圣战": 中共镇压法轮功
·中国被WTO诱导的制度变迁:到底为了谁的利益?
·人类文明的警钟
·三角男孩」和华纳公司的穿「墙」游戏
·争夺灵魂的战斗
·美国言论自由是神话吗?
·中国乡村民选官员与党支部的紧张关系
·评中共的“道德重建运动”
·自由与安全:如何平衡?
·加入WTO 后——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
·橄榄,还是金字塔?──形塑当代中国社会结构
·共産国家与国际大奖的恩怨
·北京的对台哑剧
·中国大陆地下教会浮出水面?
·死囚之怒
·进亦忧,退亦忧──中国出版巨兽之命运
·民无信不立─中国社会诚信的瓦解
·读《沙哈洛夫传记》的感慨和启迪
·点评克林顿对华政策
·《观察》发刊词
·让步 但是静悄悄──近年来中共与民间角力的模式
·分析一份调查报告——在战争中中国青年将如何对待妇孺和战俘
·“后 9.11 时代”和中国面临的选择
·中共诞生的胎记——中共81周年题记(1)
·早期中共与国民党的苏联情结——中共81周年题记 (2)
·对仰融案的一些思考
·“成都爆炸案”与“国会纵火案”
·淡然旁观十六大
·打官司,变制度
·天安门母亲——永垂青史的群体
·从“包二奶”看中国的司法解释权
·解除历史的魔咒
·“叶公好龙”与“胡公好宪”
·《红朝谎言录》序
·互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
·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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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光返照的哀鸣
·作为历史形态的民族主义
·新保、世局与共产中国命运
·丁子霖给陈奎德的信
·赵紫阳的遗产
·流亡者:苏武还是摩西?
· 两会:“和谐”的定时炸弹
·玩火者的尴尬
·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前言 & 自由盗火者:严复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03)自由思潮的舆论骄子—梁启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蔡元培:自由主义教育家
· 胡适: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枢——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0、11、12)傅斯年:自由之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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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人权理论家与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3、14、15)
· 储安平:政论家的命运——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6、17、18)
·胡锦涛访俄与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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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1、22)徐复观:自由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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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毛”变人——点评时闻以观国运
·从“坐而言”到“起而行”: 雷震与《自由中国》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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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宪政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三位一体—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9、30、31)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序
·萧公权:中国宪政理论的先驱——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2、33)
·山雨欲来的中国金融
·林语堂:中西交流的桥梁—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两党制:台湾勾出轮廓
·潘光旦:新人文思想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6、37)
·刘宾雁祭
·梁实秋:旷达雅致自由的文学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0、41)
·张佛泉:自由的卓越阐释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8、39)
·中国维权律师与美丽岛案—— 从高智晟律师案谈起
·陈寅恪:学术独立的中国典范——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精神病、偏执狂,精神先知? ——从林昭所想到的
·中国政治转型的诱因
·顾准:孤独的先知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6、47、48)
·林昭:中国的圣女——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9、50、51)
