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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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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6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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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98)新保守主义的兴起(2):伊拉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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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100)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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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火重生》阅后

这是一本史书。它记载了中国的一群人、一组团体自1976年以来至今的活动历程、心路历程,它围绕着一个重大事件:1989。
   这又不是一本史书。因为1989事件并未结束,它还没有进入历史,它还在等待正义。它甚至还未曾被事件发生国的人们公开谈论,公开评判,甚至事件中死伤的确切人数至今还笼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论及此事,很多人依然热血沸腾,有些人依然讳莫如深。它依然是当代生活中的一个活跃因素,当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杠杆、导火线索。它仍然在等待“最后的审判”。1989—— 仍旧是活着的现实。而书中人物,也仍在继续思,继续行,
   《浴火重生——社经所与八九民运》,书如其名,它所聚焦的,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及陈子明和王军涛及其同事一批人:他们的背景,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活动,他们的遭遇,他们与1989年民运的关系。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一大批参与者被判刑羁狱。其中刑期最长者是陈子明和王军涛,均为十三年。由于在事件里二位并不像几位学生领袖处于广场舞台中心,并非媒体的聚焦点,故部分海内外观察家对此重判颇感惊异。然而,对于了解他们,对于了解社经所团体的人而言,是不会觉得奇怪的。因为这合乎北京一贯的思维逻辑,也合乎他们及社经所团体对自己的角色的承诺。
   十几年后,他们及他们的组织——社经所团体的活动,压缩在这本书里,回响着当年遥远的呐喊声呼啸声和履带声、映射着已渐模糊的人头攒动青春面容血泪迸涌,铸成了沉甸甸的回忆。虽然本书并没有煽情和夸大,娓娓道来,行文节制,分析客观,但由于点燃了十几年前的烽烟,已使我无法静坐入定,顺畅阅读。古井喷涌,残梦重现,几览几停,难以卒读。到终于掩卷时,已如小病一场了。
   简单地说,本书勾勒出了社经所团体在1976年后特别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前后的基本活动及其理念,轮廓是清晰的,描述是可信的。本书为那幅壮阔的画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填补了关键的空白,在有关那段历史的多元叙事中,理应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穿越十五年的时间和万里之遥的空间,让我们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国——一个全权主义强弩之末的社会中。人们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恐怕是: 缝隙是如何打开的?民间的体制外的空间是如何出现和成长的?
   。
   回答了这一问题,就了解了本书的意义,社经所团体的意义。
   摆在当时有识之士们面前的一个困惑是:在一个全权主义控制的社会中,组织如何可能?确切地说,体制外的公开组织何以可能?
   前人的经验是很难帮助人们解此难题的。
   原因在于,首先,秘密组织、地下组织几乎都被强大的无孔不入的政权力量消灭了,他们留下的,只是布告栏里人格侮辱式的漫画般的勾勒宣判以及绝密档案里的永不见光的蛛丝马迹。它们如暗夜中的流星坠落,基本上不具有传承性和连续性。这是1978年之前无声的中国民间组织的总体图景。
   其次,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奇迹般获得的突破及其公开经验,譬如,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以至更早的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等等……。这种在全权社会中获得的突破,产生的经验,几乎都是一次性的,不可复制的。一旦出现过波兰团结工会这种形态,由于其对其他共产政权的警戒效应,在极其敏感的防范措施下,其他共产国家就再也不可能再产生团结工会了;一旦捷克产生了七七宪章,匈牙利出现过裴多菲俱乐部,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寿命就到此为止了。这些都是在世界史上不可重复的特例,一次性事件。
   鉴于上述原因,要在共产国家的体制之外成立自己的组织,每一次都必须创造,每一次都必须赋有在“不可能”空间中发现“可能”的想象力,每一次都必须具备“无中生有”的行动技巧。
   “无中生有”,这就是社经所团体同仁所作的事。它需要非凡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历史创造力。但他们竟然做成了。虽然历经艰险曲折,虽然付出惨痛代价,毕竟,它们已经留在了中国现代史上。本书所记录的故事就是明证。
   我们来看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
   邓小平在中国发动的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实质上是全权国家的政治权力收缩的过程,意识形态弱化的过程,也就是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党-国”体制到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过程。即,政府向社会放权。政企分开:政府将经营权、决策权、人事权下放给企业,将大部分经济权力下放给社会。其次是中央政府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在干部管理、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方面,在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方面,在税收、财政和金融方面, 改革开放后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大大增加。最后,政府对公民的管理逐渐放松,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有所增大了。
