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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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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五七道德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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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上,硝烟中,民间社会凸显
·今又六四,多事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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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维权律师与美丽岛案—— 从高智晟律师案谈起

高智晟其人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因为法轮功信众被迫害事直言上书中共胡温领导层,不久,其律师事务所于11月4日被北京市司法局以“没有申报律师事务所办公地点的变更和非法为非本事务所律师提供法律文书”的莫须有罪名,被停业整顿一年,如不加改正,将取消律师事务所资格。
   但是高智晟并未退缩。11月22日,他发表致胡温的第二封公开信,披露北京市安全局的二十名左右的便衣寸步不离地跟踪高律师及其家人。每天至少有不低于9辆的车围在高家门口的三个方向,18日、19日、20日三天,车辆增加到二十辆以上。甚至,在高律师前往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的两位朋友时,公安人员居然在二环路上,在80公里/时速的情势下驱车挤擦高律师的汽车。如此丧心病狂的恐怖行为,竟然发生在首都光天化日之下。显然,北京当局不仅是在用死亡威胁中国的维权律师,同时也是在傲慢地向国际社会示威,摆出一付“我是黑帮我怕谁”的痞子叫街架势。
   但是,他们认错了对象。高律师并不买账。在国家恐怖主义咄咄逼人的阴影下,他凛然对当局声明:“在对我和我全家的非法及肮脏的迫害结束前,我将持续地做两件事。其一、每天通过以面对文明社会的公开信的方式,促你们的政府遵守中国的法律;其二、我将策划起诉非法迫害我全家的两个单位。”
   于是,球踢回到了政府手中:是置全球滔滔舆论于不顾,悍然逮捕高律师,以彻底封其口;还是顾忌舆论压力,任高律师不停地发表公开信并策划起诉警方;抑或是干脆改弦易张,停止迫害,走向司法独立,执法公正?细究起来,三颗果子,无论哪一颗,对北京言,都难以下咽。他们心中那点小九九算盘,将如何拨珠,人们将冷眼以观,拭目以待。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高律师在高压下的气度与胸襟,使笔者脑海中倏然浮现出先贤孟子的上述名言。事实上,高智晟律师在事变前早就坦陈过自己的襟怀:“无论走到哪里,和这个政府各个部门的长期斗争,使我们成为一个道德的完人。钱不能使我动心,色不能使我动心,我们不给他们留一点攻击我们的把柄。”活生生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现代版本。其浩然之气,澎湃充盈;,一位当代中国大丈夫,巍巍乎挺立于天地之间。

维权律师:中国的高风险行业


   若从更深广的视野考量,更重要一点的是,高智晟律师这一案例,凸显了当代中国维权律师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崛起及其中流砥柱作用,也凸显了这一职业群体在中国所处的特殊的艰难境地。
   这里,需要提醒国内外公众注意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律师,特别是维权律师,是当今中国最危险的行业之一。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中国从根本上取消了律师这一行业。当时的中国,无法无天,毛权横行,冤狱遍地,国人的权利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毛去世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了律师行业,但仍留有毛时代的浓重遗迹。