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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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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105)近代宪政的演化结束语
《海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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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回眸:民权年

   2003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在未来史书上,2003年中国之大事件首选何事?是国家主席换人,还是神五升空?……其实,上述种种,过眼烟云而已。而另一桩在中国官方传媒上渺无踪影的事件,我却认为必将凝结在历史上。这就是:民间维权浪潮。
   
   有鉴于此,2003年,对中国意味着——权利。可以恰当地把它称为中国的“民权年”,或用国内学者的语言叫“新民权运动”年。而杜导斌、刘荻、蒋彦永、郑恩宠、孙志刚、孙大午……,这些名字势将载入2003年史册。

   
   中国大陆的学人近水楼台,已经察觉到了民间的这一涌动,并诉诸笔墨。于是,我们看到了大陆内部此伏彼起的维权案例,看到了《新闻周刊》年终特刊“新民权行动”…..。海内海外,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此之谓也。
   
   国内学人在论述这种“新民权行动”时,把它与1949年以来的中国的其他民间运动比较,敏锐地观察到了它的几个崭新特点:
   
   1. 个体型而非群体型
   2. 自发性、案例型,意识形态淡化
   3. 注重宪法权利,凸显法治主义
   4. 诉诸司法过程
   5. 寻求一百多年以来的近代传统资源
   6. 与中国各类不同区域和族群的权利诉求相呼应、相激荡:如香港、西藏的维权示范作用与内地的交相激励。
   7. 维权活动的公开化透明化
   8. 网络的关键作用导致维权行动全球化,网络成为无权者权力的具体象征
   9. 公共知识分子的重新出现和参与,网络签名所激发的社会驱动力
   10. 法学家逐步取代经济学家的舞台中心位置
   
   以上种种,可以在《观察》发表的 [2003:“新民权运动”的发轫和操练(王怡)] 和[“新民权运动”元年(秋风)]两文中发现其详尽脉络,也可以在国内外几封联署公开信和宣言中发现其实践踪迹。笔者以为这些特征的描述大体上是精当的。
   
   笔者在这里想补充的是,诚然,司法与政治是相对独立的,而古典自由主义在逻辑上也有非政治的特征。然而诉诸历史,从长程眼光看,司法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仍是彰彰在目的。即使在普通法系的国家也照样如此。因此,在当下中国,司法过程如何演化为政治过程,司法实践如何转化为政治后果,就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这里,通过个案的声援达成的某种精神集结,通过网络联署达成的某种堂堂正正的公开群体效应,恐怕是达成上述转化的关键渠道之一。
   在这一问题上,除了西方的历史经验之外,我们也并非没有传统资源可供后援精神支撑的。东林、复社、公车上书、蔡元培长北大时期……,都是鲜活的自家历史脉络。
   
   明末的东林书院,清名远播,全国各地学人一致仰慕,联翩来集,皆以东林为归。其学风鼎盛之时,人才涌涌,致使书院宿舍容纳不下。东林首领顾宪成强调“实学”,其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提倡关心国是、体闵民生疾苦、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由于东林清流名声卓著,朝野瞩目,同时也导致权奸迫害。宦官魏忠贤专政时期,阉党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东林党多人被杀害。直至魏死,东林党得以平反昭雪,并成为中国历史上书生结社论政革故鼎新的典范。
   
   复社,作为江南士大夫继东林党之后发起的文人组织,主张改良政治。复社领袖张浦以“兴复古学,务使为用”为宗旨,集郡中名士,并联络江、浙诸省文人,将全国16个文社合并而成复社,声势浩大,规模堪称读书人聚集之最。
   
   开近代中国变法之端的是“公车上书”。1895年3月18日,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时值中国甲午战败,与日本所订的《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内容已传到北京。当时云集京师的举人义愤填膺。先是,各省举人分别向都察院提出要求,但效果不显。嗣后,康有为倡仪18省举人联名共上一书,向清廷提出强烈要求。众人推举康起草。于是他撰写了一份长达1.8万余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亦为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此举为戊戌变法拉开了序幕,从此,中国的现代改革与革命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往后延伸,公车上书20 多年后,蔡元培长北大,延揽人才,广纳贤士,致使古今中西的各类才俊,云集红楼:胡适、陈独秀、周氏(树人、作人)兄弟、梁漱溟、李大钊、辜鸿铭、刘师培……济济一堂,互相辩难,相与切磋,天下响应,风起景从,兴起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中国是非纠结恩怨缠绕的历史格局。
   
   上述事件,虽然意识形态色彩较重,但其权利启蒙之功,却不宜抹杀。否则,当今的民权诉求,就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流了。因此,当今之世,如何借鉴西方与中国的传统资源,如何在后极权政治时代开辟出中国国民的维权之路,使司法与政治声气相求,互为援手,相互平衡,是当代中国人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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