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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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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中国宪政理论的先驱——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2、33)

   

   一、

   萧公权(1897~1981年),生於南安(今江西大庾),字恭甫,号迹园。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他融汇中西方学术,卓然自成一家,在中国政治学领域享有声望与影响,是在思想学术界推进宪政理论和自由观念的卓越人物。

   萧公权早年就读清华学堂,1920年夏季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和康乃尔大学,至1926年夏季在康乃尔取得博士学位。当年回国后,历任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讲授政治学、比较政府以及法理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萧先生南下成都,在光华大学、燕京大学、四川大学任教,并兼职于国立编译馆。1948年,被选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四十年代末再度赴美,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中国历史和思想史教授,名誉教授。1981年在美国去世。

   萧公权先生的主要著述有《政治思想史》、《宪政与民主》、《翁同龢与戊戌维新》、《19世纪中国乡村的政治控制》、《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以及早年(1927年)他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作为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由伦敦和纽约的出版社同时出版],去世后则有《萧公权全集》九册出版,等等。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萧先生的代表作,传播广泛,常被用作大学的教材和主要参考书。全书从先秦年间讲述到民国初年,按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共分三部分:1)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2)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3)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萧先生游走于于中西文化之间,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独到的研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既见异同,又论优劣,条分缕析,脉络清楚,既是思想史作品,又是政治分析论述,全书娓娓道来,颇见功力,已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学界的经典,是在学术领域梳理和批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系统性奠基著作。

   纵观中国政治,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

   对于部分国人津津乐道的中国固有“民本”思想,萧先生以他所受的严谨的学术训练,指出了它与民主的区别。公权先生说:"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量,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表面上看,民主只是比民本多一"民治"而已,似乎民本与民主很接近。其实,细较之下,两者完全不同。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民治"的权利居于核心地位。所谓"民治",就是由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公共事物。

   萧先生并不局限于学院高墙内研究政治思想,他也积极投入现实的政治论争,并用自己坚实的学养用平易的语言为民主自由背书:“什么是民主?我们简单的答覆是:人民有说话的机会,有听到一切言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举生活途径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选举政府和政策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不待将来,此时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起码民主。假使这种起码的民主尚且办不到,却明唱玄虚的高调,暗用武断的方法,那决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贼。”(《说民主》)

   二、

   萧公权通过有说服力的分析,不赞成当年国府所划定的中国政治发展须经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而主张立即实施宪政。他指出:“我个人也相信宪政是一种政治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高远玄虚的理想。我觉得较妥当的说法似为:宪政是过程也是目标,而目标即是过程的一部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达目标,须经过程。要实现较圆满的宪政,只有从较幼稚的宪政做起。张(佛泉)先生说我们不能在达不到完美宪法理想的时候,“先过几天黑暗的政治生活”,真是十分明快透辟之言。[大学]“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没有先学会抚养孩子而后再去嫁人的),这句话,也可以做一切“训政”论的答覆。”“(一)宪政随时可以开始,但比较完美宪政的实现需要经过相当时日的推广与进步。(二)由低度宪政到高度宪政实行的过程,在实质上包含一个学习的(也可以说教育的)过程,而且学习的过程和实行的过程融为一片,不容分割为先后的段落。(三)宪政是过程,也是目标。

   萧公权特别清楚地论述了:宪政本身就是训政的过程。不能在宪政之外求训政:“我再确切的声明,我对于张(佛泉)胡(适)两先生随时可以开始宪政的意件是同情的。我认为除实行宪政外,别无其他训练宪政能力的方法。我们不能再蹈袭前人“训政论”的错误。然而我们也不要轻视了我国人民的弱点。我们虽不可于实行宪政之外求训政,却必须于实行宪政之中努力“养成民治气质”知识阶级应时时注意提高自己“参加政治的资格,以为一般后进民众的先趋和榜样”。(《宪政的条件》)

   “什么是民主?我们简单的答覆是:人民有说话的机会,有听到一切言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举生活途径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选举政府和政策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不待将来,此时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 ——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起码民主。假使这种起码的民主尚且办不到,却明唱玄虚的高调,暗用武断的方法,那决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贼。”(《说民主》)

   从早年起,萧公权就对政治多元论下有很大功夫,并也卓有建树。他指出该理论把有关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的宪法保障这一古老的观念置于更广泛、积极而坚实的基础之上,这是一元论者应该吸收的重要政治理念。虽然萧讨论的政治多元论后后来的政治学者达尔(Robert A. Dahl)不同。但在笔者看来,萧氏的更古典的略带张力的政治多元论述,更具有理论力量。萧写作《政治多元论》固然与当时美国学术与政治热点相关,当时政治多元论恰好是美国政治理论界的重要话题,同时对于这位生于清末民初,曾热心阅读《民报》,并亲身参与五四运动的沉思型青年,用政治多元论来对比观照中国的现实政治,显然是富于挑战性的课题。这种政治多元性对于缓解在美国宪法基地上的政治一元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契机,对萧公权本人思想中的某种黑格尔色彩,是一种平衡。。

   萧公权先生既是二十世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同时又是一位稳健的“老派”人物,他不赞成“打倒孔家店”,主张把孔子的思想与专制帝王所利用的“孔教”区别对待;他认为传统蒙学虽有戕害人性的一面,却也未始不是一种基本功的有效训练;他认为“新文化”对旧式家庭的攻击过于偏颇,因为“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当代台湾学者林谷芳尝言:“知识分子的一个角色就是拉车与刹车。社会太保守,你要把它往前拉。太冒进,就要帮它刹车。”萧先生在那个急遽变化的时代所承担的,主要是一个刹车者的角色。

   从外部观察,萧公权的学术世界,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中西文化的折衷;二、旧学与新知的贯通;三、情感兴理智的交融。这三大特征与萧氏所处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而萧氏思想的内部特征,则有三个突出的方面:对道德优先性的肯定、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的取向,以及对民族文化生命的关怀。这三个方面都与近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而萧氏的历史地位,也由此益为彰显。

   从学术立场来看,萧氏毕生关切的问题,正是中国历史的变与常,他正是站在这一个基本关切点之上,来从事对中西文化的折衷与融会。在这种旧学与新知的融会,以及中西文化的折衷之中,萧氏在近代中国人文学术史上,树立了一个「治道征前史,多方论折中。人如秋水淡,诗与夕阳红」的典范与人格,永为后世所缅怀追念。

   萧公权的学术生涯虽然是研究、传播和发展在西方成长起来的政治思想,但他也赋有很深的国学修养,这不仅表现在他呕心沥血的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有关中国政治源流的开创性研究,同时也表现在他的中国格律诗的造诣中。他写了大量诗作,常与吴宓唱和。仅在在成都的几年,他就写了九百多首诗。抗战年间在成都的燕京大学,有所谓“四大名旦”:陈寅恪,萧公权,吴宓,李方桂。这几位教授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吟诗作赋,酬唱应和,是为一时佳话。这种人文景观,几成绝响,很难复现于后世了。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Friday, October 07, 2005本站网址:http://www.guanch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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