   这一过程产生了日益强大的内部张力,原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中共全权控制的社会结构已经难以承受这一沉重压力了。于是,这一张力促使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80年代后中国的民间社会开始复活, 并出现了迅速增长的势头。而民间社会开始复活,是以民间组织的出现为主要标记的。
   不难理解的是,处于这种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向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转型的历史阶段,中国大陆民间组织的破土而出,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历史过程。各类组织单位,在很多情况下都带有原“党国”体制的胎印,难于一步到位,从而呈现出多元混杂、非驴非马的过渡形态,并且各自生长的故事也异彩纷呈,少有雷同。各种成型的形态也各各不同,形形色色。
   我们主要感兴趣的,除了企业(私营、外资、合资、国营)外,是不以营利为目标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有点类似于国际上的所谓NGO(非政府组织)。基本上是指民间的服务性组织,它们较少或基本上不享有国家的经费资助,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有偿性服务,或通过有关的国内外的基金会或民营企业支持而运转。譬如,环保组织、家庭教会、商会、工会、农会、消费者协会、运输户协会、店主协会……等等。自然,八十年代后期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文化系统、知识界内的一些创造性的组织与交往合作方式,如:研究所、编委会、杂志、报纸、书院、中心、函授大学……等等。 著名的有:北京《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含社经所团体各单位)、《走向未来》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上海《新启蒙》编委会、《思想家》编委会、《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文汇月刊》,武汉的《青年论坛》编委会等等。在报纸新闻方面,也展现出了某种崭新的面目,明显地脱离了党报的格局和轨道,如,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社会报》,北京的《经济学周报》、《中国广告报》,深圳的《深圳青年报》、《蛇口通讯报》、《特区工人报》以及兰州的《西部晨报》等就是典型。
   
   这些机构已经开始赋有了“半官半民”的性质。即,虽然它们仍须“挂靠”在某一单位名下,即在名义上登记注册为某一单位的(挂靠)下属机构,但在经费筹措、出版宗旨、审稿权限、人员安置等方面都是独立自主的。有鉴于此,它们就不再是“喉舌”式的传声筒,而在某种程度上有了自己的独特声音。
   据初步统计,到1989年,全国性社团聚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
   于是,前述的基本问题:组织如何可能?其答案,也许就存在于这些研究所、编委会、函授大学等诞生发展过程的一个个具体而有创意的故事之中。
   考究中国的“民间社团”的不同层次不同程度上的“民间性”,可以揭示出这一转型时代的重要秘密。而“民间性”“自主性”的强弱,与当时这些组织的基本生存方式有关,这一方式是用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词来描绘的,即:“挂靠”。
   人们或许会问,何谓“挂靠”?何谓“挂靠单位”?
   其实,所谓“挂靠”,名义上,它是中国体制内单位的向外延伸,是在“党-国”内难于自主生存的组织通过注册为某一体制性单位的下属机构的名义而获得生存权。实际上,它却正是对中国特色的“单位制”的一种弱化方式。
   如所周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制度下的所谓“单位”(工厂、学校、机关等),并不像现代社会的公司、企业,它并非一种纯粹的经济组织、并非主要追求盈利的团体。它其实是中国国家政权体系的延伸。中国当时所有在职人员必定在某一单位控制之下,从他(她)的经济、政治、道德训导、到教育、文化,直至每一职工及其家属的生、老、病、死,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单位是代表国家机器监控个人及其家庭的细胞组织,是政权的执行机构之一。在毛时代,国家是唯一雇主,单位是其分支机构。某人被开除出单位,就意味着饿死。因此,单位对个人具有极其强大的控制力。中共的政治监控体系在城镇主要就表现为单位制这一庞大网络。在毛时代,中共绝对不能允许有其他组织与个人独立、自外于单位制的天罗地网之外。、
   “挂靠”,就是把一个原本不容易合法批准的组织或社团纳入到一个正规单位之下,名义上是把另一个合法的、可靠性较大的国有企业认作是自己的上级单位。实质上,是一个非正统组织被荫庇在一张红色保护性大伞之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所谓“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所谓“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 ”,就是在这样一些非正统的社团之中及之间,逐步生长起来的。而八十年代的“挂靠单位”这一郊外草地,在静悄悄之中,确实繁衍出了众多奇花异草,成为当年社会中最富于生气的因素。
   如果仔细区分,可以发现,各种组织社团与其挂靠单位的亲疏、远近是各各不同的。譬如,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原来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1987年末左右,上海另一所大学(即华东化工学院,现名华东理工大学)的享有开明名声的陈敏恒校长,正在试点施行教育改革,有心把该校办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式的、以理工为主亦有重点人文社科长项的综合性大学,遂邀请我前往该校创办一所文化研究所。于是,文化所挂靠在该校,成为一所赋有相对自主性的机构,在研究人员招聘,研究课题的确立以及研究经费的使用上,我都具有完全的自主权,这与复旦大学哲学系与校方的关系是非常不同的。不久,我们又设法使上海《思想家》杂志(笔者创办并任主编)挂靠在研究所,这一挂靠关系就更加松散了。毕竟,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是大学教员的编制,而《思想家》杂志,在编辑人员的任命、稿件终审权方面,是完全自主的,校方从不过问。如,编委会成员就是来自上海、北京、南京甚至海外的,它与大学仅仅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因此,该刊独立性已经使之公然能够在当年中共的统治区域内亮出“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旗帜。同时,我们所编的一套丛书在1988年的中国就出版了像《新自由论》这样的书(封面所印书名的英文即为: New 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书虽不厚,却也系统阐发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这些事件在原有单位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它已经大大超出了“单位人”想象力的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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