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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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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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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结网 疏理混沌

陈奎德
   (1995年)
   等待“戈多”
    在当今中国,广袤的精神天空上,横亘着两个硕大无比的字:“等待”。
    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正处于重要转型的“前夜”,正值历史的胶着状态,难有作为。除经济外,当下可做的事不多。况且,“历史不是日历”,它并不均匀流驶,在有些时段,事倍功半;而在有些时段,却事半功倍。而人所共知:“事缓则圆”。时间是伟大的魔术师,它可以解决一切历史难题,因此,我们的祖先发展出了具有无限忍耐力的等待型智慧。
    有鉴于此,“等待”、“苦撑待变”,就成了当代中国的集体潜意识。
    然而,我们是否有权利把当下的时段视为虚无和空白,无所事事,坐等最后的历史裁决呢?基本的问题在于,我们已经确定往下的前景了吗? 一部近代中国史,某种意义上,难道不正是中国人一次次的对于玫瑰前景的等待史,不正是为了未来而出让当下权利、为了金色承诺而承担黑暗现状的循环历史?
    其实,从根本上说,难道任何时段不都是过程吗?何时才算是“历史终点”?
    在此“等待”的历史时刻,人们恐怕难以摆脱那挥之不去的“等待戈多”的意象。自从荒诞剧《等待戈多》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一纸风行以来,它已经成了中国人存在状态的基本隐喻。究其实,在这出荒诞剧中,“等待”已化为永恒,而“戈多”则已摇身一变为上帝了。而上帝之不能降临尘世是在情理之中的。
    现在,我们就有把握能等来“戈多”吗?
    诚然,客观地说,目前,在政治层面可作的事确实很少。但是,时至今日,无法否认的基本事实是,政治已不能涵盖一切了。只要眼界放开,越过政治那一团烟笼雾罩的黑箱,极目四望,仍然是别有洞天,亟待开垦的。即是说,在其他领域,可做的事仍是不少的。
   编织诸道统的网络
    《汉书.礼乐志》云:“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笔者借用“退而结网”这一意象,并非对鱼肉或“生猛海鲜”突然萌生了深远叵测的用心。其实,“结网”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目标,完全可以“为结网而结网”。笔者借此想引出的,不过是人们常说的社会的发育、分化和成熟的问题而已,不过是指各就各位,建立自己本行的规范而已。
    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之一,是社会的分化(特别是横向的分化)很不成熟,很不充分。本来,这种混沌性是向现代性过渡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中国的特色在于,这种混沌状态在1949年之后由于毛泽东的浪漫化的原始共产主义和民粹主义蓝图(毛的《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原始村社是为典型)而加剧了。甚至走向了单调的同质性的社会。若是照毛那一套搞下去,三十六行,集于一身,中国社会就简直没有了职业的分殊,没有了专业的身分,没有了行业的区分,消灭了中间的团体,失去了所有的规范,成为一个高度同质性的社会,一个无效率的怪诞世界。
    这就是在中国什么事情都是蜂拥而起,全民卷入,而又顷刻之间烟消云散的社会结构。
    譬如,在整个社会,由于广泛社会动员造成的惯性。过去,一句“关心国家大事”,搅起全民性“造反”狂潮,人人都成了政客。而今,铺天盖地的经商热,也激荡到一切角落,个个摇身一变成了商人,偌大一个中国,已安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了。
    其实,政治是一门专技,商业是一门专技。工业、农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教育、法律、体育、艺术、大众传媒、军事、......各有专攻,各具规范,各司其职,都是不能随便串门的。即使要转行,也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得到同行的认可。只有这样,各行各业,各守本分,社会的运转才不致于乱象丛生、顷刻颠覆。
    当下的中国,尚未完成上述的社会结构性转型。虽然十余年来已开始了这一方向的历史进程,但距离目标尚远。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为例,学人们痛切地感到中国学界缺乏公认的学术规范(paradigm)、学术传统和权威的学术评价机构。简言之,没有建立起深厚的“学统”,没有评价学术水准的客观标准,致使学界常常生产出一个个的“学术新闻明星”,倏忽而起,转瞬即逝,徒留学苑笑柄。这种状况,当然与意识形态笼罩学术研究以及社会对于官方教义的逆反心理有关。但是,不容否认,它与学界未能潜心退守,经营神圣的学术殿堂,即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公认的规范、标准和权威也是息息相关的。在这样的态势下,疯人的呓语和天才的创新就无法鉴别,骂遍名人以自炫的出名术和有深度具创意的批判精神也就不能区分了。如果不能淘汰杂枝败叶,同时也就意味着无法凝固学术创造,等于取消了学术积累,从而不可能进一步往下深入,如此,学术界就充斥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意见”,喋喋不休、纵横驰骋,而难于取得共识和进展。
    这一点,如果同国外的同行学界相比较,其差异特别明显。以六十年代西方左翼青年、嬉皮士等人士为例。作为当年的反体制的前卫先锋,他们其中的不少人,现在已经进入学术界主流,甚至成为一流学者。实际上,他们大多并没有真正改变当年那种反体制的左翼倾向,但是,他们论证自己的反体制倾向的著作,却是合乎学术规范的,甚至有很精致的学术包装。无论你反对还是赞成,你都必须按照学术界的“游戏规则”同他们较量,左翼也好,右派也罢,大家通通都得在学术规范的笼罩之下竞争。如果你不理睬这些“行规”,人家也就懒得理睬你了。
    这就是“学统”的巨大威慑力,它迫使你不得不就范。在这样的学术竞争下,深度和创意都一步步拓展了。