当时律师是干部编制,即律师并不是自行开业的独立专业人士,而是国家的雇员,为党政当局服务。一旦当事人与党国利益发生冲突时,律师就成了摆设,当事人是不可能指望律师真正为自己的利益辩护的。九十年代之后,迫于经济体系与国际接轨的紧迫需要,在国内外贸易、国际压力、国内法学界及其他领域知识分子等各种压力的综合作用下,自行开业的独立专业人士的律师群体才在中国大规模兴起,在民事案件诉讼中,与国际司法惯例的差距已经日益缩小。但是,在刑事领域,特别是涉及维权及政治领域,中国律师与外国同行在执业环境上仍有根本的差别,在没有司法独立的中国,维权律师虽然背靠正义,才华卓绝,却往往不仅难以救人,而且经常不能自救,甚至自陷囹圄。近几年来,冲突似乎日益加剧,他们的危险处境似乎日益彰显了。这不能不使国内外人士和国际社会忧心忡忡,高度关切。兹举几例,以窥一斑:
   前些年,就有为上海拆迁户的权益辩护、结果自己反被当局投入监狱的郑宠恩律师。有为湖南邵阳民办教师转正案、为民营企业家孙大午集资案、为陕北油田事件六万名被政府任意剥夺了经营权的投资者辩护而被当局关押了数月的朱久虎律师,有为被迫害的法轮功信众辩护而被迫流亡海外的郭国汀律师,有为“新青年学会”杨子立等四君子辩护而自掏腰包的李和平律师,有为传播圣经福音的蔡卓华牧师辩护的范亚峰、张星水、滕彪、王怡等律师,有为广东番禺太石村村民维权辩护的郭飞雄、范亚峰等律师,有为陈桂棣等被诉诽谤案作代理人以及为郑宠恩作代理人的浦志强律师,现在,又轮到曾为辽宁郑贻春教授进行辩护和上诉、为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辩护、会同许志永等律师对河北承德陈国清等无辜罪嫌辩护、为法轮功信众辩护的高智晟律师了。
   作为维权律师的他们,尽管危险极大,报酬极少,有时甚至要自己倒贴;尽管从业者寥寥无几,少有人问津,但毕竟,还是有人站出来了。这是当代中国精神领域中少有的几许亮点之一,弥足珍贵。这些人,作为中国的“稀有动物”,正是当代中国的脊梁,一批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所受的迫害,他们的职业风险与道义担当,使他们成为转型时期中国维权运动的中坚,成为引人注目的崛起的一群职业维权人士。
   有鉴于此,国际社会不仅需要高度关注中国弱势群体的人权状况,同时还需要高度关注为这些群体奔走呼号辩护的维权律师本身的人权状况。我们寄厚望于这些出类拔萃的律师们。
   海内外舆论对他们的处境深怀忧虑,面对一个无所不在庞然大物的强权,甚至有人极而言之,希望他们放弃抗争,以策平安。然而,现实的境况表明,不是人们要不近人情地向中国维权律师的肩上压重量,而是中国的现实环境已经把巨大的历史重担压在了他们的肩头。事实上,那重量已经在那里了。他们已经进入了法律的、政治的斗牛场。其结果,不是中国在维权律师及广大公民的抗争下、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转变为一个司法独立的法治社会,就是这些律师被目前这个凌驾法律之上的党治机器所吞没。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第三条道路。
   我们切不可小看这些律师的垂范作用。 遍观中外历史,在从威权社会向民主法治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律师往往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正如高智晟律师所体认的:“给我十万律师,胜过百万精兵”。
   台湾以美丽岛事件为转折点的社会转型史就是典型的案例。

从“美丽岛事件”看律师在社会转型中的功能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台湾风雨飘摇。自由主义及有关中西文化论争的思想重镇《自由中国》和《文星》杂志先后被迫停刊,在中美建交,台湾已被视为“亚细亚的孤儿”、其命运岌岌可危的危急情势下,1979年8月,以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黄天福、吕秀莲为副社长,张俊宏为总编辑的《美丽岛》杂志问世。《美丽岛》杂志以社委的形式组成,网罗了全台各地的党外人物,发起过多次群众集会,在实质上已具有政党的雏型。
   1979年12月10日晚间,《美丽岛》人士在高雄市新兴区大圆环举办国际人权日纪念大会﹐吸引了数万民众参加。人群中有人私自点燃火把,治安单位据此认定“持火把游行”违背申请之约,于是开出镇暴车辆,摆出镇暴队形,包围大圆环﹐终于酿成一 场警民大冲突。约有近百名宪警受伤。
