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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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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溯源(4)——罗马帝国的政治
·民主溯源(5)——中世纪代议制民主的萌芽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一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五七道德后遗症
·五七道德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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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自由、风险、责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七章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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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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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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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天下”的奠基礼——论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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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转换:民主国际的对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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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又临中国

   “老大哥在看着你!”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那个"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的监控国民的"电幕",无影无形,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使所有人都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这一场景,已成为极权主义的经典。
   
   不过,二十世纪的极权统治者虽然由衷地向往上述美妙场景,却才力不够,技术不足,还无法臻于那种“尽善尽美”的“电幕”监控境界。譬如说吧,在中国,多年来多数情况下还不得不用“手工劳动”——即依靠“小脚老太侦缉队”或派便衣在别人屋前屋后探头探脑这类不登大雅之堂的手段——对国民言行实施监控。
   
   但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情况不同了,北京今天早已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惨淡经营多年后,中共已“与时俱进”,终于让国安部门提前跨越了“小康”,告别了“手工劳动”,上上下下,鸟枪换炮了。首先试点的,自然是最为“现代化”的上海。据中国官方网站4月21日道:上海将为全市1329家网吧的11万台电脑安装软件,实施远程全天候监控。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将为全市所有的网吧业主免费安装。上海各相关部门开始清除无证照网吧,并用技术手段管理网吧。

   
   这套技术管理软件可以实时获取上网用户的信息。这套软件获取的信息将实时提供给上海市公安和文化稽查部门,他们可以通过办公室的电脑了解全市任意一台网吧电脑的情况。你看什么、写什么、聊什么、听什么,一切了如指掌,滴水不漏。该软件神通广大,本领了得。更重要的是,业主如果从电脑上删除这套软件,属于违法行为。(谁还敢说中国现在没有法制呢?他们明明是依法办事呀!当然,所依之法是《强制性侵犯隐私法》而已)。
   
   有鉴于此,我把该软件称之为“老大哥软件”。它代表中共的这个“老大哥”,时刻在看着你监督着你,看你在网上的一举一动,听你网上一言一行。纵你有天大本事,怎跳得出“老大哥”的如来手心?乖乖就范吧,“非党勿视,非党勿听,非党勿聊”;低眉顺眼,乖巧做人;倘有“不轨”,严惩不贷。如此,二十一世纪的“老大哥”终于如愿以偿,在“后极权主义”时代“登”上了极权主义时代“老大哥”的“电幕”化境。
   
   对照半个多世纪前奥威尔对“电幕”非凡功能的具体而微的刻画,解读今天“老大哥软件”的无远弗届无所不在的侦探窥测手段,觉得奥威尔的想象力简直神了!《一九八四》的中文翻译者董乐山先生曾经惊叹,说奥威尔“没有在任何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他的观察怎么比过来人还要细腻、深刻和真确?” 我想补充的是,奥威尔没见过电脑,更不知软件,他对“电幕”的描绘怎么比我等网民似乎更了解“老大哥软件”,简直像个思科(CISCO)的程序设计师!
   
   什么叫先知,他就是先知;什么是洞见,这就是洞见。
   
   奥威尔在1941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了以下这段话:
   
   “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闻所未闻的。而且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负面的,而且是正面的。它不仅不许你表达(甚至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它规定你应该怎么思想,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它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以外,还要管制你的感情生活。它尽可能把你与外面世界隔绝起来,它把你关在一个人造的宇宙里,你没有比较的标准。总之,极权主义国家企图控制它的臣民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像它控制他们的行动一样完全彻底。”
   
   人们注意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两种形态,二者虽然颇为相似,但何以共产主义寿命要长得多呢?当然,一个基本原因是法西斯国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使该主义与战争的胜负共存亡。但另外一点也决不可忽视:即,共产主义比法西斯主义在精神控制方面的强度更大。粗略地说,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探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诉诸道德情感(天,如此“道德”!)。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虚伪到了极点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共产主义所仰赖的,是一套精雕细刻的谎言体系,而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脉络,则粗糙得多,也不成体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认为,共产政权对谎言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其对暴力的依赖。
   
   如果这一说法大体成立,那末,一系列难于索解的现象和问题就有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解。人们常常觉得奇怪的是,自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很多领域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经济自不必说,就是在社会生活的的各个层面,也与毛时代面目全非了。但有一个领域:新闻出版领域,却几乎是原地踏步,甚至偶尔出现倒退的迹象。为什么?如果用西方的语言,这是共产党的“阿里斯之踵”。如果按中国传统,这是共产党的命脉所系。总之,是其最薄弱处,“点到即死”。因此他们基于其利益,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决不松口,半步也不能退。
   
   鉴于此,也不难理解,像中共这样的极爱面子的利益共同体,被“无疆界记者协会“年年评为新闻自由程度最差的国家之一,与北韩这种流氓国互为比邻,刁陪末座,而北京何以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象泛滥于其他领域的各种遮遮掩掩的行为一样的)反应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更深切体会到,象北大教授焦国标这样平日温文尔雅的知识者,面对中宣部这种明火执仗屠杀自由言论的刽子手,何以不计砸破饭碗的严重后果,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传檄天下,讨伐中宣部了。
   
   同样基于上述理解,我们也更深地感受到,何以哈维尔的一句“活在真实之中”,会对庞然大物的共产政权产生某种山崩海啸式的解构效应了。在共产制度下,载入公共传媒的对“真实”的渴求,实际上是在连续不断地“起诉”,起诉人们早已习惯和麻木了的周围的谎言世界。而北京蒋彦永医生的诉求,引起全球广大反响,其核心,不约而同地也是“说真话”。
   
   人们日益清楚地体认到,在共产国家,“真实”的力量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的。而“真实”,必须通过言论自由下的竞争辩难,才会逐步呈现出来,渐渐澄明起来。因此,对我们而言,言论自由,既是最初的诉求,也是最后的诉求。就像在台湾,一旦解除报禁,民主化的运程就自动滚动起来,无论何人都难于阻挡了。
   
   值此“一九八四”企图重新笼罩中国之际,让我们鼓起“真实”之帆,刺破由重重谎言织成的天穹,使自由的阳光飘然而下,洒满寰球,洒满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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