    在现代社会,“专业化(professional)”是一个带有某种神圣意味的词。倘若某人被指为做事不够“professional”,那是非常严重的事。它意味着该人已丧失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基地。
    当然,这绝不是意味着,现存的规范和“学统”是绝对的超时空的永恒金科玉律。没有这种永恒体。它们也是历史性的存在物。但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它们代表了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具有高度的普遍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才保证了学术的进展和深化。甚至那些引发危机和革命的对规范的挑战性问题,也只有在遵循规范的实践中才能浮现出来。如果没有规范,学术就只能在“公说公有理”的噪音中原地踏步。而那恰恰正是所谓“前科学时代”的典型景观。库恩(T.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已对此作了精彩的研究。
    比较而言,在中国,恐怕只有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才算是确立了自己的“学统”,有了自己的公认的“行规”,与国际上通行的规范和机构大体上是协调一致的。而其他各行呢?对不起,通通尚付阙如。
    上述无规范的混沌状态,实际上存在于更大的时空范围。自从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位就混沌不清的了。这里知识分子一词,取国际公认的用法,即脑力劳动者中“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他们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他们并不是在既成主流体制中的操控者,而是所在的既定体制的反思者、质疑者乃至批判者,他们的位置就是在既定主流体制的边缘,观察、省视、批评。五四以来,由于特殊的意识形态真空和政治真空的历史条件,中国知识分子从文化批判者很快转变成主流文化的代言人,成为体制内的操作者,正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是主流文化的颠覆者与占领者一身兼二任”,开始了角色错位。他们离开自己的学院领域,向外扩张,无视自己的批判性职责和学术规范,这种混沌状况,造成了长期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各行各业在此“时钟停摆”的历史时刻,与其紧张地去窥测政治系统高层异动的蛛丝马迹,不如各归各位,“退而结网”。回到自己所属的系统,创建自身的行规、范式和道统,使中国社会真正发育演化为结构清晰层次分明职业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型社会。所谓发育成熟,意味着各领域、各系统、各行业都能相对独立(特别是相对于政权系统的独立),自我组织、自我运行、自生自保、自足自立。各自都有自己的独立空间,有自己独立的“游戏规则”。如果经过一段筚路蓝缕的创造性努力后,学术界有了自己的规范、学统,教育界有了自己的规章、道统,新闻界有了自己的准则、传统,商界有了自己的行规、公约,......政治家(政客)有了自己依法循规的政治竞争舞台和从政渠道(而不是全民从政),医有医德,师有师道,商有商法,......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各循其规,如此,这个社会也许才能算是一个正常社会了。
    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的各种群落、各式组织、各类行业......创建自己的规范和道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能或者必须回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组织形态和规范上去。复水难收,那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譬如,在学术界,人们建立的“学统”就不可能完全是乾嘉学派的“学统”。在中下层社会,要完全恢复传统的家族宗祠、乡党、江湖结社、私人作坊,也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一些评论小说《白鹿原》文章中就已经讨论了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与现代国家建设“对不上茬儿”的问题。当下中国的机运在于,这一社会分化并发育的历史进程是镶嵌在当代国际秩序中的,而国际社会的主体则是已完成分化的现代社会。如此,中外相互交往所造成的促进中国的行业分化和发育的外在趋迫力,中国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对于社会行业分工的紧迫需求,都在催促各行各业建立自己的规范和道统。这就比关起门来从头摸索要快捷得多、准确得多。因此,目前社会分殊的出现、发展,及其孕育自身规范的速度相当惊人,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社会重构:从金字塔到横向网络
    如果更进一步放宽视野,我们甚至不妨把这个问题从更为广泛的意义来观察讨论。它实质上是从属于一个社会内的大大小小各类群落的自组织和自律问题。这些群落可以有很不同的划分方式,甚至不仅仅以职业来划分,也以地域、种族、血缘、宗教信仰、年龄、性别......来划分。所有这些划分方式和尺度,实际上都是社会的中间组织的形成和规范问题。无论系统的范围和领域的大小及性质多么不同,但是,它们都共同面临创建或延绵自身的规范和传统的问题。以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家,如果没有了中层的结构,消除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中间组织,只有一个单一的控制中心全权独揽,象毛时代那样,利用垂直性的各级政权机构,特别是富于中国特色的政教合一的“单位制”、“公社制”和“户口制”,“一杆子插到底”地包管如此广袤的疆域和十二亿人口,其后果如果不是惊心动魄,也是窒难呼吸的,当代中国已经充满了太多的血腥实例,虽令人不堪回首,但却可资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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