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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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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一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五七道德后遗症
·五七道德后遗症
·自由与法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五章
·自由与文化—《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六章
·结语:自由、风险、责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七章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北京“密友”排座次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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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党天下」的奠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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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转换:民主国际的对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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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新诸子时代”

陈奎德
   (作于1995年底)
   道术将为天下裂
   

   种种迹象表明,在中国思想界,一场大论战正在蕴酿。
   虽然,眼下国是仍晦暗沉闷,然而,无庸讳言:“不是不'爆',时候未到”。各派思潮及人物正未雨稠缪,厉兵秣马。倘言禁稍弛,“时候一到”,则风卷华盖,“一切都爆”。储备已久的能量势将夺路而出。届时,论家蜂起,争奇斗胜;思潮喷薄,蔚为壮观;黄钟大吕,内外轰鸣。现代的“诸子百家”势将脱颖而出,纷纷为中国的下一步走向探测路标,“引领”航向。倘若因缘巧合,风云际会,则诸种中国历史千载难逢的精神涌动---春秋格局之再现,魏晋风气之重返,五四局面之降临---何以就绝不可能?
   
   有心人已注意到,除屡仆屡起的原有精神聚积中心以外,1993--1994年又有多种文化人的刊物在大陆静静地问世,如:《东方》、《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原道》、《中国人》......成为大陆学人精神能量的积蓄池。
   
   而海外中国人的思想园地,则更是开风气之先,已经在为即将来临的大辩论“热身”。
   
   山雨欲来。
   
   “道术将为天下裂”。一些人脑海中,恐怕会秫然闪过“动乱”的怖象。
   
   近年来国人使用频率最高的单词,恐怕非“动乱”莫属了。然而,注意仔细疏理它的多义性的人似乎不多。往下中国可能面临的“动乱”,是诸侯独立,各张异帜;还是“周家天子”仍在,然各路诸侯阳奉阴违;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亦或是其他图景?
   
   仅就行为方式而言,是“刀光剑影的大内战”,还是唇枪舌箭的大论战?显然,这二者是划然有别的。依笔者浅见,前者徒然耸人听闻而已;而后者则可能性甚高,笔者亦乐观其成。
   
   “言论自由”常常被加诸的罪名是“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可见,人们思想的划一只是被权力当局“搞定”的。这种舆论一律式的“搞定”,就是众所周知的“语言的暴政”。然而,“思想之乱”难道不正是千千万万有独立有个性有思想的人们的自然存在状态?违犯宪法何条何款?事实上,这么多精神能量的蓄积,必定要千方百计寻求渠道发泄出来,否则,郁积太久,整个社会将精神失常,最后难免陷入暴力迸发式的大混乱。诉诸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事实表明,思想言论的“乱”不仅不可惧,还可能成为其他“动乱”的替代性“泄洪口”,从而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动态稳定,何罪之有?
   
   此外,目前还有一种“超越”言论自由的极其时髦的智慧,叫作“不争论”。据说过去中国的一切灾难都来自“争论”,来源于忘记了东西方祖先们的指教,曰:雄辩为银,沉默是金。况且,我们有何必要去同弱智的“四七二十七”争论呢,岂非自贬身价?这一套犬儒主义的“雄辩”,赢得了广泛的喝彩,笔者自然也是佩服得紧。
   
   但仔细想想,不对了。论述“不争论”优越性的雄辩,不也是一种“雄辩”?而且滔滔数文,下笔万言,然后令他人“不争论”,真乃绝妙的封口药方也,果然高明。其次,更根本的是,过去四十多年的中国果真有过什么争论吗?就以被认为是“争论”泛滥的“反右”和“文革”时代而言,你去同毛泽东“争论争论”看,去同“中央文革”“争论争论”看?可见,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只是一种“没有争论的争论”而已。
   
   因此,真正的争论在中国大陆早已是绝迹几十年的奢侈品了,目前面临的历史机会,是半世纪以来难逢的。
    “煮酒论思潮”
   
   概览近年来海内外的“热点”,可看出,一部分主要思潮及其代表已经大体成形了。笔者以下挂一漏万简略举出的,仅仅是与政治哲学相关的荦荦大端,仅仅集中注意于其影响面及强调重点,自然在逻辑上就难免有相互包容(不宜并列)的缺陷。读者当会发现,有些思潮之间是有相当多的共识的,这里只是把其区别处勾勒出来而已。
   
   1) 民主主义。视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为政治地图的基本分野,奉民主为最基本的价值。推崇法国大革命反抗专制的彻底精神,在中国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以魏京生、许良英、方励之等为代表。
   
   2) “民主社会主义”。仍奉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为基本旗帜,强调下层民众的疾苦和民主权利,欣赏北欧式的福利社会。刘宾雁、苏绍智、王若水等为主要代表。
   
   3) “宪政民主主义”。主张在承认中国大陆现行宪法和政权的基础上迫使当局行宪,在行宪的过程中修宪;主张现在就应一步一步地开始民主的进程,并重视中共党内的宪政改革力量。阮铭、郭罗基、李洪林等为代表。
   
   4) 自由主义宪政派。认同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基本渊源的渐进自由主义传统,注重具相对自主性的社会的成长,并强调法治的生长。在海内外亦有相当知识界人士支持,如林毓生、胡平等人,笔者自己亦基本认同该主张。
   
   5) 经李泽厚解释过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吃饭哲学”,主张发展的“四阶段论”:经济,自由,正义,民主,基本认同邓氏的当下改革方略,以李泽厚、刘再复为代表。
   