·五十年回首:反斯秘密报告
·值得两岸民众关注的五个问题—— 陈奎德教授在“2006年海外华人新思路”佛州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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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新闻政策与执行的分析

陈奎德 刘宾雁
   一、 背景
    中共对于自由、特别是人民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的恐惧,是它一贯的特征,虽经近十七年改革而未曾变。它对一切非自身拟就的文字的猜疑和敏感达到病态程度,甚至超过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是由其靠战争起家的经历所加固了的专制传统习性的一大表现。

    十月革命后,苏联曾有过四年时间允许各种政治倾向的报刊存在。二十年代一个时期,党内不同的政见可以在党报上公开讨论。至于对苏联社会生活阴暗面中非政治性现象以及中层以下官员的不良作风与错误的批评甚至讽刺,则直至斯大林死去为止,从未在报刊上消失。从中央到各共和国,都有专事揭露和讽刺的漫画期刊出版。这一切自然不能触及本质性问题,无非是政权的一种点缀而已。然而,毕竟聊胜于无。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共执政后不出数月,一切民办报刊一概被封闭,个别如上海《新民报》(后改为《新民晚报》)、《新闻报》之类也由地方党委牢牢控制,与官报大同小异。
    全部新闻媒体都定为“党的喉舌”。在组织上,所有新闻社、馆的总编都由党委任命,以便加强控制。在内容上,虽无明文规定,然而,不仅党报(电台同)的社论、评论必须准确地传达党的声音,一切报道的每一句话也必须与党的“精神”相一致。各级党委的决定,一个时期主导性的文章(如对苏共的“九评”、“评《海瑞罢官》”等),领导人的讲话与行踪必须放在最显要位置。
    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就叫“舆论一律”,中共治下新闻界的铁律。
    现代北京政治领袖的用语略微文明,称之为“舆论导向”。即,中共的媒体要给社会的舆论指导方向。质言之,所谓舆论者,党的声音(引导出的)也。
    “党的喉舌”、“舆论一律”和“舆论导向”,这就是中共建政以来的基本新闻方针。三位一体,一以贯之。
    中共有一个奇怪的逻辑,似乎大陆上发生的任何好事都是中共之功,一切坏事——包括自然灾害、交通事故、民事纠纷等,都使中共脸上无光。在这一心理逻辑的指导之下,新闻媒体只能报喜不报忧,只有成绩、没有缺点,只有好人好事、没有坏人坏事。除非是中央有意(如1952-53年“三反”运动中处置贪官以及不同时期的“反党集团”等的新闻),党、政、军和社会生活的负面报道是绝对不准见报的。
    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也严格按照中央的需要和利害决定取舍。1950年北韩对于南韩的进攻,报道全然颠倒真相。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报告,很快传遍世界,而中国大陆却作为党内机密文件只限高干阅读,直到1993年上海一家刊物才作了摘要介绍。
    新闻从业人员除少量一般编辑、记者外,领导和骨干必须是中共党员。他们的职责,首先不是独立、敏感地去发现新闻线索和了解、研究社会动向与读者要求,而是“吃透上级精神”,其主动性的范围不超出宣传政策时在词藻上下功夫,“正面报道”成绩、经验、与先进人物时选取更理想的对象,作更生动的描述。久而久之,纵使是有才能的记者在长陷窠臼之后也难自拔,三十年后稍有自由时虽有心重写社会真正需要的报道和文章,也难越旧轨了。许多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作风竟完全“官化”,从仕成为他们的目标。在浙江省,《浙江日报》竟成为中共省委选拔干部的主要来源,直至八十年代仍是如此。
    然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毕竟使他们较多地以客观而非官方的态度接触实际,因而既能较多地了解真实情况,人性未泯者又多同情人民疾苦而又痛恨多种弊端。
    于是,1956年,在苏联、东欧“解冻”潮流和毛泽东实行对文艺和学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影响之下,中共对大陆新闻界的控制稍有松动,为显示姿态,把《文汇报》等几个原属民主党派的报刊归还于原党派手中。随之,大陆新闻媒体由新闻从业人员自身发起了一系列新闻改革。《人民日报》改版,篇幅扩大一倍(为八版),开始刊载讽刺时政的杂文。《中国青年报》突破报道范围限于青年和共青团的限制,以全社会为对象,加强了批评,并增设“辣椒”(讽刺专刊)、“周末”(以过去所未有的娱乐为主要内容)等副刊。其他报刊也改革了内容和形式,出现了对党、政官员和社会现象的批评。
    1957年春,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鼓励报纸发表批评中共的言论。但“鸣放”高潮不过一个月,六月初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运动就开始了。
    作为中共执政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反右造成了一种恐怖性的震摄作用。从此,偌大中华,鸦雀无声;全国媒体,尽归党有。中共真正获得了在大陆恣意妄横行无忌完全不受约束监督的全盘垄断地位。一波紧接一波的大难由此而起。
    这场运动中受到打击最惨重的是新闻工作者。文教界也是重点,但北大、清华右派占学生和员工的百分之十,而新闻界很多单位则超过百分之三十,有些达百分之五十,某些地方党报竟占百分之九十。
    反右运动使全国陷于沉默,新闻界一片死寂,这才使毛泽东1958年发动疯狂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成为可能。大陆新闻界受到重创后,幸存者中许多人便从此走上“风派”道路。“大跃进”中的浮夸是导致空前大饥荒的主要原因,而新闻媒体夸大粮食产量与其他错误的报道,推波助澜,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一部分记者是为邀功请赏而有意这样做的。
