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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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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溯源(4)——罗马帝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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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一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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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赴美前後

一、情感旋涡与自我流亡

     培勒林山学会

     《通向奴役的道路》的广泛影响带给海耶克众多机会,他受到各个方面——或学术界或新闻界——的盛情邀约演讲。虽然常常长途旅行,疲于奔命,不过,这些活动也使他结交了众多思想投契、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人数之多,出乎他的意料。他发现,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大陆的很多国家,到处都有仍然强烈捍卫伟大自由传统的个人和小团体。但是,如果大家要尝试去各自重申或捍卫自由时,就都象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小群体一样,常常深感势单力薄,孤立无援。  上述状况强有力地驱使海耶克去创建一个志同道合者的组织——正如亨利. 西蒙斯(Henry Simons)同他的芝加哥小组,威尔赫姆.卢卜克(Wilhelm Ropke)在日内瓦的组织,以及由华尔特.欧肯(Walter Euken)领导的德国小组——一样。他的想法是在另一个地方,建立一个研讨复兴自由传统重大问题的国际性组织。他感到只有在共享有相同的基本哲学观点的成员的团体内部,讨论上述问题才可能深入和富有成果。只有如此,才可能相互交流学习使每人从各自不同的方向上去推进和发展根本性的理念,虽然,在他看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这些不同方向上不可避免地会吸收一些与自由原则不相融洽的当下时髦观念,但这并不可怕,无关大局,反而可能使自由主义扩展视野,增强免疫能力。  然而,尽管海耶克在战争一结束就立即开始鼓吹上述建立同仁组织的主意,但是倘若不是他在瑞士时碰到一位非常能干的组织者休诺尔德的话,他的计划可能还停留在美丽的梦想阶段。本来,阿尔伯特.休诺尔德博士(Dr. Albert Hunold)为他们募集到了一笔资金,使得卢卜克能够创办一份自由季刊。然而他们二人之间产生的一些不和使得这一计划难以实行。不过,休诺尔德博士还是得到捐款人和卢卜克的同意,将已经在瑞士募到的款项用于资助海耶克计划召开的一个会议,而当海耶克又获得在美国的一位《通向奴役的道路》的赞助者的另一笔捐款时,这次筹备已久的会议终於在1947年春天开幕了。与会者名单和会议议程是由海耶克确定的,而会议的所有组织安排事宜则是由休诺尔德博士操办的。总共十天的会议在日内瓦湖畔的培勒林山(Mont Pelerin)举行。会议参加者共计三十六位学者和政论家,他们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大陆的国家。  会议获得成功的一个标志,是与会者决议把它变成一个永久性的学会,这就是有名的培勒林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时在1947年4月。第一届成员有三十九位经济学家、哲学家、法官、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评论家及政评家,海耶克任首届会长,总共任期达十二年之久。在他的任期内,会员数量成长迅速。该学会会员有:原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米塞斯、鼐特(Frank H. Knight)、巴柏(K. Popper)、斯悌格勒(G. Stigler),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如前所述,学会是一个与海耶克有相近学术观点的强调自由的学者的集合,规模颇大,影响广泛。在休诺尔德博士的协助下,海耶克几乎每年都安排在世界各不同地点举办年会。新朋友与新观念不断在会议中产生。在海耶克退出会长位置后,更年轻的会员们作了一些革新。但是经过一到两年的批评检讨的阶段,学会又恢复了原有的项目并持续繁荣了几十年。它深化和发展了自由主义,抵抗了各类集体主义倾向对人类命运的威胁,终於,迎来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共产主义阵营大解体。该学会中一些成员在战后走上了欧洲各国的最高领导岗位。它在海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战后世界的思潮走向有相当的影响,也对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有潜在的重要影响。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虽然《通向奴役的道路》的出版导致某些经济学者以及其他学者的激烈批评,但海耶克在学术界的声望与感召力并未因此而受到太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可以说在自由主义阵营中反而因此而声誉日隆了。