   6) 崔之元等的“第三条道路”。声称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分法,主张第三条道路式的“制度创新”,反对“绝对产权”,认定当下中国大陆的某些举措(如乡镇企业等)具有制度创新性的典范效应。主张者有邹谠、甘阳、崔之元等。
   
   7) 新马克思主义。一股源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评思路的对现代性的反思,加上法国人福科等的“话语理论”为立论支点,主要致力于反抗西方现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作为后现代的主流思潮之一,赋有“反西方”倾向,主要活跃于文学和文艺批评界。代表人物有李陀、唐小兵等。
   
   8) 新儒家。主张中国现代变革的精神资源主要应从自身的传统中发掘,同时中国的主流传统应当对当代世界作出成功的回应,即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如此,儒家的现代生命形态(政治、经济、文化)将对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代表人物有杜维明等。
   
   9) 基督教民主主义。为怀有强烈使命感的华裔基督徒所倡导,主张在中国必须首先引进基督教,才有可能实现民主。代表人物有王策等。
   
   10) 伊斯兰社会主义。流行于中国回教徒中思潮。崇仰回教信仰,崇仰牺牲精神,鼓吹平民主义,反对世俗化,反抗当今世界的主流体制,带有若干毛主义的特征。中国作家张承志为其主要代表。
   
   11) 三民主义。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既适应世界潮流,又合乎中国国情,是拯救中国的最优主张。过去中国的灾难是由于背叛三民主义所造成的,今天应当对之重新评价并使之复兴于中国。在海外侨界和部分留学生中有一定影响。
   
   12) 新保守主义(第二思潮)。与1989年之前的新专权主义(常译为新权威主义)有渊源关系并有过之。不仅在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强调尊重国情,尊重传统,尊重现状,尊重权威,尊重意识形态的“禁忌体系”。以萧功秦等为代表(注:萧功秦观点1998之后已有改变)。
   
   13) 太子党纲领的“国家主义”。以地缘政治和国家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张以“党产制”取代国有制,对权力占有的关心远超过对意识形态的关心。其主张集中体现在“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一文中。
   
   14)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强权政治现实主义。以执政者角度考察中国问题的策论式思考,带有反智主义色彩的强权政治,其基本特色是把中国半个世纪的灾难主要归咎于知识界。以王山等人为代表。
   
   15) 邓力群等的毛主义。中共党内意识形态利益的左翼代表。在内政和外交上都主张基本上恢复“反修”时代的毛主义。以胡乔木、邓力群等为代表。
   
   16) 反西方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并非一种意识形态,但由于冷战后全球性的民族主义复兴,它享有任何意识形态不具有的最为广泛深厚的土壤,并且可与大多意识形态结盟。鉴于近百年的中国人的精神创伤,鉴于中国与西方目前的对峙态势,它在在中国知识界也扩大了市场。
   
   除了上述具有价值倾向的系统性的思潮外,另外还有一些赋有操作性的制度性主张或对策,譬如,严家其等人主张的带邦联色彩的联邦制,胡平的内阁制优于总统制的主张,王绍光、胡鞍钢等人的中央集中财权主张和原赵氏智囊团部分人所主张的制度性的地方分权主义;厉以宁产权改革和防治失业优先的主张以及吴敬琏物价改革和防治通货膨胀优先的主张,等等。
   拷问我们的心智
   人们或会问,文中列了如此之多形形色色的“主义”,何以不能超越“主义”之争?
   
   实际上,上述诸种“主义”并不全然表示某种全盘式的意识形态和解决方案。这只是一种为方便省字而采用之法。笔者绝对无意在此替人贴标签。如所周知,当年胡适所倡导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今天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称胡适为“渐进主义”、“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有鉴于此,深望不喜欢“主义”的朋友们见谅,盖约定俗成,事出无奈,不得已耳。
   
   身处中国“新诸子时代”前夜,目前海外的“预演”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的。由于没有太紧迫的利害相关,就不至于过于煽情而使情绪支配论辩,也许可以多一分理性。如此,有可能达成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同时,通过“话语”竞争的自然淘汰,剔除某些过于荒谬的主张,有利于缩短将来的论辩时间。
   
   人们注意到,本文所举的多数思潮并未公开否定“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这些基本价值。虽然,它们强调的重点和先后顺序容或有所不同。因此,在未来的思想交锋中,由于百年痛史的教训所留下的深深的痕迹和海外的预先淘汰,有理由期望,比较五四时代和八十年代,这次将出现更精致的价值排序的论证,更具体的可操作的施政方式的阐述,以及更可行的解决当下问题的策略描绘。
   
   有一个困扰人们的梦餍,令人挥之不去。即:倘诉诸历史,鉴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独尊儒术”,五四运动之后的“独尊马列”,中国的思想运动是否永远避不开它的宿命---统一的意识形态终局?实际上,金观涛、刘青峰已有专文论及这种“中国的意识形态牢笼”了。
    长远的前景无人能够断言。但至少在近期,笔者看不到这种“必然宿命”。除非爆发内战,胜者挟其意识形态君临天下。
   
   原因首先在于,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意识形态已经名声扫地。现实的国家利益,将引起人们更强烈的关注。渐进主义已成为几乎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因此,全盘解决式的某一套新理论体系,无论听起来多么美妙,已不大可能为中国人一致性地接受。这是本世纪中国人为意识形态狂热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所获致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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