   12月13日清晨,警备总部采取迅速行动,以“叛乱罪嫌”逮捕美丽岛首要人员:张俊宏、姚嘉文、陈菊、吕秀莲、林义雄、王拓、杨青矗、周平德、纪万生、陈忠信、魏廷朝、张富忠、邱奕彬、苏秋镇被捕,施明德在逃。当天警总并查封美丽岛杂志社及各地服务处。14日,警总经立法院同意,逮捕立委黄信介。其后,警总又陆续逮捕相关人员约数十人。施明德也于1980年元月8日被捕。协助施明德逃亡并藏匿他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高俊明牧师﹐以及林文珍、张温鹰﹑施瑞云等多人亦受牵连被捕。
   1980年2月20日,美丽岛事件在押嫌犯黄信介、施明德、林义雄、姚嘉文、陈菊、吕秀莲、张俊宏、林弘宣八人以“叛乱罪”被军事检查官提起公诉;周平德、魏廷朝、王拓、杨青矗、陈忠信、邱垂贞、戴振耀、邱茂男、范政佑、蔡有全、吴文贤、陈博文、张富忠、许天贤、纪万生、蔡垂和、余阿兴、李明宪、范巽绿…等共37人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4月18日,警备总部军事法庭判决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14年徒刑、姚嘉文、 张俊宏、林义雄、吕秀莲、陈菊、林弘宣各处有期徒刑12年。
   虽然美丽岛事件使得历经十年艰辛凝聚而出的“党外”政团,在一夕之间几乎被一网打尽,但是大规模的军法与司法审判,却使一批辩护律师破土而出。由于审讯的重点,不是放在“与军警冲突”的事件上,而是提升 到“叛乱”、“违宪”的高政治层面,因此每一位被告的答辩,都对台湾的政治问题提出他们的“政见”,且充分显露出他们关切台湾前途的心情。都经由这次的军法大审与新闻报导,提供了台湾民众“脑力激荡”﹐无异给台湾民众带来了一次印象深刻的“政治教育”。由于有这次政治教育,使得在翌年的中央民意代表的选战中,重新出发的党外候选人多能从挫败中恢复元气,重新整合而进入新的阶段。
   这一群学有专精的辩护律师,由于为美丽岛事件嫌犯辩护,声名大噪。他们从幕后走到前台,纷纷投入党外运动,成为美丽岛事件后党外反对运动的中坚。著名者如谢长廷﹑陈水扁、尤清、江鹏坚、苏贞昌、李胜雄﹑张俊雄、郭吉仁…等人,都是在担任美丽岛辩护律师之后,风云际会,投入政治的。
   在台湾政治变迁史上,作为转折点,美丽岛事件深刻影响了台湾往后数十年的命运。包括现任总统陈水扁、行政院长谢长廷、民进党党主席苏贞昌、前行政院长张俊雄等人在内,当时美丽岛事件的十多位辩护律师,今日已然成了执政党的中心骨干。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现今台湾执政当局的核心力量就是当年那批辩护律师。
   当然,律师从政,位居中枢,并非仅台湾然。在世界近代政治史上,所在多是,绝非偶然。基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对律师素质的要求与对职业政治家素质的要求有相当多的重叠处,如:对法治优于人治的体认,对正义的执著,对法律至上的敬畏和了解,对公民权的尊重,滔滔演讲的才能,随机应变的急智,应对媒体的机敏,谈判妥协的技巧……。所有这些,既是对律师的要求,也是对职业政治家的要求。在当今中国,这一批维权律师,除了拥有上述基本素质外,他们还有一些特殊的履历:无论当时在场与否,他们在精神上经过天安门六四的洗礼,认同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诸普世价值,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命,赋有法学的专业训练,熟谙网络时代游戏规则。综合所有上述基本素质,人们有理由期望,中国维权运动成败与否,与他们相关极大。中国社会及政治变迁,也与他们相关极大。遥想美丽岛事件当年,要求尊重人权﹑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开放旅行禁﹑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的被告及其辩护律师,被当局打成“阴谋份子”“野心家”“破坏稳定”“颠覆国家”等罪名。但是苍天有眼,历史无情地给出了更为公正的判决。这些人后来被称誉为”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良知”、“先知先觉”和政界中枢。回望当年居高临下趾高气扬宣判他们的法官们,而今安在哉?中国大陆的高智晟律师们,现在也被当局认定为“不稳定因素”、“坏分子”和“自由化分子”。可敬的中国大陆傀儡司法当局,当历史的公正判决终于下达时,高律师他们的位置在哪儿,你们的位置在哪儿?竭尽全力想象一下吧。想清楚后,你会知道你该做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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