     百年后与密尔的对话:情困与神交

     确实,就时间与机遇而言,海耶克在学术的职业生涯中是很幸运的,然而在其私人生活中,时运之神对他就没有如此眷顾了。早在罗曼蒂克的年轻时代,海耶克曾对他的一位表妹陷入了热恋。然而,正如在内向冥思型的青年身上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由於女方对海耶克的意图产生了某种误会,结果她另嫁他人。此事对年轻的海耶克打击很大。之後,海耶克也就草草结婚成家,移居到了英国,并有了孩子。二次世界大战之後,海耶克前往奥地利,探望熬过战乱而幸存的家人和亲友。很碰巧,他在火车上遇见了其表兄维根斯坦,他也同样是为探亲而旅行,这一巧遇使他此次旅途不至于如想象那样寂寞。  此次归乡,最重要的收获是,海耶克得知其初恋情人表示她自己又恢复自由身可以嫁给他了。在经过极其难熬的思索与考虑后,不可抗拒的感情最终还是压倒了其他的考量。海耶克决定,无论此举会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带来如何重大的暂时痛苦和代价,除了离婚之外,他实在别无选择。  离婚与再婚这件事带给海耶克巨大的痛苦与困扰,特别是在伦敦期间简直是难于言喻的,只有他的少数极亲近的助手能够略略与他分担。其时,流言蜚语四起,白眼冷面袭来,使他身陷某种看不见的无形精神孤岛之中。不过令人好奇的是,他虽然终其一生极为关注道德理念,然而却从未写过道德传统精神的这一方面:它的遗世独立的超绝能力。

     这是海耶克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发表《通向奴役的道路》,使他断绝了同当时主流派专业经济学家的交往;而关于他离婚的流言,又将把他排斥于英国多数正式社交圈子之外。  於是,海耶克效法在他之前的其他被放逐者先辈,决定自我放逐,走上了当年英国清教徒的精神飘流之路,瞄准了新大陆,选择了迁居美国。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创立者约翰.乃孚教授(Prof. John Nef)描述了他去伦敦聘请艾略特(T.S. Eliot)和海耶克的情形:  「在英国的旅程中,我到伦敦拜访了艾略特和海耶克,它使我能够完成邀请他们前来『社会思想委员会』的那两项重要聘约。海耶克接受了一个终身讲座的职位,难得他卓越地在此位置上持续了几乎十五年之久。经济学系欢迎他与「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联系,虽然该系的经济学者们曾在四年前反对聘请他来经济学系任教,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认为《通向奴役的道路》这种大众化著作不值得受人尊敬的学者去写。当然只要不以经济学家身分,他在芝加哥大学任职多久都没关系。」⑴  但是实际上,更重要的原因却是由于在经济学方面海耶克所属的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对立,由於学派的门户之见,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才拒绝了海耶克到该系任教的申请;并因此使海耶克去接受该校「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聘任,成为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他的薪资也不由芝加哥大学支付,而是由威利安.福尔克基金会支付的。⑵。  接受聘书之后,海耶克1950年10月赴美,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在此期间,他除了每年冬季讲授一门「西方经济思想史」课程和指导研究生外,其余时间致力于建构自由哲学的完整体系,并正式开始专心准备着手写作《自由宪章》。