    反右运动是中国大陆本世纪历史的大逆转。新闻界首当其冲,同全国一起进入了长达二十年万籁俱寂的大黑暗时代。只有极个别的杰出人物如邓拓先生,能在遭毛泽东1958年亲自罢黜其《人民日报》社长一职后,还能甘冒大风险去撰写《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专栏文章,把批评矛头直指毛泽东,以至最后在文革中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新闻媒体上实际上提前二年便已开始。1962年十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伴随着“反修防修”斗争的开始,全国新闻媒体便进入了意识形态的“战争状态”。到1962--65年,宣传的单一化的极端化一接近文革时期。“两个司令部”的影子已显然呈现:中共中央宣传部统辖下的全国党报,这时已经很“左”,各报总编辑生怕不够“革命”,却又受到某些陈规旧章的限制(比如“实事求是”,特别是六十年代初期多少批判过“大跃进”时期报道中的浮夸、虚假风)不敢走得太远。但林彪逢迎和揣摩毛泽东的意图,使《解放军报》在宣传的极端化上走到其他报纸前面,迫使中宣部都不得不紧跟上来。一个实例是1965年《中国青年报》出了一版画刊,是一组第三世界几个国家人们阅读毛泽东著作的照片。通栏大标题为“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当时主管中宣部的胡乔木看了都大吃一惊,赶忙把《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召去询问,这才知道该报是从《解放军报》那里得到的启示。胡乔木明知道“全世界”并未“热爱”,然而,即使宣传过了头,也只能听之任之。
    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并不是从1965年年末发表“评《海瑞罢官》”开始的。1963--65年批判“修正主义”、大学雷锋、王杰、刘英俊等英雄人物和模范干部焦裕禄的“理想主义”宣传,和新闻媒体掀起的逐步升级的“学毛著”、“学解放军”浪潮,使1958年以前已经高度政治化了的大陆社会进一步剑拔弩张,“文化大革命”只待一声号令了。
    文革初期,在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下,全国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大小不等的“革命群众组织”。一时间,人民群众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前提下,也享有了相当大的新闻出版自由。各群众组织和不同派别都自发地、不经登记和审查地出版了大量定期和不定期的“小报”、“刊物”和传单。其中有的竟然能公开否定毛泽东和中共过去的重大决策。如湖南省两位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的报纸编辑和教员居然出版了一份专为否定反右派运动、呼吁为右派平反的报纸。这些报刊披露了大量党内机密(取自红卫兵抄家时获取的党内文件),同时也发表了不同政见。这些报刊所披露的历史真相以及遍及大陆各角落的大字报中对于“走资派”的揭露,概为人们闻所未闻,对于开发民智发生了重大影响。
    当然,在扫荡完了政敌之后,文革后期毛泽东统治的中国陷入了更加单调和恐怖的“舆论一律”之中。
   二、 八十年代新闻界概览
   Ⅰ. 新闻自由在激烈斗争中扩大
    迄今为止,中共中央从未正式否定1949年以来的新闻制度、理论和政策,然而有三个因素对于1978年以来的新闻自由发生了重大影响。
    1、 文革的两个正面效果,是毛泽东意识形态之破产和中共思想统一的解体和组织上的大大涣散。党内出现了新的机制:下情终于可以上达,民情通过党的干部逐级上达,对于中央决策开始发生一定影响;
    2、 出于派别斗争的需要,如邓小平为战胜华国锋、“凡是派”而奠定自己的领导地位,排除保守派对于改革的抵制,需要新闻媒体影响党内外舆论;
    3、 党内从最高层起,原属主流的各级干部在文革中大彻大悟而主张改革的人物,同历次运动(主要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55年反胡风集团及肃反运动)中被打击而于1979年平反的前新闻工作者相合作,成为主动推动新闻自由的力量。
    从1978--79年起,由于这三种因素的作用,大陆新闻界出现一片崭新局面。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名,全国报刊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初步否定。对于林彪、四人帮及其残余势力的罪行,对于党内保守派阻挠改革以及极左势力对人民的继续迫害,进行了一定的揭批。这一切都为三十年来所未有。
    这里,个人资质的不同在政策执行上所造成的差异表现十分明显。《人民日报》在1978--87年开拓新闻自由上所起的先锋作用,除当时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党主席、总书记的胡耀邦鼎力支持外,社长胡绩伟、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辑王若水长期顶住权势很大的“左”派领导人陈云、胡乔木、邓力群等的压力和日常干扰而坚持不屈的决心与勇气起了重要作用。(同样程度上,1983年“清污”运动中胡、王被排除后,《人民日报》便气势大颓)。在两派势力角斗中,《人民日报》所起的辉煌作用之一例,是1978--79年为57年右派平反的问题。保守派对此极力抗拒,以至若按1978年54号文件执行,则只有极少数人能获“改正”。当地方党委对此观望不决时,《人民日报》在胡耀邦指示下,连续发表一篇评论和三篇中央机关“改正”结果的报道,这才使各级党委会意,给99.9%以上的右派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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