     作为《自由宪章》的准备性的工作,在英国的最后一段时间,海耶克对密尔(John Stuart Mill,过去亦译穆勒)的研究也许是他心灵上的一桩慰籍。因为密尔也有一段刻骨铭心的个人情感经历。海耶克对密尔的兴趣产生于他的一项思想史的研究中,这一个案研究是他论述「理性被滥用」的思想史的开端部分。在研究密尔时,他编辑了密尔与泰勒女士(Harriet Taylor)的来往信件,後来海耶克发现对研究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转折,这些文件极为重要。因此,他获得了一个意外收获,即成就了一部著作:《密尔与泰勒》(John Syuart Mill and Harriet Taylor)。该书的副标题是:「他们的友谊及其随后的婚姻」。其中有些部分的描写是极其动人的。而在一段海耶克对密尔与泰勒的感情经历的平静的描述中,我们似乎也隐隐约约地瞥见海耶克自己当时那骚动的灵魂:「大约当他们(密尔与泰勒)一开始意识到有关他们的绯闻已经沸沸扬扬并获知若干警讯之时,他们马上就从退出了社交圈子。......他们双方的情势及自然倾向必然使这件事与妇女地位及其在婚姻中的地位——这是有关公共利益的主要课题之一——联系起来。」  这一考察在海耶克的思想史研究中占有关键的地位。它揭示出,虽然密尔是自由主义的中枢人物,然而社会主义思潮在英国的发端,特别是费边主义的兴起,正是源自泰勒与密尔。准确地说,源自两人的关系。海耶克在晚年明确指出,在使英国知识分子趋向社会主义思潮这方面,「约翰.密尔可能是最关键的人物。他很早就把自己置於社会主义的影响之下。......尽管密尔的著作造成了极大损害,我们也许还得原谅他的大部分罪过。因为当时他正迷恋着一位後来成为他妻子的女性。当这为女性逝世时,他说『这个国家丧失了一颗最伟大的心灵』。他并公开赞扬她说,『在公共事务方面,她的高贵胸襟......从不放弃完全的收入分配正义这一终极目标,即,她渴望一个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彻底共产的社会状态。」⑶  作为一项意外收获,海耶克对密尔的这一调查研究使得他深入到英国文化的核心,记录下了该文化中心人物的个人关系。在他的这个第二故乡,他也充分发挥了他的历史的、学术考据的才能。这一研究的迷人之处还在於,因为海耶克挖掘了人类关系的极其个人化的深刻根源,它显示出表现于英国的那些推动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观价值的内涵。这些极复杂的事实,是不可能通过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来化约还原的。  如果说,海耶克有意成为密尔在二十世纪的继承者和挑战者的话,一项颇能象征此意图的行为就是他的一趟考察性旅游了。  1854年冬到1855年春,密尔曾经因为健康原因而穿越意大利和希腊旅行,正是在这长达几个月的旅途中,他写下了上述信件的大部分。这段历史掌故突然使海耶克萌生一个念头,倘若在整一百年之後,自己能沿着当年密尔的足迹再旅行一次,并借此完成上述通信集《密尔与泰勒》的注解,该是何等美妙!  天从人愿。果然,在1954年,海耶克从古根海姆基金会获得一笔资助,使他及夫人能够拥有七个月的时间,循着密尔在整整一百年之前的路线开车考察游览,首先穿过法国的西部及南部,远抵意大利的那坡里,然後环绕几乎整个西西里,直奔科弗和雅典,以此为中心,他们游览了尤布拉和德尔菲以及大部分伯罗奔尼撒半岛,由於自己开车比当年密尔乘火车快,因此他们把省下来的时间去游了埃及,只有这一站是密尔旅程所没有的。在那里,海耶克发表了一场演讲:法治的政治理想。於是,直至1955年秋季,海耶克才返回美国芝加哥大学继续研究和任教。  上述埃及开罗演讲的内容,连同所考察的密尔的思想,一直盘旋在海耶克心中并被带到了芝加哥大学。此时,关於《自由宪章》的整个计划框架突然呈现在了海耶克头脑中了。  这里还穿插有一个小故事:密尔曾在自传中说,那年,正当他沿着罗马的国会大厦(朱比特神殿)的阶梯拾级而上时,脑中突然涌出他後来在《自由论》中阐述的概念。这故事激发海耶克产生了某种神秘的精神期待。但遗憾的是,当海耶克恰好在一百年之後的同一天重蹈覆辙时,却并没有预期的灵感产生,此事令他颇为沮丧。然而当海耶克回头来仔细检视密尔与泰勒的通信时,才发现自己受到了冥冥之中密尔在天之灵的愚弄。因为他对灵感期待时间并不正确:一个世纪之前的密尔曾撒了一个小小的谎。他写给泰勒的信件表明,实际上,他自己的那些概念早在抵达罗马之前就有了,根本就不是後来他攀登罗马的国会大厦的阶梯时脑中突然汹涌而出的灵感。看来,有时著名历史人物写自传时也会偶尔迸发出丰富的想象力,进入「小说创作状态」的。  不久之後,海耶克抵达美国,随即正式发表了这部思想史作品《密尔与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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